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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方以智:明朝一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长者

已有 4407 次阅读 2019-6-6 10:02 |个人分类:名人堂|系统分类:人物纪事|文章来源:转载

方以智:明朝一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长者

来源:斯坦尼斯刘夫斯基 回到2049 2019-06-06




知识就是力量,欢迎回到2049.

明天就要高考了,希望各位考生老板今晚好好休息,明天顺利发挥,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学到专业知识之后再来给我批判一番。


今天我们来说一位不知道高到哪里去的人物,我相信你是没听过,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方以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他呢?我也不知道,讲故事呗。17世纪,是科学革命走向全盛的黄金时代,在欧洲,牛顿、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惠更斯、胡克、莱布尼茨等人的名字如雷贯耳、彪炳史册。这些人物结合历史进程的自我奋斗,使得人类第一次得以用科学的方法认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的乱世年代,不过在耶稣会传教士东来的影响下,沿袭西学的风潮正在逐渐兴盛。上自大学士,下自芸芸士子,都在这与中国传统学术大不相同的思潮中,关注起自然科学,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方以智便是其中之一。

方以智自画像

方以智生于1611年,江南省安庆府桐城县人,这哥们的求学气魄极为宏大,这辈子的目标就是要搞一个大新闻,他希望删古今之书而统类之,不管什么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应该给它们都收集起来,什么东西有用就用什么东西,极具务实精神。在幼年的时候,方以智便聆听日后的兵部尚书熊明遇讲授西学,成年后与很多传教士交情很深,曾在穆尼阁、汤若望等处学习数学和历算,对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所涉猎。他提出“借远西为郯子”,意思就是要像孔子问学于郯子那样,吸收西学的精华,特别是西学中的自然科学。总的来看,方以智在物理学与天王学上颇有成就。

汤若望

首先我们来看方以智的物理学知识水平。我们现在通常认为,“物理”一词是清末时期引入日本的翻译,但其实物理这个词古已有之,比如说《庄子》中就提到过“析万物之理”,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在序言中也提及了“物理”,意思是格物致理。而方以智的代表作《物理小识》更是直接以物理为名。方以智所谓的物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包括了“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也就是所有自然事物的属性及其变化规律,可见这和物理的本来意思基本差不多。

徐光启与利玛窦

在《物理小识》和另一部著作《通雅》中,方以智辑录了各种学科的大量知识,其中包括天文、算学、地理、生物、矿物、文字、音韵、文学、艺术等等等等,力图汇总当时的一切知识。虽然不自量力,但是勇气可嘉。方以智对当时的空谈家很是鄙视,说他们天天背诵一些死人说过的话,但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的运行规律,却显得是那么的too naive。


与空谈家相反,方以智力图对日常所见的各种物理现象都详加解释。比如说潮汐,古人有的说潮汐来源自神龙海怪的变化,有的说是由于大地的沉浮。而方以智则查阅了我国沿海和西方有关潮汐的记录,了解到了“月高潮小、月低潮大”的现象,得出了“潮之应月”的准确解释。在对指南针的解释上,方以智非常赶时髦地结合地圆说,指出磁极就是地球的两极,地球旋转的时候磁极保持不动,所以指南针就可以永远指向南方。方以智还记录了指南针偏东的现象,并比对了四方海商在“大秦西海”指南针偏东的记录,这个大秦西海就是地中海,只可惜他未能更进一步,并从中看出磁极相对于地极的偏移。


在光学上,方以智记录了光的反射与折射、用冰透镜取火的方法以及光的色散。他写道: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者则必有一面五色...映日射飞泉成五色,人于回墙间向日喷水亦成五色,故知虹蜺之彩、星月之晕、五色之云,皆通此理。也就是说,搞一个棱镜可以看到太阳光分散成五个颜色,那么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应该都是相同的道理。方以智在这里,从棱镜的色散,阐发到飞瀑和洒水的虹彩,再到霓虹、月晕等光学现象,将其统归为一个原理。很明显,这种归纳推理已经有了科学方法的雏形。


在各种物理理论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方以智还提出了一种波动光学学说,今天的研究者将其称为“气光波动说”。方以智认为,光的本质和声音是一样的,都是气的运动,这种运动通过气的“摩荡嘘吸”向外传播。进一步的,方以智推测光也有衍射现象。为了防止误导各位老板,方以智做了什么实验我们就不说了,毕竟我们总是很容易记住错误的东西。总之事实上,方以智对光的衍射的解释其实是错误的,而他的实验也并未证实光的衍射。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方以智未免有点愚蠢,但此时在西方,笛卡尔也才刚刚提出光的以太波动理论,格里马尔迪还未通过类似的实验发现光的衍射,惠更斯将光解释为通过以太传播的机械波,西方相对完善的波动光学体系,还要等上几十年才可以建立。


总之在今天看来,方以智在物理上的诸多观点难免粗疏,特别是缺乏合理的科学实验和数学工具加以验证,更是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但他主张“核物穷理,毫不可凿空者也”,力图为自然建立客观理性的解释,注重理论结构的内在逻辑,如此的尝试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罕见和可贵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方以智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在17世纪时,天文学是引领科学前进方向的学科。随着明末西方传教士的到来,许多新的天文理论和观测方法也传到了中国。在西方那套理论的指导下,方以智意识到“地体实圆,在天之中”,也就是大地其实算个球,被包含在天空之中。方以智还用向北走250里,北天极会升高一度的事实,来解释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央。方以智应用了比喻等修辞手法,他将大地比作核桃肉,凸起的地方就是山,凹下的地方就是海,形象地说明大地并非漂浮在海洋之上。


