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dorcet侯爵的空棺材和共和国不需要天才(1)

2007.05.08

今天读到籍利平兄的博客，谈到在1794年5月8日被法国大革命中被革命党砍头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ugust 26, 1743-May 8, 1794，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作为一个化学家，在这里对拉瓦锡的贡献和砍头经过做一些补充，然后再谈一谈另一位和拉瓦锡同样伟大和同样在法国大革命中冤死的伟大科学家Condorcet侯爵的故事。

被砍头的法国科学院院士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1925

共和国不需要天才

拉瓦锡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化学家，1768年25岁时就成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他创立氧化说以解释燃烧等实验现象，推翻了燃素说，还指出动物的呼吸实质上是缓慢氧化。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倡导并改进定量分析方法，通过系统的天平重量分析确定了物质的基本规律：质量守恒定律。他与Claude Louis Berthollet合作，提出规范的化学命名法，于1789年出版了了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化学教科书《化学基础》(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Chimie)。而且，拉瓦锡还在法兰西科学院组织委员会中负责制定新度量衡系统，人员有孔多塞（Condorcet侯爵）、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和蒙日(Gaspard Monge)等。1791年拉瓦锡报告提出采取地球极点到赤道的距离的一千万分之一为标准（约等于1米）建立米制系统。拉瓦锡还提出质量标准采用千克，定密度最大时的一立方分米水的质量为一千克。成为后来被世界通用的度量衡标准。

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1780年曾经反对后来的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May 24, 1743 – July 13, 1793, Jean-Paul Marat）以证明火是元素的论文入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拉瓦锡当时对此论文给予很低的评价，当然马拉的论文本来就是错的。法国大革命中，为了公报私仇，马拉在1791年写了一本小册子抨击当过法国国家税务官的拉瓦锡，攻击拉瓦锡作为税务官为了防止走私所修筑的城墙污染巴黎空气，向烟草上洒水增加重量，盘剥百姓。事实上拉瓦锡是为了防止烟草干燥才要求洒水，并轨定交易以洒水前的干重为标准。这部小册子的攻击使得民众对税务官的仇恨达到了顶峰。终于在1794年拉瓦锡与其他27个税务官一起上了断头台，并且所有的起诉、审判和砍头只在一天之内完成，法国大革命时的草菅人命真是登峰造极了。

据说，拉瓦锡在被砍头时还和刽子手说好，要作最后一个科学实验。他要求刽子手记录他自己的头被铡刀砍下后眼睛会眨几下。所以拉瓦锡在被砍头时就拼命眨眼睛，有人说最后他头离开身体后眨了15下眼睛，有人说眨了6下。具体是多少，就看哪个刽子手是否做了准确的实验记录了。数学家拉格朗日后来才惋惜地说，拉瓦锡的这个头颅上帝100年也无法再造一个出来。

当时有人希望法官看在拉瓦锡是对人类科学具有重要贡献的天才的份上饶他一命，法官回答说："The Republic has no need of geniuses." （共和国不需要天才。）为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事业，一个为人类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反动科学家的狗头算什么？

可惜，事实上拉瓦锡完全不是法国革命的敌人，他和他的朋友Condorcet院士一样，也是思想非常自由的支持社会公平和变革的人物。

马拉之死

伟大的革命者，理论家和革命恐怖的创始人马拉于1793年7月13日，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4周年的前一天被25岁的Charlotte Corday女士（July 27, 1768 – July 17, 1793，Marie Anne Charlotte de Corday d'Armont）暗杀在自己住所的浴缸中。马拉被一位女士暗杀在浴缸中，并不因为他是好色的流氓，而正是因为马拉是原则性很强的不好色的革命者，能够坚决做到拒腐蚀永不粘，所以他才能成为坚定的革命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执行者，对所有革命的敌人进行坚决的镇压和屠杀。马拉患有皮肤病，不躺在浴缸中就浑身难受，所以他的革命工作，包括签署死刑命令，都是躺在浴缸中进行的。Charlotte Corday为了接近马拉，假装要向马拉揭发反对派在Caen的叛乱者的名单，在马拉用笔记下Charlotte编造的名字时，Charlotte将匕首刺入了马拉的胸膛。马拉在临死之际，大喊 à moi, ma chère amie! ("Help me, my dear friend!")。

Charlotte Corday的介绍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otte_Corday

马拉的介绍请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Paul_Marat

Charlotte Corday在Caen的修道院中受教育，直到1791年修道院被革命政府关闭。Charlotte早期支持法国大革命，是Condorcet等为首的温和革命的吉伦特派的拥护者。在发生1792年9月3日的对监狱中的贵族成员的残酷集体屠杀和暴行（The September Massacre）之后，Charlotte将其归因于坚信嗜血哲学的革命领导者马拉，并决心刺杀马拉。Charlotte在前往刺杀马拉之前，写下了解释自己行为的遗书Adresse aux Français amis des lois et de la paix ("Speech to the French who are Friends of Law and Peace"，致法律和和平的法兰西朋友的讲话)。

