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龚缨晏商榷《坤輿万国全图》

李兆良

2016年9月，澳门大学举办了“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五屆學術年會暨‘大航海時代的澳門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没有机会参加。会上，浙江大学的龚缨晏老师对我的“坤輿万国全图不是利玛窦绘制”的论说颇有微词，发表了一篇文章（附原文见后）。作为缺席审判的被告人，我只好用这平台申述我的观点。

龚缨晏与他的老师黄时鉴两位写作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黃時鑒；龔纓晏 2004)，得了国家书籍奖项，这是很重要的一项著作。我刚刚也是2006年左右对《坤輿万国全图》发生兴趣，仔细地读过这本书。在2010年马六甲的第一届郑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第一篇质疑利玛窦是该地图的作者，並利用地图还原郑和环球测绘世界的证据，后来出版了两本著作：《坤輿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此外在科学网，新浪网发表了一系列博客文章，介绍我的理论，一些文章在《郑和研究》，《海交史研究》两份学术杂志上发表。主要的地图论据发表在《郑和研究》两期，《海交史研究》的文章关于明代人到达澳洲，谈到鹦哥地，厄蟇，鹤驼，澳洲驼鸟，美洲驼鸟等。

龔纓晏认为我关于鹦鹉的论证是比较重要，恰恰不是。这是一段比较有趣的论证，调节一下太枯燥的历史佐证，真正的论证是对西方地图的质疑。假如认真看过我的书，是不会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我的最主要的论证是指出西方地图的矛盾，先后倒置，龚老师完全没有提及，是避重就轻。

现在光针对龚老师这次的评论做答。

龚老师认为“欧洲人口减少起码三分一，与他们是否“对鹦哥提起兴趣”这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这种想法颇奇怪。想想，家里死掉1/3人，另外的2/3要埋葬他们，要补充死者留下来的劳动负担，整天在黑死病的恐怖阴影下苟活，随时轮到自己，真的会对养鸟有兴趣吗？如果觉得当时的欧洲人还有闲情逸致养鸟，那是没有恻隐之心了，这可能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态度罢？

龚老师引述的“意大利人康蒂（Nicholo de Conti，约1395—1469年）在15世纪前期曾到过印度等地，他在游记中就描述了3种鹦哥。此外，在著名的《毛罗地图》（Mauro Map, 1459年完成）上，也提到了鹦哥”。

這段正表示引述者並不了解歐洲大航海歷史。

假如Conti在1469年以前已經到过爪哇和Bandan（东爪哇），抓过当地的鸚鵡，那在欧洲和中国教科书里写了千万遍的迪亚斯（Bartolomew Diaz ）1488年作為第一個歐洲人經過南非“好望角”不是错误的吗？康蒂是什么时候到爪哇，亲自看到鹦鹉？还是只是听闻鹦鹉的事?

亚里士多德是首次看到鹦鹉的欧洲人，地点是古波斯的Psittakos，所以鹦鹉的学名是Psittacos，我在《坤輿万国全图解密》一书里已经清楚记载（161页）。但是以后欧洲就没有鹦鹉的记录, 直到哥伦布。

1895年George Collingridge的“澳洲的发现”一书里写道： “Conti may also have brought back to Europe in 1444 parrots from Australasia for he describes them in his narrative ”(Collingridge 1895). 这“may”字是不肯定的语气，对英语不熟悉的，翻译时往往被忽略，变成肯定，造成重大的误会。假如Conti真的是到过澳洲，看到鹦鹉，甚至带回欧洲，从1895年到现在的教科书不是在为Diaz吹牛吗？为什么欧洲人一百多年来不承认Nicolo de Conti到澳洲？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

上文发表不久，就有人指出Conti没有到爪哇：“Conti did not himself visit these islands, though he gives their position as fifteen days’ journey east of Java Major and Minor, to which their products were brought for transportation to the west.”(Fischer 1912) 。所以，Conti到达Australasia是道听途说，不可为据的，学历史的应该懂这道理。

