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生态系统方法：远景与政策

Plater and Rice海洋生态大讲学  2018-12-16

人类对海洋环境不断增加的压力增加了空间利用的复杂性，这需要保护业已遭受威胁并减少的生境（Douvere and Ehler, 2007）。过去，海洋管理方法是分散单一的而不是复合型的，近年来，集成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Douvere and Ehler, 2007）。

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EBM）和生态系统方法（Ecosystem approach，EA）的管理之间在某些方面是有区别的（两者并非完全不同）。尤其在用非英语语言进行阐述的国际背景下，这两个术语被翻译成比它们看起来有更多不同之处的两个概念了。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用法比生态系统方法管理的用法更为规范。“基于生态系统”意味着生态系统的需要是第一位的，以把生态系统需求摆在首位、而人类需求次之的观点进行管理。“生态系统方法”使用日益频繁，并随部门政策和实践的不断调整而更适合于反映生态系统压力和响应，避免出现较大误差。

当二选一的时候，实际是在两个阵营中选择一个位置。比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支持采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提供安全食品的重点行业，而具有保护职责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则通常使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的提法。

此外，我们关注的是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在支持生态系统方法管理中的作用，并尤为关注本文中提到的用来支持管理决策的工具、知识和数据。不过，这不排除考虑用于生态系统的管理。

人们很久以前就意识到应用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渔业，以此在更广阔的（环境、生态和社会经济）系统内管理物种（OSPAR, 1992; Murawski, 2007; Shin and Shannon, 2010）。这种想法在若干国际公约和协定中得到体现，特别是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雅加达海洋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指令》、1995年《渔业对食品安全可持续贡献京都宣言》、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

以生态的、可持续的方法管理环境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后成为了一种法律约束（Frid et al., 2005）。在199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管理行动守则》（Garcia, 2000）为将生态系统因素纳入可持续渔业管理（Shin et al., 2010a）提供了一个参考。后来，2001年《雷克雅未克宣言》（FAO, 2002）、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渔业决议》、2005年《圣约翰宣言》和联合国大会A/RES/61/105号有关可持续渔业决议，要求各成员国使用生态系统方法进行渔业管理。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渔业应以一种能够满足社会多种需求和意愿的方式进行规划、发展和管理，在从海洋生态系统获得丰富资源的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FAO，2003）。

通过《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健康的、多产的生态系统的关键作用受到了更为普遍的重视，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福祉（MEA，2005）之间的关系通过提供有形的、无形的产品和服务连接起来。2005年联合国大会批准的《包括经济社会因素的全球海洋环境状况报告和评估规范程序》（A/RES/60/30）以及为经常程序提供选择的“评价之评价”工作（UNEP and IOC/UNESCO, 2009）做出了有关海洋环境方面的承诺。因此，当今模式是，保持和/或提高生态系统功能、地位和健康水平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方法提高了对土地、水和现存资源的保护以及合理、可持续利用的管理水平（Frid et al., 2006），这依赖于对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和彼此间相互作用的科学理解（CBD，2000）。实际上，库里和克里斯坦森（Cury and Christensen，2005）已经认识到针对渔业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需要整合各种组分的空间动态，并量化生态系统不同组分之间相互作用。

生态系统方法使用战略评价、海岸带管理和海洋空间规划等综合规划手段调节、管理和保护海洋环境（Tyldesley,2006; Boyes et al., 2007; Douvere et al., 2007）。决定海洋空间规划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准确评价人类活动及压力的空间分布情况（Defra, 2005）。因此，由渔业部门管理向更多海洋环境的综合管理的转变成为了国际趋势（例如，1997年加拿大《海洋法》，1998年澳大利亚《海洋政策》，美国提议的《海洋政策》，以及英国的《海洋法》（Pascoe, 2006））。

这种快速转变既是出于对多种海洋空间竞争活动间相互作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部门间相互影响的考虑。一些国家和政府组织倾向采用综合政策和跨部门管理的方式实现多部门整合。但是，另一些国家和政府组织反对建立分等级的决策。相反，他们主张加强对各部门复杂工作的管理，而且整合工作需要通过能够简化整合规划的框架来实现，而不是让参与者等待决策。

