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从小时上学开始直到今天，一个快字，或说效率二字，总是不离我的左右。

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生活在贫寒中，全家好几口人的开支就靠父亲一个人每月20多元的工资。家里如果不搞一点副业，我们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搞副业总是少不了算帐，这个帐无非是一些数的很直接的加减乘除。母亲是文盲，数字大一点，复杂一点，这个算帐的任务总是会落在我的头上，而且这个帐只能是口算。

在我的记忆中，纸，我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从未做过什么家庭作业。铅笔头不是从地上捨来的，那就是同学送的。

母亲的脾气很急爆，我算得慢一点，就要开骂，骂得不过瘾，木板子就会没头没脸地落在我的身上。

     部队征兵，直接到学校了解，他们需要数学学得最好的学生。在全校，我是唯一的被同学们称之为“小华罗庚”的人。在新兵连的计算比赛中，我当然是最快的。

平面几何都没有学过，一进班就干上了计算兵的工作，当时的部队是把这件事作为新生事物对待的，以前当计算兵必须是数学学的很好的高中生。

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没学过几何，我实际学习经历只有初中二年级。没有学过三角函数，只有自习了。利用星期天的时间，躲在储藏室里自习炮兵学校的课本。如果被发现就拉我去打扫猪圈，说是改造思想，批判单纯军事观点。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副班长突然掀去了我的棉被，我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内衣内裤，就被拉到连部，批判单纯军事观点。

把我带到部队的老排长，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快快快，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生命。我感到批评或是批判我的那些话很道理，就是不符合我的实际，不是我的真实。

老排长的话不但有理，又能符合实际，反映了事物的真实。年轻人逆反心里的反映是很强烈的，你越批，我反而干得越有兴趣。

1972年底我把四人操作的大图板革新为一人操作的小图板，操作速度当然是提高了好多倍。

退伍后，部队首长亲自下连队宣传我的事迹，号召大家向我学习，我的喜讯都是迟到的。

1986年我开始了无课外作业教学的探索，其操作在1995年便获得了成功，1996年逼我下课。今年初我回校办事，校领导及同事们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我们都在向你学习”。就是观念上的这么一个转变，我整整等了13年啊。有更高权力的领导们知道这件事吗，他们是怎么想的，那就只有天知道。

谁能够告诉我，怎样的课是上得好的，怎样的课是上得不好的。一生执教，就我所学所知，似乎是没有一个很讲限定性的标准。谁有权，谁有威，谁说的那些就是标准。

今天这么说，明天又那么说。没有限定性的东西，又有何科学性可言。我认为，教育更应该讲效率。

谁能把考试取消，什么时候能够取消考试，这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事。既然如此，教学效率的问题就很有操作性了。我认为，在现在的国情下考试分数与实际教学时间的比，就是教学效率，现在只能暂时这样的实际。

     为了我的女儿，我必须讲这样的教学效率。事关自己的最大的切身利益，我的教改不能蒙自己，我的教改必须很讲确定性，首先要让自己心服口服。整整十年啊，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大的阻力，那么大的困难，我义无反顾地就那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

在数学的学习中我感知到，数学的思维是吸引我们对其产生兴趣的最大亮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数学的学习中，我们所遇到的最大或是最为常见的困难，也往往是数学的思维。我们成年人是如此，更不要说是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了。

我的感觉或说是经验告诉我，数学的教学必须要帮助学生解决好数学思维的问题。为此，我的无课外作业教学的初始课题就确定为“观察、联想、评判了”。

86年下半年的开学前，市教育局组织我们观摩了《自习，议论，引导》的一个关于自学式的教改，时间是三天。我觉得这个教改，与我的平时教学很有相同之处，就是一个苦字当头的事。这样没有什么效率的苦字当头的事，我不想再干了。

     我坚定的进行无课外作业的感觉教学的探索，就是想尽快的改变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原有的形象。十多年来，我也是一个习惯了在题海术、疲劳战中摸爬滚打的人。

我很清楚地记得，文革后市局组织的第一次初中数学活动中，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专门动员了七名男生自带衣被在教室里打了地铺，起早带晚的进行了整整七天的赛前培训。

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的严格和认真负责的名声在学校内外及社会上也都是很响亮的。为了辅导好差生，下午放学后连续工作到9-10点钟，这是常有的事。

     没有想到的是，在区比赛中我们只获得了一个总分第二名。我们的获奖学生最多，有资格去市里比赛的竟然没有一个。老师们都说，“刘国忠教得苦啊”。言外之言，已是再明白不过了。书呆子哪有不爱面子的？就从那时起，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个很强烈的意识，一定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让学生、老师都受苦的教改，我当然是不会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