Conti这些信息又是哪来的？1459年是郑和下西洋后快30年后，沿途，船员们给当地的人透露的信息有多少是无法统计的，印度是郑和必经之地，Conti如果到了印度，听到鹦鹉，不应该奇怪，除非欧洲人在亚里士多德至郑和下西洋之间就知道澳洲的鹦鹉。

龚老师认为西方地图上的南方大陆是知道澳洲的证据。西方11-12世纪的地图里有一个想像的南方大陆，他们认为是平衡北方的大陆，并不知道南方大陆是什么样子。这些10-11世纪的地图並没有鹦哥地。只有一个幻想中的南方大陆，这些地图的“南方大陆”连粗略的地理都算不上。Terra Australis拉丁文意思是南方的陆地，不需要翻译自中文。10-11世纪地图的Australis没有任何与今天澳洲有关的观察。

《坤輿万国全图》的南方大陆，可以辨认Gulf of Carpentaria的形状，旁边注“此处四时有波浪，出鳄鱼有巨舫大”，今天Gulf of Carpentaria还是巨型鳄鱼出没，西边有Alligator Rivers （应该名Crocodile Rivers），再过是鹦哥地，是今天的Kakadu National Park，出名产大白鹦鹉（鹦哥，Cockatoo与Kakadu同音）。完全符合坤图的解说，鹦鹉有上千种，鹦哥不是普通的鹦鹉，是大白鹦鹉，相对小白鹦鹉，所以叫鹦哥。Ortelius 1570年地图没有鳄鱼的解说，利玛窦和李之藻能凭空想象出来吗？地理形状，鳄鱼，鹦哥三项观察难道可以是巧合的吗？

哥伦布首次知道鹦鹉是1492年，在中美洲，为什么欧洲人不把鹦哥地标注在中美洲？欧洲人公认1606年荷兰人WillemJanszoon首次到达澳洲。三十年前的1570年Ortelius地图如何出现鹦哥地在澳洲相对的位置上呢？

我认为中国人比欧洲人到达澳洲早，从来不用“发现”这词。澳洲几万年前就有人居住，说发现是罔顾原住民的存在。我在书里也提到，唐代有大白鹦鹉，是澳洲与新几内亚的产物，不能肯定唐代中国人直接到澳洲。地图有日期，是确切的证据。

《坤輿万国全图》上不止鹦哥地，鳄鱼，Gulf of Carpentaria证明明代人是到过澳洲。厄蟇 (鹤驼Cassowary) 与澳洲驼鸟（Emu）混淆的名称是证据之一，太长篇，请看书和《海交史研究》文章。明代人又把澳洲驼鸟与南美的驼鸟混为一谈，证明也去过南美。我还举出鹤驼（食火鸡），火鸡与美洲的关系，不是孤证，这些都在文章里谈到。在澳洲Canberra河床里发现“大明宣德”的铜盘，因为无法断定遗下的年代，我已不算是重要证据了。只拿鹦哥地说事，是断章取义。

读书要细心，不要带成见。最重要的证据，是《坤輿万国全图》的地名，地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的地名索引里面有一半的地名没有出现在对应的欧洲地图上，黄、龚认为“原图未有”的地名有几百个，原图是指Ortelius1570年的世界地图，其实应该醒觉地图有玄虚。为什么中国地图有的地名，欧洲地图没有？为什么后来德禮賢要从《坤輿万国全图》的中文地名翻译到意大利文，而不直接用西方地图原有地名？西方没有这些地名，只有中国人的地图有，为什么？这些地名与今天的地理吻合，利玛窦与李之藻在中国如何想像出这些地名？假如问下去，西方地图的秘密就是黄、龚两位揭开，不是我了。但是，成见遮了眼，使两位错过了这机会，而且龚老师现在还没有醒悟，坚持旧说。因为他的影响力，一部分人也沿袭旧说，是可惜的。

