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归----一个纯粹的人

武夷山

   我在中学的日记中提到过比我早很多年下乡的李远归校友。应当说，这些前辈对我坚定地走下乡之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收到母校的《校友通讯123期》，发表了周文虎校友追忆李远归的文章。李远归校友是几年前去世的，我是刚刚知道，在此表达追悼之意，尽管他永远不会知道，他的言行曾影响过一个小学弟。读读下面的文章，您就知道我们的社会曾经有过像李远归校友这么纯粹的人。没想到的是，此文还引用了我在科学网上发表的提到李远归的那篇日记（我用蓝色标出）。

   打开以下附件，能看到文中的照片。

校友通讯123.docx

归鸿何去

                            1967届 周文虎

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

——宋·晏几道《思远人》

   去年秋天，送走了一位吕岗老知青；今年秋天，又送走了一位界集吕岗老知青。物伤其类，秋鸣也悲，“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故人接连西去，心有戚戚焉，不由得又思念起四年前“归鸿无信”、突然离别的一位泗洪界集许圩老知青。

   他姓李，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生于1946年2月24日，出生时父亲从前线归来，便取名“远归”；后来其妹出生时父亲正在前方打仗，遂名“远征”。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长圆脸，大眼睛，后来的影星“骆驼祥子”张丰毅有三分像他。身体像父亲一样伟岸，可体质并不佳，曾因肺结核病休学两年，在高二上学期来到了我们班上。原本1965届的他，一旦融入67届，全班同学都成了他的学弟、学妹。他与我，一个最大，一个最小，但彼此相处融洽、无分长幼，文革中虽分属不同的群众组织，但都不是派性十足之人，从不发生龃龉。

   文革前我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大浪淘沙》，在这部电影出来之前我们还看过它的前身——革命回忆录《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记得远归曾与我议论过书中的人物及其命运，他认为，公今寿、朱道南、刘辉这些人当年和我们差不多大，他们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靠的是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很值得我们学习。

   1967年11月间，我们（除我俩外，还有沈桓瑜、顾毅、曹世奇、姚五三等）曾经自发结队到江宁县陆郎公社小荷塘生产队支援秋收，远归和我们一起攒田、踏水车、挑泥、挑稻、打稻。那凌厉的冷风，那肩头的重压，至今难忘。半个月的艰辛劳动，事实上成了日后下乡插队的尝试和预演。

   1968年8月12日，早晨4点钟，他背起简单的行装上路，我从高中宿舍送他到学校大门口，一路上有过如下对话：

   “你先去找一个理想的地方，以后就在那儿落户了？”

   “是的，如果能接受，回来转一下户口，就永远在那儿了。”

   “为什么这么早下去，等到分配不行吗？”

   “我觉得与工农相结合，不是或迟或早，也不是锻炼锻炼。我要尽早地与工农结合，尽早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

   “下乡后会有很多实际困难，如自己能否养活自己，你考虑过吗？”

   “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农民还不是过来了吗？为什么我不能？我要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就要与他们同样的待遇。”

   “你下去带饭碗吗？”

   “不带，用他们的。”

   拂晓前的月光下，他含笑与我挥手而别。由于惜别之情，回到宿舍后，我赶紧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以上对话，既作为留念，又作为自己思考的借鉴，因为我也面临下乡的问题。

   那时，校内已然弥漫着预期下乡的气氛，几个群众组织已有自行找地方插队的举动。金乐平、张人则去了井冈山，陈劲去了大别山，余本仁、戴佐农、谢鸿雁等甚至赶往内蒙去联系接收单位；远归他们想去盱眙（也许受该县马坝知青前驱的感召？），但到达六合后，专区跟他们讲，盱眙革委会即将成立，为防止外来干扰，不准去。他们只得原路返回，去井冈山、大别山的也都铩羽而归，后来都不约而同地考虑到泗洪，因为这时与延安区（今鼓楼区）对接的泗洪县派来了干部到南师附中介绍当地农村情况。我边听边记笔记，至今还记得“上塘的大米是贡米，用它煮稀饭，揭开锅盖隔壁香三家，粥面能揭七层膜。”还有归仁的空心挂面、双沟的大曲酒、重岗的苹果等等，让人觉得泗洪真是特产丰富，是个人间难寻的好地方。其实，对于首批主动报名者来说，大都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不用宣扬这些特产，同样是会去的。何况，校内还有许多同学选择到更远更艰苦的内蒙去插队，这不，校园里常听到清脆的歌声：“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那种热切期待和豪迈之情何曾把艰苦放在眼里。

