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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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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次高考
2007.06.07
（刚才一看，“我的两次高考”这个题目恰巧已经被一位博友先用了。真有意思。）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所以从亲身经历说一些关于高考和教育的事情。
可怜天下父母心
高考是学生在战斗，家长在做后援。很多家长今天都在陪考。今天上午给一位同事打手机，问他在哪里，他就说是在考场外等着儿子。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的小孩还小，10年之内我还不需要操心此事。不过我有两个侄子今天参加考试，只能在这里祝他们能够正常发挥。
我考过两次高考，都还比较顺利。父母为了我的学习和成长，操不少了心，也省了不少心。我第二次高考时我妈在省城学习，我爸除了管好我的生活外，好象一点也不着急。我在第一天考试的中午还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视，一点没休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后来他说他当时还是有点急，但他沉得住气，知道说我也没用。当我中国科大的通知书来的那天，我一个人还在老家玩，不在家，据我妈说他那天很有些激动，夜不能眠。
第一次高考
第一次是去考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那是科大少年班首次通过高考在全国招生，在此以前科大少年班只是在全国的几个省市进行特殊的考试进行招生。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是已经是三月份，于是在大家的鼓励下决定去试一试。现在想来真正好玩的事情是我当时还有一年多的高中课程还没有学过，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上课不听讲但成绩还很好，学校居然充分相信我的自学能力，同意我去试一试。为了稳妥起见，学校建议我回家自学复习，先参加4月底或5月初的当时的所谓高考预选考试，如果预选考试还不错，再去参加正式考试。
这是当时最明智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回家去把高中的所有剩下的课程在一个月之内都读了一遍，搞清楚基本内容和概念，再抽时间做一点参考书上的习题。其实我只是将教材上的所有习题做了一遍，参考书都没来得及怎么看，就去参加预选考试了。
记得那段时间天气出奇的好，我一个人几乎每天上午就爬到我家所在的楼顶去，躺在楼顶的大瓦片上在4月的温暖阳光下啃那几本高中教材，居然一个上午可以看完好几章还没有学过的内容，比在教室里效率高太多了。当时整个城里没有几栋楼，在4层楼的楼顶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我看看书累了，就会闭上眼睛睡一会儿。明媚的阳光下其实没有办法完全闭上眼睛，所以满眼看见的都是金色的布朗运动，当时我还花了很多时间去琢磨这件事情。
预选考试结果还不错，学校估计说按往年预选的排名和高考的最后结果，发挥得好，应该也是可以上前几名的学校的，比如说北大、清华、南大等。于是就安排我到毕业班去参加最后的高考复习。复习一个多月以后，再参加正式的高考。
复习这段时间其实没有很集中精力。我比毕业班的学生普遍小3到4岁，所以他们都觉得我这个小学生来了很好玩。那个时候一般地方通过高考预选的学生能有30%考上大学也就不错了。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很强的信心能够考上大学。有些人为了缓解压力，反而会找机会整天跟我玩儿。我从来不喜欢上课听讲，上课也不捣乱。但下了课还是很喜欢玩，所以我常常跟他们毕业班的那些不太用功的学生去踢足球。现在想来可能自己还的确耽搁了他们其中一些人复习。最后很多跟我玩的人的确没有考上大学，虽然他们其实并不差，考上还是很有可能的。
我当然也没考上科大少年班。虽然我的成绩当时上北大和清华都没有问题，其中我的物理还考了全县的最高分，但是要进少年班还需要再多20几分。因为包括报考少年班并不能报考其它学校，所以我就再回学校读一年书，参加下一年的正式高考。反正那一年我们省一个科大少年班都没考上，最后的这个结果也是最合理的，我不仅一点面子都不丢，而且我也没有真正成为大家都很关注的所谓心理压力很大的少年班学生。
第二次高考
第二次高考就变得很容易，而且自己信心也很足。其实我们那个年级是文革后当地从初一开始的第一届重点班，大家的信心都很足。结果是几个班的学生中几乎所有通过了预选的都考上了大学，我们班40个人中就有32个上了重点大学。到现在这也是我们母校高考中最好的纪录。
因为没有压力，我这一年过得相当自由。我读了很多的课外书，几乎把我父母学校图书馆的上万本书翻了个遍。所以，翻图书馆现在仍然是我的一大嗜好。现在很多人奇怪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并且常常有根有据，其实就是那时候打下的童子功。因为年纪小，记性好，翻过的书即使根本不理解，但是印象还是很深刻。
因为乱七八糟的书看了很多，所以也思考了很多自己到现在都还不能回答的问题。当时基本上把大学一二年级可能学的很多数理化和文科课程都浏览了一遍，还包括科学的春天那几年很多国内组织编写的科学前沿丛书等。文科的书也看很多了，包括美国新闻史这些非常偏门的东西。
