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两个人，两座城：如何处理由职业迁居带来的问题

来源： TingZhu 生态学家 2019-02-14

 导读 

今天是西方国家的情人节，Nature在其career column专栏中发表名为“One couple, two cities: How to handle an international career move”的文章，由Mette Bendixen 和Lars Iversen这一对学术界的伴侣讲述如何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他们因为工作原因从丹麦迁居美国，两人又需要在不同城市工作。家庭生活和工作如何平衡？让我们一起来围观一下吧~

原文信息

标题：One couple, two cities: How to handle an international career move

期刊：Nature

作者：Mette Bendixen，Lars Iversen

时间：2019-2-14

DOI：10.1038/d41586-019-00582-3

点击文末左下角 “阅读原文” 可直达原文

图为Mette Bendixen，Lars Iversen和他们的儿子（留影于博尔德）

Mette Bendixen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北极和高山研究所(INSTAAR)的物理地理学家和博士后学者。她和她的丈夫、生态学家、景观地理学家Lars Iversen于2017年10月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气候变化对格陵兰海岸影响的《自然》(Nature)杂志论文。他们获得了Carlsberg基金一项为期两年的资助，这笔资助使他们得以在2018年3月从丹麦移居到美国从事学术研究。Iversen夫妇和他们四岁的儿子定居在博尔德。而同时，Lar Iversen又获得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员职位，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所在的坦佩市离博尔德足有1200公里。

Lars：在我们获得博士学位期间和之后，Mette申请了6项资助，而我只专注于Carlsberg那一项。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盟友。我们互相合作，互相指导，所以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场景，以防我们其中一个失败。

    当我们申请资助时，一些资深同事告诉我们，一对夫妇想要成功并留在学术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话，我们中的一个人就会辞职。但我们质疑这种观点。现实点对彼此都好，我们无法只靠一份工资住在博尔德。你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你不可能轻易地靠微薄的工资生活，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个孩子的话。在申请Carlsberg基金会资助的时候，我接到了基金会负责人的电话，他问我，如果我们都得到了资助，我们将如何进行下一步。我告诉他，我将远程办公，但仍然打算履行我作为一个父亲的义务。诚实地面对我们的处境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从那时起，我们与基金会进行了几次积极的互动。

Mette：在我申请6项资助的过程中，关于是否应该提及我的丈夫也在学术界工作，我得到了各种建议。其中之一，我被特别建议不要提及Lars的职业。有一个和你职业道路相同的伴侣对你不利吗？如果你没有伴侣和孩子，你是更好的人选吗？在某些领域，人们不会在简历中提及产假。我们最终得到了同样的资助，我们都说我们是一对夫妇，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我们的研究领导者非常支持我们“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并且在不同的州工作“的状态。

    我们选择住在科罗拉多州而不是亚利桑那州，并于2018年3月抵达。我们的儿子4月份在不懂任何英语的情况下开始上学前班。我们考虑过住在哪个州对家庭生活更有益并最终决定住在这里。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是在2016年，在我攻读博士期间，待了一个月。在科罗拉多的开支比亚利桑那贵，但它是气候和环境科学研究的好地方，也是养育孩子的好地方。在某些方面，它与丹麦相似。例如，自行车使用很方便。

    夫妻关系在学术上的一些优势包括：可以同甘共苦，可以对彼此的领域交叉理解；举例：实地考察、会议、论文提交和资金申请书的截止日期等方面。

    在定居科罗拉多后的头几个月，我们在深夜进行了几次交谈，我们努力让彼此平静下来，提醒自己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我们的大学、研究团队和幼儿园是完美的。我们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搬到一个新国家的巨大变化。我们花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才安定下来，开始建立人际网络，儿子也开始说英语。后来我们开始觉得更自在了。我们经常接到朋友和家人的来访，他们觉得从后院就能看到落基山脉很有意思。

Lars：我试图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的家人，我花了大约20%的时间在”旅行“”上。平均来说，我一个月旅行一次——当我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我每次待一个星期。路上需要3.5小时（科罗拉多家门到亚利桑那州单位的门）：2.5小时的飞行，然后一个小时的巴士旅程。

    费用由我的资助支付。对我们来说，Carlsberg基金会承认我们的处境至关重要。作为两个全职工作的研究人员和一个孩子，我们需要依靠额外的资助来支付照顾儿童和其他相关费用。

    坦佩（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大学城，我在当地短租。我的生活很简单，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尽量和研究小组接触。

Mette：我们都34岁。在美国，这样的年龄做博士后已经有点大了（在丹麦就更大了）。在我攻读博士期间（丹麦），我的同龄人中至少有80%的女性怀孕了。这在丹麦非常普遍，我们有半年的带薪产假。在美国，年轻的博士后有孩子已是很不寻常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高流动性，而且没有带薪休假。因为补助金只持续一到两年，且他们必须愿意搬到另一个州或国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有一个孩子，这真的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很少有一个典型的工作日（从早上开始，工作八个小时）。我们中的一个人上午八点半送儿子，另一个下午3点来接他。所以我们必须轮流早退。我们已经可以非常灵活地管理我们的时间，并擅长在晚上和周末工作（只要有必要）。

    Lars不在的时候，我得把儿子送到学前班并去接他，当然，在这段时间我在晚上工作更多。我们不会计算每个星期彼此照顾孩子的时间。在Lars离开的前一周和回来之后，他会做更多的接送工作。这样挺好的。我们都在这条有点特殊的职业道路上，这让我们对工作和家庭的处境互相理解。

Lars：我们在这里已经交了一些好朋友，博尔德的人非常包容和开放。他们很吃惊我们在丹麦纳税占到收入的50%以上。

    让我们感到荣幸和兴奋的是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国家，在领先的大学从事我们自己的研究，同时很容易接触到自然景观，如附近的山区。我们既雄心勃勃，又热衷于发展自己的研究团队。因此，希望我们双方的下一步将是缓慢地过渡到固定岗位。我们对其他伴侣的建议是，要经常考虑下一步的行动和选择。想想你和你的家人能否在一个新的国家和地方能够稳定起来。此外，对你的家庭情况要开诚布公：让人们知道你的工作时间有限，而且提前下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责任感。表达你从家庭中获得的力量。我不知道我们对永远留在美国有什么感觉。时间会告诉我们。

    我们将继续倡导主要研究人员、大学和资助机构承认学术伴侣给科学带来的力量和多样性，以及他们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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