   组建知青小组，关系到未来的农村生活，这是下乡前就要考虑的。平日关系好的、印象不错的同学自然就走到了一起，自愿组成了未来的集体户。远归就联系了我以及沈桓瑜（高二甲）、谭钢屏（高二乙）、汪学之（初二乙），五位男生一起商议后约定组成一个集体户并首批报名。按远归的体质及既往病史，他完全可以提出留城要求，但他从来不提一个字。这个五人之家中，最早出发的是谭钢屏、汪学之，他二位是9月21日随本校首批也是南京市首批下乡人马从浦口汽车站出发的“先头部队”，他们带着我的行李先行一步。我因为9月中旬在学校游泳池跳水伤了腰，治疗尚未结束无法成行，到国庆节后伤情无大碍才独自赶到吕岗。沈桓瑜因为“工宣队”留他在校协助工作，须延迟下乡；远归也拖迟了，什么原因我如今已无记忆，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身体需要治疗一段时间，二是需要时间回常州家中辞别（他的母亲刚去世不久），三是想等候同一群众组织的战友一块儿走。也许三种原因兼有。

   到乡下两天后，我就给李远归、沈桓瑜去信，如实述说了两天来的生活实况。那时我刚满18岁，思维很简单。下乡前听到许多同学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下乡后又听说县里把我们分到贫穷的界集，正是为满足我校同学要求分到艰苦地区的革命愿望，也是一种鼓励，我就以为大家的想法都一样，谁都不会介意这里的穷困。在信中，我没有赞美这里空气的新鲜和田野的广阔，而是直抒己见：这里很艰苦，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全篇流淌着以苦为荣的盲目情绪，浑然不知天高地厚。我写道：村里没有水井，村边没有饮水河，我们住在晒场上的队屋里，煮饭用水是从晒场上一口人工开挖的浅浅的土井里用瓦罐提溜上来的，一股碱味；头一年有米吃（专供知青），以后与农民一样，以玉米和山芋为主食。这里把玉米稀饭叫作大秫面糊糊，但碗中并无糊状物，如果不插山芋，那就真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了；进队第二天我就上工了，是去南湖（这里经常发大水，管“地”叫“湖”，南湖即南边的地里）割黄豆，午饭是队里做好让社员挑着担子送到地头的，一人一块大饼，饼上沾满草木灰，那是在锅膛里烘烤留下的痕迹，唯一的菜肴是现腌生辣椒，半桶开水不够大家喝的，纷纷到河沟里舀水喝……你们快来吧，来这里经受磨练、接受考验，这里如同部队一样，是个大熔炉，能早日把我们培养成革命接班人。

   我哪里想得到，一厢情愿的呼唤虽然恳切，却把许多人吓着了。这封私信被抄成大字报在校园张贴，冠名为《界集来信》。转抄者也是好意，为的是让即将下乡、正在选择下乡目的地的同学们及时了解来自插队第一线的最新消息。结果，许多原先打算到泗洪插队的，一看到我的随意调侃字句“洪湖水，浪打浪”，纷纷改变主意，报名去了淮安、洪泽。至于去了淮安、洪泽以后的境况又是如何呢，不得而知。如果生存环境不及泗洪，怨不得我，那是他们自选的；如果比泗洪好，那他们就要比身在泗洪的我们少吃一些苦，那我倒是在无意之中行善，因为说的是实话，无形之中为他人的人生决策提供了真实资讯。当时我在乡下，对此当然一无所知，是沈桓瑜下来后告诉我的。

   仍然有许多同学坚定地选择了泗洪，这其中就有他们俩。那时节，我已读过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知道履行诺言对于一个立身为人的青年来说有多么重要，而他们俩，言必信，行必果，真的来到了界集，来到了我的身边，这让我感动终生。后来在公社知青办看到名单，全界集知青总人数是248人，其中120多人是我的校友。