不信任中国人自己的数据，一直以为只有西方的资料正确，可以说是不能揭开谜团的主要原因。梁輈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地图上有加拿大，亚伯尔耕的美洲地名，刊刻日期是万历“癸巳”（1593年），表示中国人知道美洲地理要比《坤輿万国全图》早9年。黄、龚认为是吏部搞错了，觉得是癸卯（1603年）或者是乙巳年（1605），因为按照他们的思路，梁輈的地图不应该出现加拿大，亚伯尔耕这些地名，比《坤輿万国全图》还早。吏部的人每天都要写天干地支的纪年，不像阿拉伯数字容易看错，况且这是刻板印刷的地图。在皇权时代搞错日期，小则撤职坐牢，大则头颅不保。这地图上还提到“六幅地图”，与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呈献给万历的形式一样。1593年，利玛窦的中文程度还是很幼稚，还没到南京，南京如何出现六幅的地图？利玛窦带来的地图，在他的扎记里说明是6平方（英）尺的，如何可以比拟72平方（英）尺的《坤輿万国全图》？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尺各地有轻微差异，大致与今天的英尺差不多，即1/3公尺。梁輈地图没有亚墨利加，却有加拿大，亚伯尔耕（Apalchen, 即Appalachian的字源），如果利玛窦加上去，为什么不加亚墨利加这么大的地名？因为郑和时代中国人知道的是加拿大，亚伯尔耕。亚墨利加的名字是1507年以后的西方地图才有的。利玛窦就是加了一些欧洲人命名的地名，就成了作者。要知道，一份地图的制成，要经过探险，测量绘制局部地图，然后拼合成大地图。摹抄，填上地名，翻译地名，是轻而易举的事，根本不能算作者。利玛窦除了测量过三数个地方，没有参与1114个地名中其他地方的测量，如何能算是作者呢？

我两本书有几百近一千宗证据。有人说证据不足，不知何指。要么没看过我的文章和书，要么看不懂。没有看过，如何知道不足？看不懂，就根本无话语权。科学不是可以用宗教，用权力压制的。伽利略的名誉，359年后才被平反，说明既得利益者，宗教与掌权者的顽固性。在鼓励创新的中国，这种行为是开倒车。

历史地理学也是科学，包括测量科学。现在中国测绘科学院已经同意我的论说，发表了我的论文，认为利玛窦不是《坤輿万国全图》的作者 (李兆良 2016)。社会科学也是科学，科学不能离开推理，这些推理很简单，是谁先谁后的问题，抄本不能比正本详细正确。只要摆一起就很清楚。断章取义，舍本逐末，尤其是带着严重的成见，是不会理出头绪。

我开始研究这题目，与“民族大义”，“天朝大国”完全无关，是发觉很多西方文献地图违反了科学推理，不能解释。西方也有人愿意思索，尽管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局限。孟西斯就是一位，对他来说，有什么民族大义，天朝大国可言？虽然他很多演绎是错的，有些他的观察却是重要的线索。如果把他的错误、缺点作为全部，就错过了他的发现。真正的科学人是不随便放过一些异常现象的。最近有人努力批评狭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种把所有事物用意识形态去分析的逆反思维，到头来蒙蔽了对真相的追寻与理解，似乎是今天一些人的思维死结，其中包括科学界的人。更麻烦是纠缠某种信仰，只要不符合某种教条，通通排除，这是反科学的，也是伽利略多年被排斥的原因。现在教宗认错了，信仰敌不过科学，可是一些信徒还不买账。

龚老师说：“我们不能将任何一只鹦哥说出的人语都当成金玉良言：因为古今中外都有一些胡扯蛋”。这句话，我是同意的。西方中心的地理大发现历史被千万人胡扯蛋，被鹦鹉学舌扯了五六百年，当成金玉良言，现在还继续有大批信徒在帮忙扯蛋，妨害了科学思维的发展。要发展，要创新，必须打破这些蛋蛋。

李兆良

2016.10.2

后记：这是一场600年真相是非的辩论，不牵涉个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留下的翻译误解，延续了400年，在新科技面前终于有答案了，可是人的思维惯性还在拖后腿。这不是郑和，利玛窦，哥伦布之争，是如何克服惯性思维，提供创新文化力的一场运动。

参考

Collingridge, Georg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Sydney: Haye's Brothers, 1895.

Fischer, Theobald. Genoese  World Map, 1457. New York: DeVinne Press, 1912.