欧洲在制定综合管理框架上已经落后于其他地区（例如北美洲和澳大利亚）（Symes, 2007）。《欧盟海洋战略》支持制定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海洋综合管理，确保了当代及后代对海洋环境的合理使用（Symers,2007）。《海洋战略框架指令》（2008/56/EC的指令）的最新一轮协商旨在建立基于生态系统整体的海洋环境政策框架。

海洋环境综合管理需要更多参与者的加入。这些群体有不同的目标，并且在海洋环境组分上有不同的价值取向（Pascoe, 2006）。他们也有不同的风险，承担决策中关于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代价（Rochet and Rice, 2005; Rice and Legace, 2007）。此外，由于生态系统方法给出了共同的重要目标，国家或区域的管理优先权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与国家或地区经济所依赖的海洋资源相对重要性有关。

因此，当就一些部门和国家所利用的某个领域内海洋资源的多种用途达成协议时会产生潜在冲突。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在海洋生物资源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对立立场（Ridgeway, 2009），这些海洋生物资源即将消耗殆尽，比如，南太平洋上拥有高额渔业产量并对生态旅游感兴趣的国家经常反对渔业管理（UN General Assembly 2009 Fisheries Resolution）。

通过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创建共有账户，经济评估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框架（Pascoe, 2006）。例如，巴姆佛德等人（Balmford et al., 2002）通过描述产品和服务在不同情况下获益的差异，比较了未受干扰的不同生态系统和为了经济发展而改变的生态系统的价值差异。以此为基础，综合管理是在彼此竞争的使用者之间进行资源分配的过程，在不同管理重点的情况下，各自获得最大收益。为了保证资源在竞争部门间的最佳分配，需要评估海洋环境的不同用途（包括非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

海洋资源、生境和用途处于不同的空间和时间（Ehler and Douvere, 2009）。因此，成功的海洋综合管理需要能够理解这种时空差异。大多数政府赞同有科学依据的海洋环境管理，支持科学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Jennings, 2009）。科学研究用于理解人类活动产生的不同压力，以及这些压力将如何因不同管理方案而改变，从而预测管理的结果。在为决策提供建议方面，普遍接受的科学研究的作用是，科学研究是客观建议的公正来源，可以指导整个管理的政治过程（UNEP和IOC/UNESCO, 2009）。

气候变化对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时空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大洋里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很可能导致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巨大变化（Higgason and Brown, 2009）。外部驱动力，例如影响浮游植物的水文和大气动力（Dickson et al., 1988; Richardson et al., 1998）以及浮游动物群落动力学（Krause and Trahms, 1983）会对生态系统产生部分影响。气候变化也影响着渔业资源的数量、死亡率、分布和洄游（Jennings et al., 2001）。因此，需要努力提高预测的可靠性并降低现有知识中影响渔业资源外部驱动力的不确定因素（Frid et al., 2006）。

预警方法（Precautionary approach）已成为改进渔业管理方法的基础（FAO, 1996; Fichards and Maguire, 1998; Rochet and Rice, 2009）。运用现有知识（从数据的时间序列、实验室分析工作、微型、中型实验和模型中）采取行动，但是该行动必须基于监测数据来跟踪评估过程的变化。这将有助于确保捕捞的可持续性和由鱼类死亡率降低带来的不确定性（Stefansson, 2003）。

预警管理方法要求甄别生态基准点，以此为标准才有可能确定管理目标（Greenstreet and Rogers, 2006）。鲁宾逊和弗里德（Robinson and Frid, 2003）指出，需要研究基准点，以系统层面的自然特征作为衡量生态系统健康的标准。但这种方法的局限之一是使用哪些特征作度量标准，这些标准在特定压力下的变化方式以及度量标准的期望值是什么（Hall, 1999; Rice, 1999）。除此之外，目标的实现要依赖科学家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特性和功能、捕捞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资源保护管理措施效果的评价和表达（Shin et al., 2010b）。

管理的真正挑战是确定关键限制点。换句话说，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功能的情况下，人类活动的类型和水平是可持续的，从而在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影响最小情况下使可持续的目标最大化。这无疑是个科学议题（Frid et al., 2006）。

节选自参考文献：

• A J Plater and J C Rice 编著。见：S Kidd, A Plater, C Frid 编著。徐胜 等译，周秋麟 校译。海洋规划与管理的生态系统方法。海洋出版社。2013，pp1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