考完之后是估分数和报志愿。我当时也没多想，第一志愿报了中国科大，首选化学物理系，第二和第三志愿是北大和清华。虽然当年中国科大的招生分数远高于北大清华，但这种报法在当时也是不行的。其实当年也不是自己对北大清华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对北京不够感兴趣。作为四川人，在80年代初到北京上学，没有米饭和蔬菜的生活肯定受不了。那时候在我看来北京就不是能够很好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当然合肥也不怎么样，但起码米饭是有的，而且科大也非常好。其实当时我还想报南京大学的天文系，可惜当年该系不在四川招生。当年没有什么学校排名，反正当时也没有考虑学校排名的问题就是了。不过我运气还不错，虽然实际分数比自己估计的分数少了20多分，还是以第一自愿到了中国科大的化学物理系。到了那里当然才发现天外有天，不过那之前还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我的教育并不正规
从简历上看，我受的教育一直很正规，上的学校也都是一流的。但其实我在正规的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很少。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校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大。我最感激的是我当年的老师大都对我实行因材施教，当他们教不了我时，他们就让我自由发展，只要我不惹事。比如我上高中化学课时提前做完了习题，我的化学老师就来教我如何写我的名字的繁体，今天我的签名的体还是那时候学的。
我小学只上了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算上最后一年也就两年，一共八年。
小学时因为当时全国都鼓励跳级，所以我就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到四年级学了两个多月，又到五年级学了两三个月，就鬼使神差地成了全校唯一一个考上了当时攀枝花市（当时叫渡口市）新办的重点中学炳草岗三中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炳三中还收了一个6岁半的神童到初中一年级。我在初一学期开始之前，就转学到了后来的中学。走了之后听说炳三中第一届的学生都没有入学，因为学校没有建好。幸好我转走了，而且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炳三中是什么样。炳三中后来一直是攀枝花当地最好的学校，可惜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那里的校友，不过如果他们的记录健全的话，我应该算是他们最早有记录的学生。
当时小学里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少，我记得我在到四年级去之前，我爸给我讲了两个小时的四年级算数，就算讲完了。语文是不要学的，我在小学一年级放假时，我妈要给高中班补习语法，我没地方去，就在后面旁听，还参加他们的语法考试，觉得很容易。其它象自然之类的东西，本来就自然有兴趣。我是属猴的，那个时候教育水平普遍很低，没有老虎，自然就可以称霸王了。这样连蒙带跳，就进了初中。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根本不兴什么择校费之类，我转学时我们当时的校长一看我这个学生还不错，就拍板收了，我爸连一颗烟都没有上，当然校长本来也不抽烟。因为这些原因，我到现在都没有学会送礼走后门这一套，别人还会觉得我这个人不懂办事的规矩。
在初中我很自由。由于我是转学来的，就给编在了两个重点班中少一个人的那个班。这个班的学生几乎都是农村来的住校生，而另一个班几乎全是城里的走读生。这是我的幸运。因为是转学去的，那些城里的学生我本来就不熟，自己班的同学住校又跟自己作息时间都不一样，这样我就养成独来独往的习惯。这样，因为没有从小一起玩的朋友，我交往的新朋友的选择性就比较好，几乎都是以文会友或者以兴趣会友。因为没有什么调皮捣蛋的发小之类，也就不用在他们的影响下学坏。
因为我一个人走读，年龄又比其它同学小两三岁，所以常常可以赖掉不去上早晚自习。或者有时候就给家里说去学校上晚自习，又给学校说家太远，去不了，然后就跑出去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上高雅的文艺节目很多，外国人来在北京的文艺表演很多都实况转播。所以，我就比我的那些同学多接触了很多重要的文艺、音乐和戏剧知识。其实我后来想，家长和老师对我的这种行为可能一直是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允许我自由发展，反正我成绩还不错，又不惹事，做事情还比较积极，他们对我要求太多还有什么好处？
我在初中时有一个很好的经历，就是有两个假期中跟我父母学校的一位当过右派的姓丁的老师学数学。我一般是在假期中的上午到他家去，初一的时候他就让我自己看范氏代数、几何学和方程论之类的书。但他也不怎么给我讲解。他给的这些书和我们的教材当时的内容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时间久了，也琢磨出了些名堂，然后再跟他交谈和讨论几句。没有进度要求，也没有考试，完全不像现在这些学生去学习奥数，是为了竞赛和升学。我估计丁老师的目的本身就不是要教我学多少数学，他只是要磨炼我的耐心和自学能力。
这个经历对我极有帮助。我本来很好动，但后来我坐下来专注于一件事很久也没有事。后来这也帮助我形成了学新东西时的风格，我学会了不受教材和大纲的限制，我会直接去找感兴趣的领域最严谨的入门书和综述，不管我对它多陌生，不要别人给我讲，自己仔细琢磨之后再和别人讨论。这些训练，在我开始做研究之后，真的变得非常有用。
应试教育的大问题
总的来讲，我在进大学之前的教育和自己的同学比其实是很不正规的，而且我从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很少。因为我整个上学时间短，而且另一方面我在正规的教育体系中考试还是应付得很不错，所以还比较一帆风顺，能够保护自己能充分地沉醉在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世界之中。
