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故事：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学生

2007.3.25

吴征铠先生生于1913年，今年94岁。他是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物理化学家和分子光谱学家，也是一位为人称道的化学教育家。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所用的高浓缩铀核原料，都是在吴老的直接主持和领导下生产出来的。几年前在吴老家中，他还给我讲述过一些当初他当年如何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解决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些过程，在2006年12月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的吴老撰写和由复旦大学秦启宗教授等整理出版的《我的一生》一书中，有更详细的描述。书中还有不少吴老的诗词和书法作品。

复旦大学秦启宗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吴老的介绍：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08/24/14/38/05.htm

有其师必有其生

我在该书中读到吴老、郭可信院士和江明院士关于师生间《物理化学》的教和学的故事，不禁叫绝，禁不住觉得应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吴老的自述中有一段讲到抗战中浙江大学西迁在遵义时给化工系教《物理化学》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

“抗战时，因为浙大化学系迁往湄潭，与化工系分开后，我留在遵义教化工系的《物理化学》，每年都有数十甚至上百名的学生听讲。我曾发现坐在前面有一个女生，用圆规和直尺把我在黑板上随手一挥的图画下来，后来我想整理讲稿，向她结笔记一阅，令我大吃一惊，原来她的笔记相当完整，很少漏掉我所讲的内容。那是有的学生说我上可讲得不清楚，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怎么能有这样好的笔记呢？所以我和化工系的主任苏元复下决心要为化工系教学质量把关，不让那些成绩太差的学生混过去。当时物化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人数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补考后还有百分之几的学生不及格。现在想想，物化在刚教第一、二遍时，肯定有不少学生是很难听懂的。后来看到浙大的学生郭可信院士的回忆录说，当时吴征铠先生讲的物化听不懂，结果是逼着他自己看书才学懂的。郭可信的成绩非常好，我还以为是我教的，其实是他自学的。使我欣慰的是我的学生中间，后来教《物理化学》的不少，我问他们如何教，他们说：‘我们根据你讲的方法去教，自己备课过程很辛苦，但学生还是很欢迎的。’”

关于吴老的教学，郭可信院士的回忆是这样的：

“吴（征铠）师教的物理化学同学们称之为‘天书’，一则物理化学本来就是比较深奥和那一理解的，二则吴师讲课有如天马行空，不着边际。吴师思维敏捷，常常上一句话没讲完，下一句话就出来了。另一方面，吴师很潇洒，上了讲台还不知讲什么，要问学生该从何讲起。学生听不懂，又不敢说‘江南才子’没讲清楚，只得自己学懂以通过考试（至少我是如此）。我再1947年到了瑞典后才知道，大学教授最重要的职责不是讲课而是把关。对于那些不需要做实验的课程，学生可以不上课，只要把教授指定的若干本书看懂了，就可以去见教授应试（也许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90%以上的知识都是在大学毕业后获得的，因此在大学中学会自学是非常重要的。吴师逼我学会自学，终身受益。我到瑞典先学冶金，后来改学晶体学，回国后从事金属物理学研究，近十几年来又主要做电子显微学方面的工作，都靠的是自学。”

复旦大学江明院士则是这样回忆的：

“我的《物理化学》课堂笔记，珍藏至今已49年，这是我青年求学时代的最美好的记录。1957年秋。我入大学三年级，有幸攻读吴征铠先生主讲之《物理化学》。此前早已耳闻先生留学剑桥，在分子光谱学上威震学坛，廿余岁当上教授，故而仰慕之至，先生已成我心中偶像。记得先生授课时，我分秒不敢分神，句句不肯放过。先生口语，扬州乡音甚重，听课同学常现迷惑表情，而我则心领神会。得意之余，仍不忘手下疾书。先生授课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但欲深入领会，课后苦功，必不可少。于是我的课堂笔记只用三分之二页面，余下留为课后阅读注记之用。”

书中有江明院士课堂笔记的一页影印，其工整和详细令人称叹。

学生是这样，老师何尝不是这样。吴老回忆说：

“华罗庚曾说我是自学成才，其实有成就的人都要通过自学，否则就不可能有创新。我教物化到5~7遍之后，才觉得有自由，可以随口讲，不逾矩。我后来认识的唐敖庆。卢嘉锡等上课时都是随口讲，不用讲稿的。一个人要在学术上有发展要靠自学，有时一篇文献要读好几遍才有点体会，有时在集体讨论中会很好地得到启发，有时对一句话从另一个角度就有新的领悟。我们一定要将自己当作小学生，对书上的一句话或者别人的点滴体会要反复思考，这是很辛苦的，但学通之后很快乐。”

