（2003-11-15 14:26:20）来源：南方日报

)    记者   志清　实习生　吴爱芳    见习记者　聂寒非　通讯员　陈贻新　张晓冰

    全世界数千门学科，绝大部分是外国人创立的，因而也就有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教授在央视上的尖锐批评：中国的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跟踪式研究，原创性研究少而又少。

    其实，中国还是有原创学科的，钱三强先生题名的 《软科学手册》确定中国的原创学科有三个，可拓学就是其中之一。

    广东工业大学的蔡文研究员，就这样再度走进了我们的视野。１８年前，当他的“异端邪说”还不为人们所理解，很多论文发表不了的时候，南方日报的两位记者就已跟踪采访他十个月，让他的“矛盾数学”于１９８５年就与读者见面。

    我们关注蔡文，因为我们对科学怀着深深的敬畏。

    我们尊敬蔡文，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明白“坚持”的力量。

    开始——当时整个人都发疯似地全身心投入了

采访科学家真是件困难的事情，首先就是知识隔膜。一见蔡文先生我们就请教，可拓学是什么？“物元”到底有多玄？对于这门生在广东、长在广东的“本土”学科，我们和绝大多数读者一样，茫然不知。

    记者：感觉您从事的研究很深奥。

    蔡文：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研究许多在数学上看来“无解”，但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却能解决的问题。

    记者：能举个例子吗？

    蔡文：“曹冲称象”就是这样的例子。只能称２０斤的秤为什么能称数千斤重的大象呢？变化事物的质（大象变成石头）就可以了。实际生活中很多问题数学上好像不能解决，但人们在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中都在想办法，就是要转变脑筋，把“不行”变成“行”。

    记者：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眼光才有了今天的可拓学。

    蔡文：这是一方处女地，古今中外没人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尝试走出一条路来。那时我收集了古今中外很多矛盾问题，试图找出它们的共同规律。

    记者：一个苹果让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引力，而“曹冲称象”让你开始了可拓学。

    蔡文：刚开始我称之为“矛盾数学”，认准了方向后，我就开始动手找资料做研究，当时我还是广工的数学老师，还要上课，每学期１０８堂课，有１０８个学生，１０８本作业，那时的我晚上１０点前是公家的，１０点后才是我个人的时间，每晚我干到凌晨四五点。

    记者：听说这种日子你熬了７年，终于熬出了这门学科的奠基论文——《可拓集合和不相容问题》，１９８３年发表在《科学探索学报》上。那样的日子苦吗？

    蔡文：当时整个人都发疯似地全身心投入了，根本不觉得怎么苦。那时的广工搬去了韶关，就在南华寺里面。粤北的冬天可真是冷，尤其是到了放假，所有人都回广州了，包括我的爱人和儿子。我一个人看着一栋宿舍，有点冷清，可我特别享受。

坚持——说是伪科学的有，说是“异端邪说”的也有    

    ２０年，可拓学从一篇文章发展到一门学科，从一个人发展到遍布海内外千多人的研究队伍，广东的这门原创学科开启了让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国人创立的学科的历史……    

    记者：我听说您一直是广工的一个焦点人物，也是广东科学界的一个“问题人物”，不少人对您的研究并不理解。

    蔡文：你的话让我想起吴学谋的话，他也是中国原创学科的带头人之一，在武汉，他曾跟我开玩笑说，我们俩是中国的两个“大傻瓜”，在地上挖洞，若干年后，人们把我们埋下去，在上面建起一座大厦，然后，就骂这两个傻瓜，连洞都挖不好，挖得歪歪斜斜的。

    记者：您自己听到的最难听的议论是什么？

    蔡文：说我是伪科学的也有，说我搞的是“异端邪说”也有，还有人对学校让我全职搞研究愤愤不平，说蔡文的研究又不能为学校赚几个钱，凭什么让广工这么把他养起来。

    记者：那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些声音呢？

    蔡文：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走的是没人走过的路，你怎么能要求别人一定要认同呢。其实我们的很多想法也都很笨，今天觉得这样好，明天又觉得应该是那样才对，总是反复思考经常推翻重来，可以说在研究的路上从来没有顺利过。