Charlotte在刺杀马拉四天之后，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审判中，为了掩盖Charlotte刺杀马拉的真是目的，人民法庭的首席法官命令指定的辩护人为Charlotte作精神失常的辩护。而Charlotte则在法庭上宣称自己"I killed one man to save 100,000." 当然，Charlotte的想法是极端天真和错误的，革命的恐怖机器一旦开动之后，人民法庭坚定相信的原则就是以革命的恐怖对付反革命的恐怖。而且，她对马拉的刺杀使得人民法庭以后在处决女囚犯的问题上再也不会再犯因为可怜女人而心生怜悯和手软的错误。

刽子手在处决Charlotte的时候，犯了不该犯的技术错误，没把Charlotte的头放正，结果铡刀把Charlotte的半边脸切了下来。为此过失，这位刽子手还在亲眼目睹的革命群众的抗议之下，被法庭判处监禁3个月。恐怖之中的群众心理很有意思，杀人可以，但杀相不好不行。杀人也是一定要有专业水准的。我经常叫我的学生做事情要专业化，不要犯不专业的愚蠢错误，给自己带来麻烦，因为专业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比如最近，绞死萨达姆的刽子手不够专业，没有在细节上做到充分尊重萨达姆的尸体，不就引起了可怜的伊拉克人民的不满吗？国内外大小媒体都连续报道了好一阵，对伊拉克现政府的影响很不好。连美国人都出来表示自己一直建议伊拉克现政府不要太急处死萨达姆。

马拉的暴力快感和Sade侯爵的虐待狂

马拉这种革命者，很有问题。选不上科学院的院士，就这样报复人家，而且自己本来科学上就是错的。可惜这些历史事实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还真以为马拉革命理论水平高，是坚定的革命者。哪知道是个有皮肤病的报复狂，幸好有皮肤病浑身痒痒也没法好色，否则就太恶心了。

1963年Peter Weiss写了一个音乐剧，叫做Marat/Sade，全名叫做The Persecution and Assassination of Jean-Paul Marat as Performed by the Inmates of the Asylum of Charent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arquis de Sade，把马拉和Sade侯爵这个虐待狂小说的宗师放在一起，进行灵魂的拷问。

Sade侯爵在维基百科上的介绍：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Paul_Marat

Sade侯爵（June 2, 1740 – December 2, 1814，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Marquis de Sade）就是那个法国大革命之前之后大写变态虐待狂小说的家伙，现在英语中的虐待狂一词就来源于他的名字，叫做Sadism。本来Sade侯爵因为写变态虐待狂小说和其它原因，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很多年，先是被判了死刑，于1778年上诉免除死刑成功，后来被关在巴士底狱。1789年7月2日革命群众攻打巴士底狱之前，Sade侯爵在监狱中乱喊“杀犯人了”，结果几天后被转往Charenton的疯人院关押。所以他正好没有赶上革命群众在1789年7月14日（7月14日后来被定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攻打巴士底狱，否则当场就被革命群众作为被压迫者而释放了。在Charenton中，Sade侯爵笔耕不缀，写作了生涯中的巨著The 120 Days of Sodom。据说这本小说极为恶心。Sodom就是罪恶之地的意思，而Sodomy后来的意思就是鸡奸。1790年，Sade侯爵终于赶上了共和国政府的大赦，重获自由。

获得自由以后，Sade侯爵改名为公民Sade（Citizen Sade），居然成了极左派（far left），还被选入了共和国国民议会作代表，还过当人民法庭的法官。他在法庭上处理当年把他送入监狱的前妻一家时，居然很帮忙，没有为难他们。到了1793年的九月大屠杀后，Sade侯爵这个虐待狂宗师也受不了人民法庭的恐怖。他写了一篇歌颂马拉的文章之后就辞职不干了。可是，人民法庭这个时候并不放过他，以温和主义（Moderatism）的罪名把他送到监狱关了一年多，直到血腥和极左的的罗伯斯皮尔被处决后，恐怖统治结束，Sade才被放了出来。

Sade前后在监狱和疯人院中蹲了32年，他最后一次蹲监狱是在1801年。当时拿破仑下令抓捕两本色情和虐待狂小说Justine和Juliette的匿名作者，结果Sade被抓了进去，一年后被判定是疯子，又被送入了Charenton疯人院，一直在那里住了13年，直到去世。在疯人院期间，Sade的前妻一家居然同意替他付生活费，所以Sade在疯人院中过得还行，还勾搭了一名年轻女子。

有趣的是，1796年，当时一贫如洗但自由的Sade侯爵不得不卖掉自己的Lacoste城堡。1990年该城堡被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 卡丹（Pierre Cardin）购入，装修翻新后经常在那里举行时装表演。Lacoste就是那个著名的鳄鱼牌的名字。幸好我从来都与Locoste和Pierre Cardin没关系，否则现在想起来自己都浑身不自在。