   远归是随同校内第N批人马到达的。来到的前几天，公社知青办就已下达了消息，我们先来的自然乐见其成，为有校友入伙而欣喜。队伍在扩充，我们将不再孤单。那一天下午，尚未收工，我们便早早上路，步行九里，赶到公社大院，各大队的知青也来了不少，都是前来接人的，簇拥在一堆，十分热闹。后来大家都拥到公路边界集十三队的晒场上等候，那里可以最先看到从汊河、杨岗方向驶来的车辆。

   等人是很心焦的，何况在这寒冬。那一年冬天，就是对泗洪本地人来说，也是罕见的严寒。我们袖着手、跺着脚，在寒风中一遍遍凝望远方，耳畔呼呼作响的风声让我们相互的交谈变成大声的喊叫。天又黑下来了，肚子也饿了，再也懒得交谈，只是默默守望着那个方向。为了应对无奈与无聊，我将手电筒打开，让光柱一遍遍划向暗黑的天空，别处的知青也跟相仿效。那一道道光柱在夜空交汇，刹那间又先后熄灭，瞬间又纷纷闪亮，明灭之间似乎让人感觉到一点生趣与暖意。

   现在回想起来，当日我对远归的盼望与期待，的确是出自肺腑的真情实意。那是一个少年对青年的友情积淀，如弟对兄，是友对友。那时还不懂男女爱恋之情，只有男同学之间的友情盛满心中、胜于一切。“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从64年至68年的高中、文革岁月，由于文革的影响，从66年6月“停课闹革命”起，班上的同学已然来往渐少，各自东西。全班52人，参军的参了军，因病留城的留了城，插场的去了农场，插队的众多同学中不乏熟悉的好友，却又大批去了淮安、洪泽，插队在泗洪的，全班仅有我们三人。而远归是我心目中的兄长，他淳朴厚重，和蔼可亲，不笑不开口，用后来的时兴话语形容：人品不可多得。在我心理上非常希望他早早入住我们这个知青组。

   “嘟嘟——”汽车喇叭声自远处传来，一串车灯闪烁，他们终于到了！我们扑向车队，随着车队奔跑到公社大院门口。这群不速之客颇感意外地望着我们，怎么也料想不到，这漆黑的深夜还会有同学在此迎候。公社礼堂里早就做好的饭菜再次重热，是那么可口——大白菜烩粉条、肉片，外加两只白面大馒头。

看到远归，我们自然喜笑颜开；而他也满面笑容，注视我们的目光十分亲切。但最后的分配方案公布后，我们傻了——他被分到了许圩大队。

其间，远归被他曾经所在群众组织的战友叫过去商谈多次，估计是在做他的工作，要他服从分配去许圩与其他同学搭档。他一再与他们协商，试图说服他们，但后来又返身说服我们，理由是三条：一是要服从公社着眼全局的分配，一般每个知青组4—5人为宜，人多了会加重生产队负担；二是许圩六队那个家连他在内只有四个人，其中有初中生需要高中生搭配，以便照顾；三是谭钢屏有姐妹二人这次也来了，当然要与他在一个知青组，如果再加上远归就达七人了，公社不同意。看着远归为难的样子，我明白单凭“远归是首批报名”、“同班同学要在一起”这两个理由已经很难说服知青办。对于公社来说，你在学校报名再早不作数，人到地头才作数。眼见得再强辩下去也无法扭转，只得默认了。当我们与他分别时，心中的失落无可言表。

   就这样，远归在许圩插队落户了。在许圩大队的插队知青总共有31人，全是南师附中校友，分散在6个生产队。远归所在的六队，除了他还有周光浩、沈新民、何学民。许圩与我们相隔十多里地，难得在逢五逢十的赶集时才有可能见上一面。双方不是每次都去赶集，去了也不是都能见到。集市设在公社大院门前，农民们在这里自由交易农副产品，摊位从大院门口向前一直拉到二百米外的文化站，两侧是供销社、收购站、小饭店等商业设施。知青们赶集一向没有耐心，在集市转过一圈后往往会停留在大院左侧的邮局门前，一是进邮局寄信并查询有无家信到来，二是互相交流信息。大致有三类信息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南京及南京之外的消息，县里及公社有关知青政策的消息，知青们彼此的消息。我在这里遇到过许多来自各个大队的校友，曾向许圩八队的知青、高一乙班的钱乘旦（就是日后进中南海为第四代领导人讲过“大国如何现代化”历史课的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打听过六队李远归的情况。也是在这里，我听说了远归的手表失而复得的故事。

