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Ehsan Masood

那是一个炎热潮湿的下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郊外的一个院子里，Bob Watson满面愁容。这位著名的大气化学家坐在长凳上，周围堆满了文件。当他谈到他所主持的国际委员会目前的紧张气氛时，他的语速一如既往的快。

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就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动植物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提供科学意见。但是研究共同体出现了意见分歧，可能会使之前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几天之后，Watson就将飞赴英国庆祝他的七十岁生日，但现在他丝毫提不起兴致。

插图作者：David Parkins

Watson提到的冲突发生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该组织与诺贝尔奖获奖组织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性质类似，但IPBES成立较晚。

IPBES和IPCC都肩负着巨大的使命。IPCC专注于及时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专业信息，帮助为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国际条约奠定基础，如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议。而IPBES的任务就是关注那些恐将消失的动植物种群。

与气候变化一样，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祸首也是人类。人类活动的范围已经遍布地球表面50%的区域，研究人员警告说，人类活动造成的动植物物种消失最终将导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IPCC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不同国家科学家的意见，因而在指导国际政策制定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反观IPBES，这个成立了六年的生物多样性小组尚未能取得同等影响力。而且IPBES背后是一群意见存在分歧的科学家。

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就像一个大家庭，但这个大家庭内的派系斗争正愈演愈烈。来自欠发达的南方国家的科学家与来自较发达的北方国家的同行存在矛盾；经验学科的研究人员也不能认同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观点。

争执的背后其实是关于科学研究中传统权力结构的大范围讨论，那些曾经没有机会发声的团体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主导经济体系遭到反对。到目前为止，对物种减少的研究和评估主要由来自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主导。但IPBES内部具有决策权的科学家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需要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投入，需要人文科学和其他非经验学科研究人员的参与，甚至需要更多非专业人士的努力，如农民、公民科学家和原住民。

“十年前，参与讨论物种保护的主要是生态学家和一些经济学家。而如今更多的研究人员和社会人士希望参与其中。”Sandra Díaz说，她是IPBES即将展开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评估结果将在明年5月公布，届时这无疑将成为IPBES的一项标志性成就。 “拥有更多样的参与人员可能会进一步丰富我们的认知。”Díaz说道，她同时也是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一名生态学家。

Bob Watson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的主席。

图片来源：Joaquin Sarmiento/AFP/Getty

但是也有部分专业人士更支持传统的方法，其中不乏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的大拿，他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我无法理解目前的争论。”经济学家、世界自然基金会主席Pavan Sukhdev说。他领导了联合国另一项规模相对较小的叫做“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和IPBES研究形成了竞争关系。

这场冲突爆发于IPBES正在准备全球生物多样性报告的关键时期，那将是14年来对生物多样性最全面的一次评估。Watson担心不同方面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削弱此次研究结果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从而导致无法及时采取有实质意义的行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这次的冲突毫无意义。”他说。

寻求共识——IPBES的成立

从某些角度说，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小组是上世纪的遗物，当时向政府和联合国提供政策指导的主要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男性科学家，因此他们具有相对无法挑战的权威地位。

1985年，由Watson联合负责的一个国际科学小组宣布工业化学品正在破坏臭氧层。他们的报告推动了1987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订——规定要逐步淘汰这些化合物。同样地，IPCC在1995年提出了人类正在改变气候的科学共识，为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基础，其中设置了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上限。

但在这方面，生物多样性一直是个例外。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全球协议中，没有一个是由类似IPCC的过程产生的，即根据科学共识推动协定签订。事实上，IPBES在2012年才成立，当时距离各国领导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生物多样性科学家无法同气候研究人员一样影响政策制定的原因有很多。 “生物多样性与温室气体不同。”Sukhdev说。政府间科学团队对温室气体进行评估是有意义的，因为气候变化会影响每个人。但生物多样性可以说是个别国家的责任，因此建立国际科学小组的意义便不那么明显 。“为什么中国要对（保护印度的）皇家孟加拉虎感兴趣，”他问，“或者，印度为什么要对保护中国大熊猫感兴趣？”

南北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具有一定影响。例如考虑到富裕国家的农业综合企业的游说力量，有人担心以富裕国家为主导的专家团队将拖延转基因生物管理或生物多样性利益分享相关的国际协议的制定或削弱协议内容。

虽然存在上面提到的种种困难，但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仍坚持在2005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生物多样性国际研究小组，并为其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虽然他们最终并未取得成功，但联合国环境署对其努力进行了复刻，在2012年建立了IPBES。

IPBES由129个成员国政府派出的代表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定期开展与政策相关的生物多样性评估并提供相关培训，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迄今为止，这个组织已经花费了3100万美元。

之所以能取得这一突破性进展，一部分原因在于IPBES的创立者们意识到，只有自然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来自富裕国家的自然科学家，愿意与社会科学家、人文科学研究人员和土著文明专家保持相同话语权，全面的生物多样性评估工作才能展开。另一方面，这一组织的成立也离不开IPBES前两任主席——马来西亚总理的前首席科学顾问Zakri Abdul Hamid和Bob Watson的共同努力，他们此前曾紧密合作，试图消弭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南北国家之间的分歧。

自创建以来，IPBES一直在努力履行职责。今年早些时候，IPBES公布了不同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评估报告和土地退化状况报告，其结论是目前的环境破坏危及32亿人的福祉。

本月，IPBES研究小组开始探讨对物种和生态系统进行评估的不同方式。这次评估广受关注，因为这一问题正是生物多样性研究领域不同派系争论的关键点之一。

虽然目前的争议根源可追溯到几十年前，但自打2016年IPBES发布了一份长达800页的授粉评估报告后，这些争论逐渐白热化。报告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全球依赖授粉的作物数量不断增加之时，农药的使用导致了蜂群数量下降。