原来“江南才子”也是这样才炼出来的！

教和学绝不是老师或学生单方面的事情。从这样的学生求学和老师身教中，我们难道不能悟出很多做学问和做人的道理来吗？

江南才子之剑桥不第

吴征铠之被称为“江南才子”，是因为他诗词数法俱佳。他在扬州中学读书时，与胡乔木同班。当时他们的语文老师就常在班里说：“我们班里有过两个诗人，一是胡鼎新（即胡乔木），一是吴征铠。”

吴老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做了好些重要的分子光谱学工作，文章发表在《化学物理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和Nature等期刊上，其中的结果后来都被收入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分子光谱大家Herzberg著的《分子光谱与分子结构》这本巨著中。可是，由于庚宽留英的时间限制，再加上吴老对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那么看重，吴老当时并没有拿到剑桥的博士学位就回国了。好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唯才是举，吴征铠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的教授。他回忆到：

“总结起来，在英国我学到的各种学术和技术的窍门比写学位论文要重要得多；另外在英国要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不少费用，国内打仗，经济困难，所以我没有拿博士学位。剑桥的其它导师曾惋惜地对我说：‘剑桥的博士学位是很值钱的。’1955年国内第一次评选学部委员，我未评上，可能和未取得学位和年轻不无关系。后来，张青莲（院士）对我说：‘你年纪还轻，还是再等几年吧。’”

吴征铠于1939年回到了正在抗战中的中国，当时武汉已被日军攻陷。他后来被选为学部委员，是1980年的事。

吴老曾经告诉我，正是他在剑桥时学会的实验和分析能力，最后在解决浓缩铀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分子光谱实验非常难，所有的设备都要自己从头设计加工，而且理论也必须用到最前沿的量子力学，所以非常训练人 （其实现在前沿的光谱学动力学也还是一样）。我在别处说过，美国Manhattan计划中负责浓缩铀的哈佛大学化学家Kistiakowsky也是分子光谱学家，这绝非偶然。

吴老在研究原子弹和文革的过程中，都一直坚持跟踪物理化学前沿研究。在我们实验室的会议室书柜中，还有好几十本影印的《物理化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Physical Chemistry），那都是吴老以前一直坚持购买和阅读的东西，后来送給了我们。因为对物理化学前沿发展一直关注，所以在文革以后，吴老才能够高瞻远瞩，对推动和指导物理化学的前沿基础研究不遗余力。

吴老喜欢喝酒，我的博士后导师戴海龙（Hai-lung Dai）教授就是他偶尔的酒友之一。戴海龙一家，是解放初逃离大陆去到台湾的，后来又移居美国。他每次来中国，都设法去看吴老，一方面他们是分子光谱学的同行，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钦佩吴老在中国制造原子弹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再一方面他也为吴老作为化学家和分子光谱学家在原子弹研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深感自豪。我和吴老有所接触，一方面是由于这一层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吴老一直关怀着我们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实验室发展的关系。

吴老常被人提起的，是一家有三个兄弟成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的传奇。但这并不是我所关心的。

吴老为什么最后没有成为两弹元勋之一，很多中外人士都感到不解。我也无从了解。不过在钱皋韵、刘广均、陈念念三位院士写的序言中，或许有供大家想象的空间。他们说道：

“吴征铠先生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严谨的教育家，更是一位爱国爱党的知识分子，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他刚直不阿，在任何时候都坚持说真话、说实话，一辈子都与假话无缘。正因为如此，他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受某些领导欢迎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比别人受的苦难更大。

“在科研上，吴征铠先生敢于创新、坚持真理，从不迷信他人。即使是在研制第一批核材料的最关键、最紧急的时刻和人们对他国的技术和设备最迷信的时候，也敢于对别人的设备动手术、做改进。学术上他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经过实验验证’的严谨作风，并十分注意别人的新思想、新创意，经常平等地与你讨论和争论。”

其实我个人认为，除了上面的可能之外，还有其它原因。吴老一方面太聪明和太有创造性，以至于别人对他的神来之笔总会以为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出的发现；另一方面，他领头做同位素分离，他的小组中居然没有因放射性得癌症的人，知道的人会说他们内行专业性强，不知道的人怎么会信服呢？

2001年我们在香山饭店为吴老90做寿，转眼间吴老已经94，愿他更长寿。

吴老2006年8月所作的一首《水调歌头》表达了他迈向百岁的胸怀和志向。现录如下：

过芳菲时节，
树梢梅子黄。
时晴时雨时热，
早晚彻骨凉。
老病最难将息，
况是卧床乍起，
学步在厅房。
人生驹过隙，
有时日偏长。

九十年、
功与过、
俱寻常。
无怨无悔，
不容得失乱衷肠。
但得平安稳度，
亲见北京奥运，
不作金牌狂。
百龄人日众，
原随长者行。

吴老93岁时作的词，了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