   手表是他的母亲病逝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他珍藏着这块手表来到农村。平日里，生产队长的哨音几乎就是知青日常作息的钟表，手表的使用价值不大，但它凝聚着母爱，是他时刻不能离身的心爱之物。有一天，他从许圩出发，要跋涉30多里方能抵达县城青阳镇，途中休息时，这块手表被他遗失了。他心急如焚，决心要找回“丢失的母爱”。于是又跋涉在30多里的漫漫长路上，一边寻找一边沿途张贴寻物启事。

远归童年时代与母亲在一起的留影，是在观赏妈妈的手表吗？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苏州。

苏北虽穷，但民风淳朴。才过两天，异乡一位农民看到启事后急忙把拾到的手表给他送了过来。那人衣衫破旧，两手老茧，捧着手表送到他的面前。面对陌生的乡亲，远归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从此把这份感激之情埋在心间，没齿不忘，诚心诚意以同等之心对待这片土地上的穷苦乡亲。而他能做到的，就是与他们一起胼手胝足，为摆脱贫困尽心竭力。

生产队的几百亩耕地，全靠十几头老牛卖力耕耘方能播种收获。远归便承担着养牛喂牛的重任。一年四季，白天黑夜，他勤勤恳恳地照料着十多头黄牛、水牛，不是铡草就是喂料，不是清扫牛圈就是洗刷牛身。整日里，为这些牛们，他付出了超出常人意料的精力与热情，无微不至，无怨无悔。据初三丙班女生、插队杨岗13队的知青孙重明2006年4月2日的网上帖文显示，远归“牛喂得不错，穿着打扮也很像一个老农民，当时在界集插队知青中也堪称一绝。”

喂牛，是农业生产流程中一项特殊的工种，它不像扒河、挑担子、扬场、扛笆斗等重体力劳动那么吃力，不需要拼将全力、一鼓作气，需要的是耐心、细心和恒心，在慢悠悠但持续不断的操作中投入自己对服务对象的全神贯注，并持之以恒地保持这种关注与服务，急不得、快不得，停不得、懒不得，遇到牛们不听使唤，你还气不得，打不得，即使被踢也只有“打落牙齿肚里咽”，还得继续无怨无尤地伺候着这些无言的牲口。本队的老饲养员崔选南大爷家里穷，老夫妻俩只有一床棉被。寒冬腊月，为了照料牛们，他就在牛屋一侧的地上铺一堆稻草，盖着破棉絮和衣而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就将自己的被子搬来与他通腿而眠。一个个夜晚，听他说东道西，养牛经我也就略知一二了，所以可以遥想到远归喂牛的不易。当然，我也有我的不易，那就是天天晚上要捉虱子。捉到虱子，放在拇指指甲上对磕一下；十几个虱子相继被处以极刑后，甲面溢满鲜血。与贫下中农过完春节后回宁，母亲将我脱下的毛线衣放在木盆里用开水烫，逃避开水的虱子群竟然像白芝麻粒一般漂浮在水面，好不惊人。虱子是牛屋的盛产，远归自然也会享此待遇。

许圩离我插队的吕岗有10多里路，平日是没空往来的，唯有趁赶集之际方能抽空跑一趟。终于有一天我来到许圩六队，亲眼看到了老大哥远归兄喂牛的情景。

他将一头头黄牛牵到牛槽前拴好，然后给它们喂料，又弯腰提起铡刀一刀一刀地铡起了牛草。那喂草的助手是位老农，动作非常麻利，出的是巧力，一捧一捧金黄色的麦草被他及时地准确地递到铡座上，远归把持着铡刀把手一下接一下猛力铡下，麦草霎时化作粉碎的草料。显然，远归干的是力气活，渐渐，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我马上要求换他试铡，谁知刚铡两刀便力不从心，不是铡歪了就是力道不够铡不到底，还得重铡一遍，进度大受影响。老农、远归都笑了，我只好又将铡把还给了远归。