很多和我差不多的少年，因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这个应试体系中的某个阶段不能顺利过关，就可能从此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而整个人也一蹶不振。所以，虽然我可以说算是这个应试教育体系中的幸运儿之一，但我还是觉得应试教育非常可怕，对少年人的心灵是一种严重摧残。
为了应付考试，一个人会放弃很多的获取知识的机会，大量的精力和才智都象范进一样被浪费。我从小到大的考试哲学一直就是分数够用原则，我绝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提高自己的名次，所以我在高中时常常是第二名或第三名，从来没有动力去做第一名。当然，这只有在自己总是能够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时才有意义。否则分数一般，高一分和低一分的差别就太大，在高考这种大规模的考试中往往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
我们当时的中国科大，也和现在北大清华一样，每年有一半以上的各省市理科状元考进来。回头来看，那么多高考非常好的学生，最后并不是都一定比其它人更有成就。其实最后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对人生和知识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大环境和运气。
我自己做了研究生导师之后，更是对这些道理有深刻的体会。太聪明的学生，如果没有更聪明的老师，其实是没法教育的。我个人认为北大、清华以及科大这些国内著名大学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学生的智商普遍比老师的智商高，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找到最好的人去做老师，所以最后招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其实是在毁掉他们中的大部分。实际结果就是学生进来时智商还不错，几年以后智商就比老师还差了。这种状况，是任何教育体制中最糟糕的事情。
如果我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我一定会建议和推荐他去找更好的教授来指导他，而不会把他局限在自己的知识之下。就像当初北洋政府时期大家把少年吴清源送到日本去学围棋一样。如果吴清源留在国内下围棋，而不是到日本的围棋高手中去接收磨炼和挑战，在棋艺上还会有什么出路？我小学一年级时比较偶然地得过一次全校运动会的象棋冠军，亚军是一个初三的学生，大家公认的夺冠热门。可是我从那以后几乎再也不碰象棋，因为找不到好的棋手指导，所以干脆就彻底放弃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毁掉有天赋的人，让他们失去对知识和生活的热情罪过更大。我自己一直觉得幸运的事情，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失去对知识和生活的热情，可见我遇到的老师都很不错。否则我就会象我们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建者本杰明 富兰克林所说的人那样：“有的人25岁时就死了，但葬礼到70岁才举行。”
考试其实只是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手段。我们现在的高考和中考之所以进行得这么激烈，其实根本不是为了选拔人才。因为在高中生、大学本科生阶段的学生，还谈不上是什么人才。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大量教育资源被垄断在少数的学校手里，而我们的社会根本没有想办法如何解决教育资源的垄断问题，所以大家就热衷于拼命望着几个学校挤，而高考几乎是唯一的机会。因为教育资源资源的垄断，才会出现所谓要创国际一流大学的学校没有几个真正的国际一流人才的状况。现在的现实是，学校抢所谓好的学生，但从来不抢好的教授。不知道没有好的教授，如何会有好的学生。
也正是因为教育资源垄断，一离开北京或少数几个大城市，地方大学拥有的财力和人才的资源，教育和研究的质量就急剧地下降。一方面，地方上很多学校的封闭和不作为，也加剧了这种差距。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也加剧了这样的差距。所以大家拼了命要考到大城市或者所谓最著名的大学去。
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垄断教育资源，特别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提高任何一所学校的教授的水平和质量，那么我们的整个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就不会得到改善，而围绕高校入学而进行的中小学教育也更不可能真正地得到改善。
中国历朝历代造成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有一大批怀才不遇的落第秀才，也就是那些读了些书又找不到像样工作的人。如果我们的政府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很怀疑未来几十年的历史会怎么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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