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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五)
2007.11.16
为公共知识分子去魅
我在《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五)》中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定义成公共知识分子,的确让很多人感到震惊,连保平兄也说他无语了。
我说这些,无非是要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去魅,免得大家总以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标签那么了不起。但这绝不是说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没有说凡是乌托邦都一定是坏的。
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都是有责任心的善良的人,他们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但是他们是不是具有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能力,他们在面临到自己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时候是不是真能坚持自己当初的美好愿望和热情,是非常不确定的事情。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但是我们也要时常警惕那些口头上总是说要为了人民和为了社会的人。警惕得他们理由至少是三重的:
a. 有些人为人民服务是假的,总带着自私的目的。这种人大家常常非常痛恨,但多数人一有机会就会变成这样的人。
b. 有些人为人民服务是真的,但没有能力还要把好好的事情搞坏。这种人常常是可悲的,但接受他的服务的人也很倒霉。所谓好心办坏事就是出于这种情况。
比如毛主席搞大跃进,要大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人会说毛主席这是是想害中国人民,他只是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这在客观上使得中国人民过得很惨,也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世英名葬送了30%,结果我们现在还是必须回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很小的时候看电影《创业》,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豪言壮语,热血就随着石油工人周挺杉一起沸腾。毛主席说:“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怕美国人封锁,是因为后面有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等到和苏修也闹翻了,才又决定要和美帝国主义改善关系,最后由“走资派”的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救了驾。
毛主席也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那一套继续革命的理论和管理庞大的国家需要的专业化官僚体制存在天然的矛盾。他老人家被逐渐形成的专业化官僚体制排挤得非常郁闷,连他自己都不得不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试图直接发动群众,通过他们去“炮打司令部”,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搞得整个社会不可收拾。我不知道到了最后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不是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c, 有些人为人民服务既不能说是真的,也不能说是假的,只是他自己不会干别的,而且还要强迫他人接受他的服务,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假的。但他们恐怕不完全归结为是为了私利,恐怕还是为了某种理想的成分更大,所以需要单独讨论。这种人基本上是具有强迫妄想症的疯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或许可以算成这一类。
以上三种情况中,第一种人是绝大多数。所以,既然涉及到的是和大多数人有关的利益问题,就最好不要总是希望把事情搞得冠冕堂皇,还总要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这样,最好就是把事情交给良好的社会契约和契约来规范。要有好的社会契约和契约规范,社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就非常必要。
第二种人在专业性不强的社会中会非常普遍,在一个新建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如果人的能力和工作是通过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标准来衡量的,不能具有专业化和职业化能力的人会被淘汰,这样起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好心办坏事。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难免会出现各种形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体制,它们能够起到平衡平等社会缺乏效率的缺陷,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最基本层次上的动力。
第三种人原则上非常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一类人每个社会都有,但只有极少数的社会和国际环境下社它们才可能有成为主导和掌权的可能。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德国基本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结构,希特勒这个有理想的奥地利的三流画家和下等兵,也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意志的最高元首。我没有研究过多少近代意大利的历史,但我一直很纳闷师范学校毕业做过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墨索里尼,是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自己国家的主宰的。虽然这和我们今天试图想象一个北漂成为中国的未来主宰一样匪夷所思,但的确就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成为了现实。
小结
保平兄说:“如果这二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公共知识分子,自然如鸿飞所言,公共知识分子当然是全体国民应时刻警惕的高危人物了。”
我在这里给出了需要警惕的三种情况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还认为在专业化和职业化较强的社会中,这三种情况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和避免。
解决和避免这些问题,并不是要解决和避免公共知识分子,而是要避免公共知识分子所可能带来的公共问题。世界上的问题很多,并不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带来的,而公共知识分子的中总的目标是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在很多时候,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自己也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有时候还是问题的很大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属于比较宽泛的。但是总的来讲,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是依靠知识和思想在社会、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等公共领域中活动。这是不含糊的。
总之,对公共知识分子保持时常的警惕,并且对他们提出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要求,是一个希望正常发展的国家和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养成的习惯。这不仅是对社会负责,对每一个人负责,也是对大家信赖和爱戴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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