对于古代人来说,他们之所以难以接受大地是球形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另一端的头朝下的人是如何站立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方以智如此解释:他认为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央,所以对于身处地球表面的人来说,处处都是下。虽然这并非万有引力的科学解释,但至少也突破了传统思维中绝对的上与下的窠臼。


在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之后,一系列前人从未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得以发现。这一成就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迅速传到了中国。《明史-天文志》便记载了使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像瓜一样的火星,其两侧还伴有卫星;木星的四颗卫星绕母星飞快运行;金星也有阴晴圆缺现象等等。方以智通过金星与月球相似的盈亏变化,正确地认识到这是由于金星围绕太阳运动而产生的,而且方以智认为水星也是如此,不过由于距离太阳太近而且体积太小,所以人们无法观察到。进一步的,方以智猜测绕日运动的金星和水星,是从太阳分化而出的。不过他依旧认为月球、太阳、火星、木星、土星等,是由近到远在绕地球运动。这一似乎是折中地心说与日心说的观点,是方以智在传教士带来的托勒密地心说基础上的进展。


当时在17世纪的西方,日心说已经逐步取代了地心说。天空立法者开普勒和科学之父伽利略,相继完善了哥白尼体系,而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雷发现的光行差,更是给了地心说致命的一击。从方以智的著述来看,这些新理论未能随着传教士及时进入我国,毕竟宗教对于伽利略等人的行径很是警惕。此外,我国古代已经认识到陨石来自于天外,当然了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陨石是陨落的恒星,同时也知道了彗星是反射阳光而发光的。但方以智却沿袭传教士带来的完美宇宙的观点,认为陨石和彗星是地面上升的土气,遇到天空的高温带烧结而成的,整个过程就好像陶器的烧制。这是方以智在汲取西学过程中不足的地方。


好了关于方以智的话题基本就是这些。其实在我国古代,类似方以智这样的力图包罗万象的学者并不罕见,比如沈括、宋应星、徐光启等等,他们的某些观点也要更胜于方以智。但方以智尤为突出的地方,则是他的科学精神。梁启超评价方以智说:方以智为学有尊今、尊疑、尊证三个特点。也就是注重考查现实,敢于提出怀疑,尊重事实证据。方以智说:世以智相积而才日新,学以收其所积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方以智认为,学术作为智慧的沉淀,本就应该新人胜旧人,别动不动就追溯三代、引经据典,并无卵用。不过,方以智虽然尊今,却并不斥古,对于古人的智慧,他也充分尊重,他曾说: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也就是说,前人整了那么多好东西,我现在全可以享受到,这该是有多么幸运啊。比如说为了研究岁差问题,他就收集了三代春秋以来四千余年的天文观测资料,总结了汉代以来历代天文学家的测算,并结合西学的分析套路,才得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求学的门径,方以智主张大胆怀疑、发现问题,才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而在怀疑之后,则要用实证的方法来解疑。在《物理小识》中,“试之验”、“未试”、“累试累验”、“今之不验”等词句随处可见。比如说在研究共振时,这哥们就做了个试验,他将调和的琴瑟分置于门内外,门外弹奏时,门内的弦果然也动了,以此来验证沈括此前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的这套理论不仅对我国的一些传统观点开刀,也把刀锋对准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资料。比如说汤若望有一本记载人体解剖的书,名叫《主制群徵》,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全能的上帝创造世界。方以智认为这是一派胡言,然后就给删了。而在托勒密的九重天体系中,有一重是神灵居住的“宗动天”,但方以智同样认为这东西不靠谱,他还列举了西学著作中关于宗动天相互矛盾之处加以说明。这些正是方以智与徐光启等人因西学而信西教的不同之处。


虽然方以智的很多很多观点,今天看来是如此幼稚可笑,但不能否认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主流文化之下,我们不敢保证这个小小的开始会带来怎样的突变,但这唯一的星星之火最后还是被扼杀了。明朝灭亡后,方以智矢志抗清,追随南明小朝廷辗转于江南。失败之后他遁入佛门,但仍然积极参与反清活动,终于在60岁时被清廷逮捕,押解途中自沉于江西惶恐滩。在方以智出生的前一年,伽利略将望远镜对准了星空,引发了天文学革命,而在他死后的一年,牛顿在皇家学会发表了关于光学的论著,继而建立起了经典力学。夹在两大标志性事件中的方以智,就这样毫不知情地亲历了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衰落。之后,科学在西方喷薄发展,推动了启蒙运动,使人类迈入理性时代。而在中国,徐光启、方以智等人先后在政治动荡中死去,西学东渐时翻译的上百本学术典籍纷纷化作灰烬,方以智的精神也后继乏人。终于,中国对西学的态度,从“欲求超胜,必须会通”,摇身一变成为了“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保守与自大。光阴荏苒,转眼间就是200年,等到中国人再次觉醒时,已是1840年,不过这一次却不是自然醒,而是一声炮响,轰开了帝国的大门,也敲响了黄昏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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