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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忌讳公共知识分子
2010.07.27
做人和学问最忌讳的事情,就是在水平不够高的时候被人称赞,自己不觉得难过,还感到沾沾自喜。为了得到称赞,不少人选择的是与外行打交道,其中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成为公共知识份子。做为人民服务状,期待着名利双收。这在全世界都一样。
Richard Posner在他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抱怨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公共,而越来越不知识份子(More public,less intellectual)。事实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公共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Amazon上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一书的信息链接:http://www.amazon.com/Public-Intellectuals-Honorable-Richard-Posner/dp/067400633X
卓越亚马逊《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信息链接:http://www.amazon.cn/%E5%85%AC%E5%85%B1%E7%9F%A5%E8%AF%86%E5%88%86%E5%AD%90-%E8%A1%B0%E8%90%BD%E4%B9%8B%E7%A0%94%E7%A9%B6-%E6%B3%A2%E6%96%AF%E7%BA%B3/dp/B00116IFV8
最为有趣的是,这些人还发明了一种神话,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知识份子的最高境界,其他的人只是缺乏社会责任和批判精神的“知道分子”或者“智识分子”。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的那些故事。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讲的:
1. 橄榄的故事
泰勒斯是一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不好好赚钱,他老去探索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赚不到钱,他有一点钱就去旅行就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很穷的人。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掌握的知识赚了一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有杜撰的意思,他知道那一年雅典人的橄榄会丰收,然后租下了全村所有的榨橄榄的机器,于是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就赚了一把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有智慧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要去追求,赚钱,如果他想赚的话,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2. 只顾天空不看脚下的天文学家
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星空,满天星斗,可是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会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就掉进那个坑里差点摔了个半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把我救起来,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个关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但是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只有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泰勒斯就是标志着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
百度百科上关于泰勒斯的信息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5781.htm
泰勒斯的这些故事告诉大家的是:对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是追求知识,而不是去参与和改造社会。知识份子参与社会的态度,应该像泰勒斯卖橄榄油一样,出了维持生计之外,最多为了表明或者试验知识的有效性。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人们最需要忌讳的就是那些总是希望参与和改变社会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他们除了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灾难之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干多少好事。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目的就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历史表明,正是他的这种思想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当然也是当今世界上二吊子公共知识分子所信奉的典范。他们之所以给世界带来灾难,正是因为他们总想改变世界而不去认识世界,改变不了就着急,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然后就鼓动人民群众乱来,然后就觉得自己这帮人很有成就的样子。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是能够发现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从而对未来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预见。用波斯纳的话说,现在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的确是在为社会提供预言,但他们却越来越不是知识份子,只是越来越像装神弄鬼的巫师。
Richard Feymann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
Physics is like sex: sure, it may give some practical results, but that's not why we do it.
看了Feymann的这句话,还需要问为什么中国缺少伟大的物理学家了吗?
知识分子偶尔公共一下,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而且他们有时候的确需要justify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告诉这个世界知识是有用的。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去养活自己,处理这身边及世界上的庶务,知识份子也不例外。但是,在庶务中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常识,那就是:知识份子的真正责任,是去认识世界,而不是去改变世界。
不然爱因斯坦也不会说:
Politics is for the present, but an equation is for eternity.
这正是为什么社会和个人都应该忌讳公共知识分子的理由。
我前不久翻阅了一下周可真教授的大作《顾炎武年谱》,才开始在学问上有点佩服他。要知道他那可是在没有使用电脑的条件下费的功夫。人们也许会问,这《顾炎武年谱》有什么用?对于现实的politics来讲,估计的确是没有什么用,而且这样的著作也不会有几个人读,但是它的确具有长远的价值,要不然这也就不叫学问了。最重要的是,周可真教授是因为这样的工作才能够被称为知识份子,而不是因为他在科学网上写的那些烂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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