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我考入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成为董健老师门下的一名博士生，同级的是从辽宁来的马俊山师兄和从贵州来的朱伟华师姐。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又感到非常有压力：感到荣幸的是董老师是戏剧学界的权威，拿当下的话说就是“学术大伽”“学界大牛”；感到有压力的是马师兄和朱师姐入学时已经是正高职称，而我只是硕士研究生刚毕业一年的小助教。我清晰地记得，我们三人第一次去董老师家拜访时，马师兄和朱师姐就开始谈毕业论文选题啦，我只能甘坐在旁边，无言以对，因为我考前只是拜读了董老师的《文学与历史》《现代戏剧史稿》和一些学术论文，另外还有谭霈生的《话剧艺术概论》、余秋雨的《戏剧心理学》以及胡星亮大师兄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思潮》，对戏剧艺术来说几乎是个门外汉，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混”进董门的。

董门一入深似海，从此陈郎是学人。回想起来，自己真正有志于走治学之路的是从拜师董门读博开始的。俗话说，读硕士要选对专业，读博士要选准导师。相对于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对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么多年来，我从董老师身上学习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

首先，我懂得了读书学习的原则。记得刚入学时，董老师给我们开了一份长长的阅读书目，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我阅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着精心整理的读书笔记去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文学院办公室见董老师。董老师翻阅了我的读书笔记，说读书笔记不能仅仅是内容的整理，还要有自己的读书心得，写心得要敢于批评，读书要回到经典，批判经典。“回到经典，批判经典。”这句话说得太好啦！我清晰地记得他在说这句话时的神情和动作。这让我明白读书要有明确的选择性，阅读垃圾书无异于浪费生命；即使是经典著作，也不能盲目地崇拜，否则就会失去自我。后来，我自己也带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每年给他们开阅读书目时，一定会在最后用黑体加粗的方式打上醒目的八个大字：“回到经典，批判经典”。

董老师的书房名为“跬步斋”，取自于荀子的《劝学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后来董老师出了随笔便取名为《跬步斋读思录》。董老师多次强调，读书学习要讲究“跬步”原则，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冒进，小到一个人的读书学习，大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莫不如此。我刚读博时，面对繁重的学习任务有点急躁不安，经常把南京大学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的《残酷戏剧》《贫困戏剧》《戏剧剖析》《笑——论滑稽的意义》《剧作法》《空的空间》等诸多重要著作借出来整本复印装订，大有“一口吃成胖子”的想法。但事实证明，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只能是囫囵吞枣，效果不佳，后来我慢慢地沉下心来，“跬步”前行，渐有收获……

其次，我懂得了处理工作的方法。我身处南京，拜师方便，比起董门的其他同学，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优势。我每当工作中出现困惑时，总喜欢到北京西路的南京大学二号新村小区，沿着挂有“大信箱”（董老师邮件多，特制的）的门洞，爬到顶层，左拐入门再左拐进入不大的客厅，跟董老师闲聊。每次坐下后，驼背的师母总会热情地端上水果和茶水。我向董老师聊了在高校工作中的诸多困惑，比如轻教学重科研的失衡问题，“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的行政化问题，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制定的CSSCI问题，教学名师申报问题，教授终身制问题，文科量化管理问题，刊物收费问题，学术腐败问题。这种种困惑逐渐打碎了自己对高校的美好设想。每次聊到这些不合理的体制因素时，董老师总会强调自己的观点：要学会狼叫，但又不成变成狼。当下的高校体制具有一定的狼性，个人要在这种体制中生存，可以反抗，但反抗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也要学会狼叫，但是要保持清醒的理性认识，自己不能变成狼，不能变成体制的维护者、美化者。董老师做过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同时又是学界权威，他巧妙地处理好个人追求和不合理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么年来，我一直以“要学会狼叫，但又不成变成狼”的心态应对学校的工作。该上的课认真上，该写的论文好好写，该报的课题积极报，该评的职称及时评，但我时刻提醒着自己，一定不能变成狼性体制下的一块可怕的顽石，而要坚守自己的一方天地，拥有诗意和远方……

另外，我懂得了看待社会的策略。一个真正的学者不应该整天潜伏于书斋，执守于校园，而应该对校园之外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董老师就是一个敢于对社会发声的学者。二月河的帝王戏作品流行时，董老师连发三篇文章《论〈大秦帝国〉的反动性》《再论〈大秦帝国〉的反动性》《再谈论〈大秦帝国〉的反动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品反现代的帝王崇拜倾向；金庸来南京大学做讲座，不讲武侠创作，而大谈特谈南京的历史，董老师立刻发表文章《金庸平庸》进行抨击。当然，董老师敢于对社会发声并不都是“破”，也有“立”。沙叶新的剧作《江青和他的丈夫们》内地被禁，在香港上演，董老师勇敢地为沙叶新说话，并且把南京大学主办的一个重要活动奖项授予了沙叶新。有一次在北京西路的餐馆吃饭，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知道别人都叫我‘董大刀’‘董大炮’”。我想，“大刀”也好，“大炮”也罢，都充分显示出董老师作为齐鲁人的豪爽耿直、仗义执言的性格特征。

我一直认为，晚年的董老师不止是一位戏剧学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这种思想并且达到一定的高度，这就是启蒙意识、现代意识。董老师在给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鸡鸣丛书”所作的总序中非常明确地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只要你承认人类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具有共同与共通之处，你就不能不会看到现代启蒙的核心精神之所在，这就是：使人告别奴隶状态，做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告别蒙昧状态，做一个心眼明亮之人；告别迷信盲从状态，做一个明理自觉、个性健全之人；告别视官、上司为父亲、为老爷的传统的臣民状态，做一个敢于捍卫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董老师经常用这种眼光透视戏剧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在比较左的刊物《炎黄春秋》上发表《个人主义与公民社会》，指出公民社会与臣民社会的根本区别。

在董老师的潜移默化下，这些年来，我在繁忙的科研之余也写了几十篇随笔杂文，发表在《杂文月刊》《杂文选刊》《科学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安晚报》《济南时报》等报刊杂志上。这些“闲笔”之作是我与社会的“对话”，所写内容与我的专业并无多大关联，但却滋润了我的学术思维，让繁忙的科研大脑得以小憩。

拜师董门，所获“三懂”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懂”，这就是怀疑和批评的精神。董老师最欣赏宋儒朱熹的名言：“大疑则大悟，小疑则小悟，不疑则不悟。”并请人书写，挂在书房。怀疑和批评的精神非常重要。鲁迅借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说：“从来如此，便对么？”有了这种精神，在学习上才不会盲目地崇拜经典，崇拜权威；在工作中才不会被体制所同化；看待社会问题，才不会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人生路漫漫。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有人会点亮你，引导你，那一定幸莫大焉。董老师就是点亮我、引导我的人。虽然他在2019年5月12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言传身教留给我的宝贵精神财富却依然存在，并且熠熠生辉，我正在把这份熠熠生辉的精神财富传授给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