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Sonja Schmid

1986年4月26日凌晨，在前苏联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常规维护测试出了纰漏，引发了不受控制的核反应。这场事故最终演化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灾难：4号反应堆堆芯损毁，附近的土地受到了大规模污染。关于这场事故的研究已卷帙浩繁，但现在2本新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乌克兰普里皮亚季的一栋废弃大楼。普里皮亚季是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最近的城市。

来源：Tim Gainey/Alamy

在《生存手册》一书中，历史学家Kate Brown介绍了关于这场公共卫生灾难的新资料。她创造出了一本关于“后核现实”的手册。与此同时，记者Adam Higginbotham撰写的《切尔诺贝利的午夜》则展示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加深了我们对这场灾难及其后果的理解。

这两本书均认为，牢记经历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人们的恐惧、疑虑、错误，以及他们的临场决断、创造性的想法和小小的成功，将能使我们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灾难。

Brown的这本杰作以高超的技艺，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长期医疗影响进行了原创性的阐述。目前，联合国各署引用的官方伤亡数字在31-54人之间，并估计另有2000-9000人将死于事故引发的癌症。但是在2005年，环境慈善机构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指出，已有20万人死于这次灾难，预计另有9.3万人将死于事故引发的致命癌症。在书中，对此感到疑惑不解的Brown利用这两项统计数字的差异，以及我们对此的无知作为全书的开篇。正如她在2013年的Plutopia一书中做出的精彩论述（她对20世纪美国和前苏联的钚工厂进行了比较，M. Peplow Nature 495, 444–445; 2013），这次她也挖掘出了前所未闻的资讯，并采访了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当事人。

她许诺“并不会写成一个伤感的故事”，而是用证据和他人的研究来证明她的发现。她的书构筑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之上，如2014年Olga Kuchinskaya的The Politics of Invisibility，以及2003年 Adriana Petryna的Life Exposed。Brown亲自探访了白俄罗斯的森林、乌克兰北部的一座羊毛加工厂，以及被封锁得严严实实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禁区。她在那些地方采访，观察和记录她看到的景象。她能够使自己融入当地，并把握微小的细节，这让她所采访的工厂工人、技术员、医生和村民的故事能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2005年，居住在切尔诺贝利禁区内的妇女正在领食物。

来源：Ivan Chernichkin/Reuters

Brown不仅阅读了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对健康的影响的官方报告，还阅读了当地的公共卫生统计数据。她也走访了相关研究者，让他们阐释他们的研究方法；对比了研究方案的设计思路和执行过程。她指出，众多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很少相互映证，而其作者通常对其他同时期或前人做的研究并不知晓。

Brown并不是要支持其中的某一套研究数据，而是想要“获得关于这场事故所造成的死伤的较为精确的数字”。她强调，互相矛盾的数据会让那些饱受病痛（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折磨的受害人对医生和研究者失去信任，不管这些人所患的病是否和切尔诺贝利事件有关。而大众也常常会根据多种因素，包括可信度、真实度以及资料来源比照不同研究。

矛盾的数据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当局给出的数据总是和专家数据以及普通人的经验相悖。后来，当局又把自己和当初的评估撇清了关系。这种情况一般会导致评估者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如果技术员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人群进行测量，数据就不会正确。在收录于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1996）的论文“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中，社会学者Brian Wynne曾以英国坎布里亚郡的牧民为例研究了这个问题。这些牧民不相信专家关于当地切尔诺贝利放射性沉降物的看法，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羊群和环境有另一套见解。

Brown还提到了另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让切尔诺贝利事件显得迫切紧急：国际市场的逻辑。乌克兰事发地点的野生动物、蘑菇和莓子一直存在污染，而住在千里之外的人也会受其影响。仅在2015年，乌克兰就向欧洲市场出口了约1.9万吨新鲜或冷冻莓子。Brown在书中写道，商人们对辐射知根知底，因此以低价购买这些受污染的莓子，然后把它们和没有被核污染的莓子混合起来，以达到国际贸易标准。

不论如何，这本书并不是想重写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历史。它努力记述了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公共卫生危机，Brown甚至提出，切尔诺贝利事件对全球性核污染问题起了加速作用。从1945年起，全球地面核武器试验的当量相当于2.9万个广岛原子弹，它们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遍布全球。

而《切尔诺贝利的午夜》一书则是从目击者的角度讲述该事件及其后果。Higginbotham为了写这本书，进行了80多次采访，受访者包括科学家、卡车司机、消防员、医生、寡妇还有幸存者。大多数采访都是在实地进行的，而受访者大都是经历了这场灾难的前苏联群众。这本书细节充分、记录详实、文笔优美，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的发生及其沉淀过程。

Higginbotham对社会政治话题的处理也比较老道。在他的笔下，20世纪70年代的前苏联并不那么沉闷压抑：在许多前苏联人民眼中，社会流动性是存在的，筚路蓝缕创造新的城市、工厂和社区也让人有满足感，他们为作为一项大型社会实验的一份子而感到激动万分。

Higginbotham对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清扫工作的描写让我们理解，对危机事件的未雨绸缪是多么重要，保存和累积灾难应对经验是多么关键。理解灾难的发生需要科学和技术背景，但是灾难应对措施则要求更高，要有对当地的了解以及生活经验。他表明，这些知识是多么难以捉摸，而在灾难应对的每个层次（物料、技术、科学、组织甚至心理）都免不了进行大量猜测。核燃料去哪儿了？会不会再次爆炸？要动员谁，年轻的士兵，还是中年后备役军人？

聪明人乱作一团，在绝望中试图搞清楚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在另一厢，政客们则忙于遏制事故造成的政治风波。这点倒不难想象，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时，日本决策者的反应也与此惊人地一致。他们的说辞大致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需要国际援助；好吧，我们需要援助，但是你们的技术和方法和我们的不兼容；谁来背锅？我们不能怪科学家把我们标志性的反应堆设计坏了，还是把它叫做“人为失误”，怪操作员吧；监管者怎么说？他们不应该早就察觉了吗？把他们开掉！

Higginbotham的书记录了一场非常特殊的灾难，它告诉我们，未来的灾难应急响应对于人类来说依旧充满着挑战。我们或许能避免另一场切尔诺贝利或者福岛事件，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为史无前例、异常复杂、“超乎设计基础”的事故做准备。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一本灾难生存手册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本书会是什么样的呢？

原文以Chernobyl: data wars and disaster politics为标题

发布在2019年2月26日《自然》书籍与艺术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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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067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