李兆良. 《坤輿萬國全圖 - 明代中國測繪世界》 [Kun Yu Wan  Guo Quan Tu, the first Chinese world map, Linking Publishing Co, 2012. In  Chinese.]. 台北: 聯經出版社, 2012.

—. 《宣德金牌啟示錄 - 明代開拓美洲》. 台北: 聯經出版社, 2013.

李兆良. "中国发现澳洲 – 鹦哥地、厄蟆、火鸡的启示." 海交史研究 61 (2012): 60-84.

李兆良. “坤舆万国全图资料源自中国–明代环球测绘世界（上）.”郑和研究 80, 编号 4 (2010): 14-20.

李兆良. “坤舆万国全图资料源自中国–明代环球测绘世界（下）.”郑和研究 81, 编号 1 (2011): 14-21.

李兆良. "明代环球测绘坤舆万国全图-兼论坤輿万国全图的作者不是利玛窦." 测绘科学 41, no. 7 (2016): 63-70.

黃時鑒；龔纓晏. 《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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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龚缨晏原文 （附图不录，请看原链接）

外国的鹦哥也会说话：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原创 2016-09-29 龚缨晏 社会科学战线

中国的鹦哥会说话，外国的鹦哥也会说话。不要一见到会说话的鹦哥，就说它是从中国飞来的。古代中国曾经是东亚唯一的文明中心，这样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中国社会上上下下狂妄傲慢、盲目自大的“天朝上国”心态。这种“天朝上国”的优越心态，不仅滋生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还导致了无数次愚蠢而狂热的暴行。从1500年开始，正是这种心态，成了严重阻碍中国历史进步的主要障碍。中国近代的落后以及大清王朝的灭亡，就是这种心态作祟的结果。中国因为这种虚幻的自大心态而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巨矣！不可谓不痛矣！但清朝灭亡后，这种祸国殃民的“天朝上国”心态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继续肆虐。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古老的“天朝上国”心态又以新的形式鼓噪而起，尘嚣日上。而一些生活在国外的人，出于各种原因，也不断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以迎合某些中国人的“天朝上国”心态。这种现象在历史学中的主要表现是，认为明代郑和下西洋，不只是到达了非洲东岸，而且环绕了全球，甚至“驶过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然后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一直抵达地中海”，造访了威尼斯，来到了佛罗伦萨，最终“点燃了文艺复兴之火”，使“欧洲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近千年的停滞状态中兴起”（孟席斯：《1421：中国发现世界》，师研群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年，第79、56、7页）。

在地图学研究中，生活在美国的李兆良认为，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用郑和时代的讯息编绘的世界地图，而不是利玛窦带来的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真正原来成图时代是1420—1440年”（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XIV-XV页）。李兆良所列举的证据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鹦鹉。他不仅在《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中设有专门的一篇（即第三篇）来进行论述，还特地发表了《〈坤舆万国全图〉解密中国发现澳洲——鹦哥地、厄蟇、火鸡的启示》（《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1期）。耐心梳理，可以发现，李兆良的论证逻辑及基本观点可归纳为：

（1）世界上鹦哥种类很多,美洲、“澳洲、新几内亚、菲律宾”等地都有，但“欧洲没有原生鹦哥”。古代希腊罗马时，鹦哥曾被带入欧洲，但“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中世纪欧洲战乱纷纷，经历黑死病、黑暗时期，欧洲人口减少起码三分一，怎样会对鹦哥提起兴趣？”“一直到1500年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才重燃对鹦哥的兴趣”。

（2）“中国自汉朝以来到清朝历代均有采集、餋养、崇尚鹦哥的习惯，尤其历代帝王均有从外国进口鹦哥，文献注明鹦哥产地”。

（3）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非洲以南地陆地上标有“鹦哥地”，“鹦哥地为澳洲西北部应无疑问”。

（4）由于欧洲“有史以来不产鹦哥，罗马帝国以后，地理大发现以前，欧洲很少鹦哥的记录”，而且“当时欧洲未知道澳洲”，“鹦哥地这地名出现在欧洲人发现澳洲以前”。因此，“鹦哥地这个地名，不是来自欧洲发现者。是西方制图人从别处引用中国资料”。