看着他那高大的身躯出没在牛圈、牛屋，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我暗暗钦佩他的干劲、他的坚韧。他是全生产队倚重的角色，在这个岗位所担负的任务相当吃重，而他，是这般情愿、这般从容，甘之如饴。

上世纪七十年代远归赠送给我的照片

同户的知青们住在集体户，那里有他的床铺，可他偏偏睡在牛屋里与牛常年相伴。在牛屋，我看到了他专门在墙角悬空搭建的三角铺，那是他在大半人高的地方先向墙上打了几个洞，斜插进几根木棒，地上再打上支撑的木桩，然后铺上几把稻草，就构成了眼前这个三角形的草铺。每天，他那魁伟的身躯就卷曲在这高悬的三角形草铺上过夜，就这样与牛们同室而眠，从而熟悉了每条牛的习性。每当某条牛撒尿拉粪时，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将粪桶端到牛腿跟前，让牛尿牛粪尽可能少地撒在地上，从而保持着地面的干燥，维护着牛们的健康。眼前的地面，比我们12队的牛屋的确是干净多了。喂草的老农笑着对我说：“社员都说，远归喂牛，胜似伺候女人坐月子。”我连连点头，但我哪里知道，这夜夜端桶，他一端就是六年。  

我爬上他那三角铺，躺下后弓起腰板试着假寐三分钟。唉，别说6年，就是半个小时我都难挨。

1971年元旦下午，许圩4队知青、初三丁班的孙永明在独自检查刚驾驶了十几天的手扶拖拉机时，由于培训不足、不熟悉操作规程，没有先放掉轮胎里的气，就卸下了轮胎钢盘中间的大螺丝。内胎因失去约束而爆炸，轮胎钢盘击中他脸部……。几天后，界集公社全体附中知青齐聚许圩4队，送他最后一程。在去墓地的路上，远归和我边走边聊。他告诉我，孙永明的年迈父母悲痛欲绝，唯一的孩子是他们从小抱养的，自幼疼爱无比，虽舍不得他去乡下，但仍尊重了孩子的选择。小手扶是上面分配、生产队集体资金购买，但资金不足，知青们便各自向家里要钱、借钱凑起来，帮助队里补足了资金。技术上以知青为主力，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刚满20周岁的小伙子，从此长眠于淮北的穷乡僻壤。远归对孙永明之死长久地怀着痛惜之情，对他的墓地保持着长久关注。

孙永明遗像

几十年之后，有校友将孙永明1970年12月写于乡下的遗作《冬夜》在网上发布出来，我们才知悉他当年的所思所想：“我在想世上什么是美的人，什么是美的品德，什么才值得人们尊敬，值得人们学习……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宽广的胸怀，正直的性格，永远助人为乐，这样的人才是健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美的人。”赞誉之下，也有个别跟帖提出某点非议。我想，这样一位勤于思考、自觉追寻美德的青年，即便文革初年真有过什么冲动行为，以他在农村的表现，以这样的自觉性继续修养下去，一定能够日见新我、完善自己的，如果天假以年，他一定会主动向老师致歉的，只可惜上天没赐给他机会，

悲乎！

这是2009年夏季，南师附中海内外校友捐资重修的孙永明墓。

1970年，徐州煤矿招工，沭阳毛麻厂、油嘴油泵厂招工，少数知青相继调离农村；接着部队征兵，又走了几位。人心开始浮动。在知青普遍期待上调的日子里，有的暗暗地等待机会的降临，有的主动寻找着上调机会，有的投亲靠友、转移到他处插队，更多的对于前途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当初在校内提起农村艰苦不屑一顾、不在话下的人，如今在艰苦的劳动生活磨砺下终于切身感受到生存的不易，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一番后，终于抛却了幼稚与轻狂，开始走向成熟，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前行。远归要做生活的强者，生命的航标依然闪烁在饲养棚那方天地。

那时有少数知青已在思考“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实际价值，比如四队的张人则。强劳动力在湖地的三样活，“po麦（用弯弓大刀割麦子）、扬场、拾笆斗（把装满粮食的笆斗自己拾起来扛上肩）”，他都是好手，也曾引以自豪，但他心里总存有一份困惑：这样的活，农民干了几百年、或许上千年了，我们接着干下去，一直干下去，意义何在？