    记者：那么家里人呢，他们支持您吗？

    蔡文：我很幸运，家里人从不因为我这种疯狂而和我争吵，多少次深夜，总有热热的夜宵放在我桌边，没有他们的这种支持，我可能很难坚持到今天。

    记者：听人说您当初为了一个公式就推算了一年多。

    蔡文：我的脑袋就这么一丁点，错漏在所难免，我不怕错，错了就改，只要言之有理，谁都可以改我的。再说科学的东西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开始总是较粗浅，但发现缺点后，再改，好东西就慢慢出来了，科学是一个不断修正错误不断完善的过程。

    记者：现在可拓学走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蔡文：目前，可拓论已与多个领域结合，进入应用与推广的阶段。它也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关注，自从可拓学网站开通以来，从广东到全国各地包括台湾，从日本、新加坡、美国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洲、欧洲等地，有很多读者都在通过网络了解可拓学，进行可拓学研究。可以说，今天已经初步开花结果了。    　

记者：和您当初在南华寺所期望的一样吗？

蔡文：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不能称为一门学科，但一门学科一定是从一个人开始的。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时候，我掂了掂，估计要做出点名堂来，至少需要二三十年，我想我这辈子能与众多学者一起为可拓学先打个初步基础也就不错了。   

 有一点我必须说明，对于一门学科而言今天仅仅是开始，要有大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肯定，它再也死不了，再也打不倒了！

广东——省长叶选平先生说可不可以不要蔡文上课

    ２７年风雨历程，蔡文承认，如果不是在广东这样的环境下，可拓学也许早就死了。很多部门和各界有识之士都在支持他的研究，给钱给人给研究室。

    记者：尽管不了解您现在做的工作，但还是为广东有一门这样的原创学科而骄傲。

    蔡文：为了这门学科，这２０多年来牵动多少人的心，这背后的东西很少为外人所知。８０年代，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后，当时的省长叶选平先生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就说可不可以不要蔡文上课，让他一门心思搞研究，就这样，１９８６年广东工学院就成立了物元分析研究室。

    记者：不用上课照领工资养个“闲人”，的确有点广东气魄。

    蔡文：是这样，所以议论也很多，后来当时广工的钟韶校长在会上公开讲：“这么大一个大学还养不起两三个这样的人吗？！你们以后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了！”

    记者：那经费呢，怎么解决？

    蔡文：在１９９２年以前，我搞研究主要靠的是家里的钱和“到处乞讨”，后来实在不行了，我就给当时的省委书记谢非写信，学校也就给我每年拨５０００元专款；又给了我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专门接待前来学习可拓学的研究学者。这次，召开可拓学创立２０年庆祝大会，广东工业大学陈年强书记到处为会议募集经费。

    记者：听说您参加一些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学术活动，都是政府“埋单”。

    蔡文：１９８５年我应邀去西班牙参加第一届“国际模糊信息与模糊系统学术讨论会”，没钱，怎么办？当时的副省长王屏山得知我的困难后毫不犹豫资助我，多亏了那３０００美元，否则可拓学就走不出国门了，我因此成了广东第一个拿政府外汇出国的学者。去日本也是这样，政府“埋单”。

    记者：当大家都不知道“可拓”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要这样支持您真的是要独具慧眼。

    蔡文：有时还要有胆量和勇气。就拿１９８６年评我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这件事来说，广东省有关部门坚决支持我，在关键的时候排除偏见。后来评职称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我这门学科是全新的，根本无法去套别的学科，所以我报了个“物元分析研究员”，第一年因为“不属本学科范围”而不能为原有学科组通过，第二年广东省高评委会毅然决定不通过学科组，直接由高评委讨论，通过我“物元分析研究员”这个职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物元分析研究员”。后来我的同事就沿用这个职称了。