不过，仔细想来，Sade侯爵和马拉究竟谁更可怕，可能马拉还是要站上风的。我有这种思想可能也不太健康。Sade的小说中的暴力、色情和虐待狂，只是他自己想象中的事情。虽然读了Sade的小说可能会腐化人心，但因为一直被禁，过去的实际影响好象也不大。就算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解禁了，还拍了很多改编的成人电影，好象也不能肯定社会中的变态狂就真的变多了。不过，马拉制造的恐怖和杀人可是货真价实的，更不是开玩笑的，其程度最后连Sade侯爵这种虐待狂宗师级的都觉得接受不了。可见在恐怖和残暴等级上革命家马拉还是更胜多筹。说不定，更变态的人其实是马拉，而不是Sade侯爵。如果两害相权，可能还是不能整天跟着马拉跑。

历史和人性就是这样的无情和具有讽刺性。难怪毛主席要讲：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教训：不要容忍乱以革命的名义，公报私仇

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是歌颂前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创始人捷尔仁斯基的，叫做《以革命的名义》，里面把曾经杀人如麻的克格勃歌颂得跟天使一样可爱，只要是以革命的名义，能把别人说成是叛徒、阶级敌人或者破坏分子，就可以不保障基本权利，坚决镇压。有人说前苏联解体怪戈尔巴乔夫立场不坚定，但我觉得那些政变要阻止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改革的人，可能才是葬送前苏联的罪魁。如果没有他们和他们以前的人以革命的名义胡来，叶利钦怎么会成为“民族英雄”，前苏联人民怎么会同意叶利钦后来把共产党宣布为非法？最后，前苏联垮台了，被乱杀的沙皇全家也重新安葬了。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政治，应该正是后来波旁王朝能够复辟的重要原因。

所以，和法国革命中的革命党相比，还有跟俄国革命的老师相比，还是中国革命者更有智慧。末代皇帝也给改造过来了，蒋介石的祖坟也没有挖。虽然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做过激了，但毕竟中国革命中还没有将象拉瓦锡这样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人物砍头的记录。一方面，本来我们这100多年中就没有拉瓦锡这样伟大的人，这可能也是中国人的万幸。另一方面，就算有这样的人，根据我党历来的政策，也不会被砍头。末代皇帝当了真正的卖国贼没有被砍头，国民党的将军，官阶越高，受到的优待越多。所以，很多人嘴上不承认，但事实就是中国人讲了两千年的温良恭谦让的确还是很有好处的。就算是毛主席讲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绣花”的狠话，希望大家革命更彻底一点，更坚决一点，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赶尽杀绝，也没有足够严惩不够坚决的人，何况下面的干部执行作的政策时还要打折扣，所以在彻底性上也还是赶不上法国和前苏联这两个世界革命的老大哥。从这个角度上讲，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之中庸之道，的确要比法兰西和俄罗斯的相对短命文化优越。不服的人，现在不要跟我争，过一百年两百年再来看看，究竟中国、法国和俄罗斯哪一个更好。不管怎么说，如果中国人一点中庸之道都没有，革命起来象法国人和俄国人历史上那么极端，当初邓小平同志领导大家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作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一松开伤痕上的口子，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不滑向另一个极端。

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的，其实稍微有点正常脑筋的人都会同情反对压迫者的革命。但是，任何革命，都绝对不能太血腥，不要以革命的名义做太多断子绝孙的事情。（当然，从历史上看，好象一点血腥都没有的革命也不太可能。）不管怎样，这种以革命的名义的坏事做多了，用我们四川老乡陈毅元帅的话来讲，“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想当初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正是沙叶新写了《陈毅市长》这种剧，用陈毅这种温和的革命者和浪漫诗人的形象彻底否定的了彻底和继续革命的极左革命者的形象，树立了广大人民对党的信心，才使得全中国人民有信心继续跟着我们四川老乡邓小平同志搞改革开放。（题外话，我们四川人和美国人一样，出了土著就是移民，好象在历史上很少出冷血的极端分子。）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党当初即使在极左的时候，的确也还是讲一些原则的。有些人一提到极左年代，就咬牙切齿，好象一无是处。但是，极左时候的是处是少了点，但还不是一无是处，否则中国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发展。这些都是今后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在革命的时候都应该仔细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和吸取的教训。

这是我个人的民间看法。

Condorcet侯爵的空棺材和共和国不需要天才(2)请看下贴。

Portrait of Monsieur Lavoisier and his Wife, by Jacques-Louis David.

Charlotte Corday by Paul Jacques Aimé Baudry, painted 1860: Under the Second Empire, Marat was seen as a revolutionary monster and Corday as a heroine of France, represented in the wall-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