远归应该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他同张人则之间曾有过辩论。40多年后张人则回忆说：“当初下乡时，高调的口号是‘扎根’、‘接受再教育’。具体涵义是：我们（哪怕是初一学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贫下中农脚上有牛屎，是干净的，我们有封资修教育灌输的坏思想，是肮脏的。要改造，要‘扎根一辈子’改造。记得李远归对此曾经奉为信条，身体力行。记得刚下乡那一阵子，四队、六队这两家知青户中，每天要有‘请示汇报’的仪式：讲述又在劳动和串门子中看到了贫下中农哪些优秀品质，检讨自己还有哪些错思想坏感情。特别的例子是：既然贫下中农不吃肉，为了向他们看齐，我们也不吃肉。我曾在许圩6队牛屋外和李远归激辩。最后我说，按你的革命路线走，十年二十年，你改造好了，变成了和你尊敬的老贫农一样，有什么意义呢？他一时语塞。我回来在日记中写：今天取得辩论史上的辉煌胜利。但辩论的胜利没有改变现实的处境。家里久不吃肉，我和孙永明、潘丁两个小弟兄逢集时到界集街小饭店，一人出一点钱，切几块巴掌大的白切肉，站在柜台边吃了。抹抹嘴，到门口四下张望，见附近没有知青，才出门。”

远归的妹妹远征也是附中同年级的校友（高二乙），1964年至1966年的住校生对她有较深印象，那就是冬春严寒时节，住校生们在大操场晨练跑步时，唯有她一人横向移步、侧身而跑，围着大操场一圈又一圈。大约是1972年，有一次我从县城步行回界集，因不慎崴了脚，途中搭上一部途经界集的长途汽车，上车后忽然看见一个身着海军蓝旧军装的身影似曾相识，仔细一打量，嗬，是李远征。交谈之下得知，她是从插队地点淮安县黄码公社赶来界集看望哥哥的。

儿时的远归、远征兄妹

许多年以后，我从《福建青年》杂志上读到通讯，才知道她在文革岁月与福建籍的北京钢铁学院大学生赵大中相识，后来相恋成婚，远嫁福建。此刻她长途颠簸，突然在这车厢里遇见我这位并不很熟的老同学，尽管也很意外，但毕竟还是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短短的路程竟然话题叠出，热烈而亲切，旁听的农民乘客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好奇地望着我们，似乎想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啥关系。

不一会儿，车到界集，下车后她向西北去许圩，我向正南去吕岗。谁能料想，4年后，她竟然成为“反革命家属”。

1972年冬，南京开始落实独子上调政策。1973年秋，知青伙伴们从大队小卖部买了山芋干酒，为我饯行。去时忆来时，五年前的一幕沦为笑谈——身为泗洪乡民5年间，我从没见过哪户知青哪户农家吃过上塘大米、归仁空心挂面，还有啥重岗苹果。看来，那位泗洪干部的盛情咱都无福消受——囊中羞涩者非我一人。

翌年，远归突然来到下关我所在的水运公司，让我一阵惊喜。陪他在小饭店边吃边问离别以来乡下的种种情状。谈到此行来意，他告诉我，孙永明的墓地当时所用水泥标号不高，现已破损，为重修，特地赶回南京要买高标号的水泥。

那年月，物资紧缺，可我是不擅门路之人，买水泥显然有心无力，但又怕他失望，连忙尽己所能，提供他人姓名、单位、地址，助他继续求援。我问他买款从何而来？他说：“还不都是知青凑的？”我说队里也该出一点，他说：“农民那么穷，也不忍心让他们出啊。”我问，你出来了，你那些宝贝咋办？他笑了：“安排好了，有人临时替我喂。”

我问他：假如你是我，摊上独子上调政策，你会回南京吗？他回答：“当然回啊，你父母身边无子女，老了是要靠你照顾的，你要给他们养老送终。能回到他们身边多好呀！回来既符合政策，也符合做人的规矩，你别多想，说不定我以后也会回城的。”他这一说，让我心安不少。