    记者：怪不得科学界不少同行羡慕你。

    蔡文：我认为只有广东才会这么干。我特别记得当年广东省科协批准我成立广东物元分析研究中心时，有位领导对我说的两句话。他说：你不犯法，我们不管你；你若犯法，检察院管你。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潜心研究，“打天下”了。

浮躁——科学不能赚钱，赚钱的不是科学，是技术。

    蔡文觉得，用“能赚多少钱”来评价科研是有偏差的，奉行“拿来主义”不搞原创也是不应该的。对今天的科技评价体系忧心忡忡的他毫不讳言，现在科学界有点浮躁、急功近利。

    记者：记得２０００年４月，杨振宁和李振道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节目“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中曾尖锐指出，中国的科研基本上是跟踪外国的跟踪式研究，原始性创新研究少之又少。

    蔡文：这话也对也不对。杨振宁毕竟生活在国外，中国还是有些学者默默无闻地在做着原创性研究，他未必知道，如吴文俊先生多年从事机器证明的研究，武汉的吴学谋先生６８岁了，还在继续他几十年的新学科研究。不过，杨振宁确实一针见血点出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弊病。

    记者：您认为深层次的原因在哪？

    蔡文：国际权威专家曾统计过，原创性研究从第一篇论文发表算起到受到社会公认，平均需要２０－３０年。但中国现在的评价体系存在弊端，评价成果要看教授一年发多少篇论文，还要数论文字数来定奖金，这样的环境的确让原创性研究难以生存，让人也很浮躁。

    记者：所以您会在很多官员面前为此大发评论。

    蔡文：好在今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五部委出台了长达九页的“五部委文件”《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文件就明确提出要“反对单纯以论文发表数量评价个人学术水平和贡献的做法”，同时指出科技评价应该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小人物”这样的字眼也上了“五部委文件”。

    蔡文：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文件中说，要公平对待“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探索性小额资助的机会，鼓励原创活动。我觉得这是改变中国科技评价体系的一个纲领性文件。评价体系相当于指挥棒，指挥棒方向改了，风气就有望转换了，我看到了希望。

    记者：那您认为当今中国对于科技的评价该朝什么方向转变？

    蔡文：我认为不能一切向钱看，科学不能赚钱，赚钱的不是科学，是技术。也就是说，科学研究不能只看能不能赚钱，“五部委文件”就提出了科学与技术的评价要区别对待。

    记者：那科学的东西到底该由谁说了算？

    蔡文：科学的东西不是官方承认了就行了，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信服，要有很多人肯跟着你干，让历史来评价，我总是说，我蔡文怎么样，只有历史可以评价我这个“小人物”。

    记者：“中国人也应该创造一些新学科，让外国人来学”，这一直是老一辈科学家的愿望。

    蔡文：原北京师范大学模糊数学专家汪培庄教授就曾拿这句话鼓励我。他说，全世界二三千门学科，中国人创立的几乎没有。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应该创立一些学科，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学。

    “拿来主义”在前二十年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仍奉行的话就不对了。我们不抓基础、不搞原创的话就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比如中国仍是“无芯国家”，核心技术一直被外国控制着，中国怎么去超过人家？

感悟——我读小学就立下将来当一名数学家的愿望

    蔡文有点老了，但回忆这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他最深的感解是“坚持”，选择可拓学，他一生无悔。

    记者：经历过这风风雨雨２０多年，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蔡文：是坚持，锲而不舍。２０多年前，你们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我时，我还是一个青年人，是个“怪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成功之杯，往往踞于布满荆棘的荒野尽头，期间没有任何现成的路可走。倘若畏缩，不愿作出牺牲，势必永远在荒野之中徘徊。只有百折不挠、甘愿忍辱负重的人，才能在这里开拓出一条路来。

    记者：如果时光可以回转，让您重新站在一个起点上，您还会选择走这条路吗？

    蔡文：绝对会，我读小学就立下了将来要当一名数学家的愿望，我的愿望实现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