（5）“三才图会上的‘此南方地人至者少，未审其物’，很明显是曾经到过的人的语气，知道这里少人到，只是还未仔细调查物产。西方地图的拉丁文AustralisIncognita翻译自中国‘南方不明之地’，没有‘人至者少’‘未审其物’的注解。后来中国人又把AustralisIncognita音译成澳大利亚，却不知这原义是中国本来命名的‘南方之地’与‘鹦哥地’是同一块大陆。也就是说，当时欧洲世界地图上的鹦哥地、南方之地是抄自中国地图文献。中国先发现澳洲，并命名‘南方之地’、‘鹦哥地’”，“《山海舆地全图》和《坤舆万国全图》证明澳洲的鹦哥地是中国人发现和标注的”。

李兆良在他的著作中东拉西扯，夸夸而谈，似乎很有理由。但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不仅缺乏依据，而且在逻辑上是非常混乱的。例如，李兆良说：“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中世纪欧洲战乱纷纷，经历黑死病、黑暗时期，欧洲人口减少起码三分一，怎样会对鹦哥提起兴趣？”这里，姑且不论欧洲人在“经历黑死病、黑暗时期，欧洲人口减少起码三分一”之后是否真的对鹦哥感兴趣，仅仅从逻辑上来讲，李兆良的这一推论也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中世纪欧洲战乱纷纷，经历黑死病、黑暗时期，欧洲人口减少起码三分一”，与他们是否“对鹦哥提起兴趣”这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人口减少起码三分一”之后的欧洲，完全有可能“对鹦哥提起兴趣”。正如这一时期的欧洲人也曾绘制过精美的地图、创造出令人赞叹的艺术作品一样。况且，实际上，欧洲人也并不是像李兆良所说的那样“一直到1500年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后”，“才重燃对鹦哥的兴趣”。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一本免费的游记《15世纪的印度》（Indiain the Fifteenth Century），作者是意大利人康蒂（N. Conti，约1395—1469年）。康蒂在15世纪前期曾到过印度等地，他在游记中就描述了3种鹦哥。此外，在著名的《毛罗地图》（MauroMap, 1459年完成）上，也提到了鹦哥。

康蒂著作的扉页

康蒂书中关于鹦鹉的内容

再如，李兆良说，“西方地图的拉丁文AustralisIncognita翻译自中国‘南方不明之地’”。可是，只要稍具中学知识水平的人都知道，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就出现了关于AustralisIncognita的观念。

欧洲10世纪后半期绘制的地图

欧洲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绘制的地图

在这两幅欧洲中世纪地图上，就明确标有FrigidaAustralis。这两幅地图的时代，分别是10世纪后半期和10世纪末或11世纪初。10世纪后半期，赵匡胤正在为建立宋朝而南征北战。11世纪，宋正在兴起。而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李兆良还是知道的，是在明朝初年即15世纪前期。10世纪后半期11世纪初的欧洲人，居然可以将400年后的中文资料翻译成拉丁文，并且标注在地图上，这真可谓人间奇迹了！

李兆良在书中这样说过：“鹦哥会说人话，据说能洩密，‘鹦哥地’不会讲话，却透露更多秘密”(《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第156页)。不过，如果我们对历史稍加考察，就可以发现，“鹦哥地”这个地名所透露出来的秘密，绝对不是像李兆良所说的证明了明朝的郑和最先发现了澳大利亚。相反，这一地名证明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关于“鹦哥地”的文字译自西方地图学资料。

中国的鹦哥会说话，外国的鹦哥也会说话。不要一见到会说话的鹦哥，就说它是从中国飞来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了闭关自守的岁月，中国学术界已不再是国际学术舞台外面的旁观者，随便拿一只外国鹦哥来糊弄中国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在这各色鹦哥争相学舌的时代，我们不能将任何一只鹦哥说出的人语都当成金玉良言：因为古今中外都有一些胡扯蛋！

（本文根据龚缨晏教授在“大航海时代的澳门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第15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改写而成。）

本文作者：龚缨晏，宁波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刘莉

网络编辑：刘扬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