那时，我已知悉，他父亲住在常州，妹妹插队在外地，南京已无住处，便邀他晚上去我浦口家中过宿，特地在纸上写好地址，旁边画出江北的路线图交给他，那时电话尚未普及，万一他找不到我家，可就抓瞎了。他答应了，但当晚却没有来，估计是别的朋友留住他了。送别时，望着他一脸的笑容，我忍不住打趣：“每次分别，你都是身负使命啊。”见他不解，便告诉他：1968年，你去外地联系插队地点，早晨赶车，我送你到学校大门口，你也是这样笑着与我挥手而别，今日依旧啊。他莞尔一笑，转身而去，走了几步又回身向我挥了挥手。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不由得感叹：老友难逢，惊鸿一瞥啊！

在新的环境里，工作的压力、注意力的转移让我渐渐淡忘了昔日的老友，只是偶尔关注着。我听说，1974年在原公社小农场的基础上成立了知青农场，全公社大多数知青已集中到一处生活、劳动、管理。远归结束了六年的喂牛生涯，也去了农场。他被分配养猪，仍然是一位饲养员。

他养猪的细节无人向我述说，但我在集体户参与过养猪，体验过个中滋味，深知没有一双勤劳的手和一付不怕闻臭味的鼻孔，休谈饲养生猪。年复一年的猪圈生涯，又将消磨李学长的一段大好青春。可以想见，他必然恪尽职守，埋首在操劳之中。果然，八中老知青楼茂仁不久前和我谈到远归时，衷心赞扬他的勤劳俭朴与埋头苦干：“远归在农场不起眼，一心埋头养猪，常被人忽略。养猪场、养兔场连在一起，远离知青宿舍，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养猪场，那里有一间房子可以睡觉……经常到吃饭的时候总见他还在忙着喂猪，不把大小十几头猪喂好了他是不会吃饭的。整天就见他忙乎着猪饲料，大热天打着赤膊，和我们下田的人没有区别。在农忙时节，他不仅要喂好猪，还和我们一起割麦、插秧、掰玉米。”

农场知青在劳动中并不完全单纯拼体力，而是开动了脑筋，因而出现了“创造性劳动”的说法。张人则如今忆起“创造性劳动”，脑中浮现的景象是：杜乐喂兔子（开发养殖业）；毛卫国把别人废弃的水稻插秧机收拾起来，完成了知青农场“旱改水”100亩插秧任务；李元建痴迷推广良种、植保各种现代农业科技；徐伟在学马列小组讨论“按劳分配”时提出在农场实行“定额管理包干制”，等等。李远归在饲养中也在探求一种节约精饲料的养猪方法。然而，当另一位饲养员采用多喂精饲料把猪养得圆滚滚的时候，相形之下，远归养的猪成了瘦猪。梁东黎回忆说：“到农场以后，和李远归有了较多的接触。他虽然养猪并不成功，但在不懈探求如何更节约地养好猪、在不随波逐流坚守自己一份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我永远尊敬、景仰。曾写过一首关于他的小诗《养猪》：可怜猪瘦讥如狗，碎语闲言似未闻；苦为催肥还节料，养猪原是附中人。”

八中女知青柏松洁回忆说：“他不爱多讲话，总是笑眯眯的。有时下田干活路过养猪场，看到他总是在干活。他看见我们了，就向我们笑笑，打个招呼。在我印象里，他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默默无闻者也曾登台做报告。据网上记录，武夷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导）在晒出1975年11月24日的旧日记中显示：“下午是（泗洪界集知青农场的）李远归、***和***作报告，第一个谦虚，第二个令人吃惊地提出了创造性劳动的问题，第三个只使人佩服。”据分析，远归等三人可能是以先进分子身份在淮阴做报告（他曾出席淮阴地区知青代表大会）。这“谦虚”二字与那“默默无闻”四字是多么契合。

知青农场逐年有南京知青陆续上调，但每年的指标即名额却很有限。1975年从知青农场上调到南京长江大桥四处的八中知青殷芝强告诉我：“推选知青上调是论条件的，年龄大的先走，有特殊情况的先走。按年龄排序，远归是1号老头，最有资格上调，2号是李元健（高三丙），3号是张人则（高二乙），我是4号。那年只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已经确定给徐捷（高二乙），因为她姐弟二人都在农场，可以先走一个。我本无希望当年就走，但是，我前面的这三个人都表示要在农场继续干下去，唯一的上调指标就这样给了我。农场书记于含英（高三丙）年龄比我大，县里已表示，她可以走，但她也不走，让我们先走。结果，那年就我和徐捷两人到大桥四处报到的。”