该报告称，市场价值高达5770亿美元（2015年价格）的作物依赖动物授粉，报告中也专门有一个章节阐释授粉相关经济学。但报告摘要中基本没有提到经济学相关的内容，尽管这是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会阅读的部分。

Sukhdev和其他部分科学家认为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这种经济分析，以量化传粉媒介物种的重要性。但是IPBES的负责人则认为，这样做会使经济学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忽略了从非金钱价值方面对物种进行评估。

西班牙巴斯克气候变化中心的生态经济学家Unai Pascual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科学家将经济价值评估看作是一种“西方”的自然观，“它是特定文化、特定世界观以及特定经济体系的产物。”他说。他同时是IPBES生物多样性评估研究的负责人之一。

东北虎（西伯利亚虎）是濒临灭绝的老虎亚种之一。

图片来源：Marc Moritsch/NGC

分歧双方各执一词

过去这些争论只存在于生物多样性领域内部，但是最近，IPBES的批评者在《科学》上发表文章高调亮明观点，他们认为生物多样性评估过程在某些方面过度政治化，并指责IPBES将真正重要的科学排除在外。

一个主要争论点是“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概念自2001年“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开始起就逐渐得到了重视，“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最近一次关于生物多态性的大型国际评估 。所谓“生态系统服务”，就是可直接或间接促进人类福祉的生态特征、功能或过程。

Watson说生态学家有意识地采用了经济学的语言，因为政治家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比较熟悉这种表达。 “我们希望吸引所有政治家的注意力。”他补充道。他是“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的负责人之一。

尽管生态系统服务取得了一些政策方面的成功，但从这个角度切入进行生态学研究的研究人员表示，这现在已非IPBES评估过程的主流思路了。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环境科学教授Dolf de Groot说：“这里存在太多的混乱和负能量。” 他是生态系统服务合作组织（Ecosystem Services Partnership）的主席，该组织由大约3,000名在该领域工作的科学家组成。他说合作组织的成员都觉得整个生态系统服务都被禁了。

Díaz则坚持称IPBES对生态系统服务“绝对没有禁令”，“我们从未想过废除、抹去或取代生态系统服务。”

但Díaz补充说，从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科学家和那些赞成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纳入经济分析的科学家必须愿意与不赞成这类研究方法的研究人员，甚至是非科研人员合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和政府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持明显的怀疑态度，她说。

Díaz 和她的同事们说服IPBES成员国政府采用他们称之为“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ature’s Contribution to People）的另一评估框架。Díaz说，这一新概念更适合生物多样性评估，因为它会将土著群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知识纳入其中。

Sebsebe Demissew是亚的斯亚贝巴Gullele植物园的负责人，也是IPBES专家组的前成员。他说，许多非西方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不那么抽象，而且更具整体性。“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计算一片森林或一条河流的经济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是整体的一部分。这就好像问一个人：‘你的胳膊多少钱？ 或者你的肾多少钱？’”

然而，对于de Groot来说，“生态系统服务是'西方'科学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他和他的支持者认为，使用经济学语言进行评估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能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强调‘自然对人类的贡献’并不能阻止特朗普政府在自然保护区内铺设管道。”de Groot说。

和解虽艰难但必要

Watson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政策制定者在第一眼看到科学家争论不休后，就不再关注生物多样性了。因此，在6月的第一周，他召集IPBES科学家和各国政府代表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促进他们认可“自然对人类的贡献”这一更为全面的评估方法。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机构都表示希望这个刚刚起步的机构能够成功实现其更具包容性的雄心壮志，对这一新模式表示支持。

IPBES的哥伦比亚代表、波哥大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负责人Ana María Hernández出席了波恩会议。她承认IPBES采用的评估方法将挑战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传统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科学家们有自己的想法。”她说， “但并非所有了解生物多样性或是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人都是科学家。即使这些人没有博士学位，我们也需要学会倾听他们的意见。” Hernández说。

Christiana Figueres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前任执行秘书成功地指导了巴黎气候协议的签订，他也支持IPBES小组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方法。“开放的态度有助于世界发展，我们需要跨科学、跨文化的对话与沟通。我发自内心地支持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她说。

但其他人担心分歧会给生物多样性研究群体和IPBES带来震荡，而且双方关系并未有缓解。事实上，6月的IPBES会议并未邀请生态系统服务合作组织。 “我们没有被邀请参加任何会议。”de Groot说。作为回应，Watson表示波恩会议只邀请了129个IPBES成员国政府的代表，参会的49个成员国代表支持转变评估方法。

然而，它的批评者认为，IPBES已经成为成员拿来为己所用的工具，无法提供推动和支持政策制定所需要的实用科学信息，例如为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制定新目标。这些问题目前正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一部分被单独讨论。

马萨诸塞大学的Maria Ivanova正在撰写联合国环境署历史，她表示，若想让IPBES产生预期的影响，必须跨越这道分歧。她建议Watson和IPBES领导层向他们的批评者伸出橄榄枝。她说：“他们至少应该进行更具建设性的对话，而不是通过学术期刊互相开火。”

Watson似乎赞同这一建议。他曾经经历过早期的南北争论，也参与了之前许多全球性的科学评估，他知道早些时候IPCC内部也曾出现关于人类引起气候变化依据的小规模冲突。他也深知，要不是所有研究人员团结起来达成科学共识的话，IPCC的影响力远达不到现在的程度。 

IPBES目前也在接受外部评估，评估结果将于明年5月公布。评估人员充分了解目前IPBES内部存在的分歧以及分歧可能阻碍IPBES说服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Watson 警告说，如果IPBES想要取得成功，“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在学术界或政府间制造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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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doi:10.1038/d41586-018-05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