1976年春，我因公随船队经大运河向北，在泗阳船闸等候过闸，眼见得拖轮及13条驳船像长蛇一样排在末尾，前面的长蛇阵绵延不尽望不到头，估计至少得等五六个小时才能过闸，我便向领导请假，要去泗洪看望一下老同学，几个小时后便回。但未获领导批准，我只好作罢，上岸寻一处高地，遥望着泗洪界集方向，让思绪展开翅膀：就在一百里外的那一头，我那些同学，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还在披星戴月、春耕夏锄，跋涉在田间，挥洒着汗水，我却离开了前沿。沈桓瑜、汪学之在农场种着菜、喂着牛，谭钢屏早先于1972年调迁重岗公社，其姐此后病退回宁，其妹被推荐去了宜兴上中专。远归是在切猪草还是在煮食料？还是那身一穿就是几年的旧衣裳吗？你已到而立之年哪，何况，你的父亲身边也是无子女的呀，多么希望你早日回城，一边尽孝，一边扬起新生活的风帆！

在目光难以企及的地平线尽头的另一端、海外境外的遥远天边、异国他乡的各个角落，与我们老三届同龄的青年男女，在同样的岁月，早已相继中学毕业，其中占据相当比例的人，早已先后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读完了研究生正在读博，有的在科研、生产中已有发明、创造，即便没有升学的，连续这么多年投身在农业生产劳动中的可有几何？思绪的翅膀带着我穿越了国界、飞上了太空，我仿佛看见1969年便已登临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从广寒宫惊异地注视着华夏大地，似乎在向嫦娥发问：这一代中华儿女为何不在学校读书求知，竟将属于自己只有一次的青春抛洒在穷乡僻壤、荒野田畴……

其实，这时的远归，已被推荐到江苏省淮阴农业学校读书。他的思想也跟随同伴们与时俱进了，没再一根筋拧到底学做老贫农，而是渐感科学文化的重要，对学习养殖科技知识有了渴求。据旅美校友戴相陵（初三丙）网上撰文回忆：“有一天, 我在厂外的淮安里河河堤上，迎面撞上了高二的李远归。他大概不知道我, 于是两人擦肩而过。”具体时间不详，但远归上学的农校地址的确就在淮安（今淮安市的淮安区），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创建于1908年的农业老校（现名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远归的妹婿赵大中，当年是福建三明地区农机公司干部。他对当时竭力阻挠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种种“禁令”很不满，认为这与掌握宣传舆论工具的张春桥有关。1976年3月，他在三明闹市贴出署上真名的大字报，批判张春桥的错误言论。5月21日，赵大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31日，赵大中被强迫跪在台上挂牌批斗，并被游街，其妻李远征也被宣布为“反革命家属”。

游街那天，远征在大街上追赶着押运大中的卡车，大声呼喊着：“大中，你是无罪的！”……大中当然是无罪的，远征的呼喊声代表着民众的心声。“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大中秉持良知，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他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何罪之有！大中的正气青史留丹，远征的呼喊余韵悠远。

“四人帮”被粉碎后，三明不少群众要求释放赵大中，恢复其名誉，但却遇到重重阻力。新华社记者对此事作了调查后写了《内参》，经邓小平亲笔批示，在福建省委督促下，三明地委于1978年4月28日，分53个会场，召开了近4万人的大会，为赵大中等人彻底平反。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福建省委严肃处理三明地委阻挠平反冤案的严重事件》，并配发评论员文章。记者办公桌上的电话从此“热”了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表达了共同的诉求：“我们和赵大中一样蒙冤，什么时候能得到彻底平反？”于是，全国平反冤假错案从这里开始。赵大中平反后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三明市委副书记、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省劳动保障厅副厅长等职，后来在正厅级巡视员岗位上退休。李远征在省计生委干部岗位上退休。

1977年7月，远归从淮阴农校大专毕业，仍旧回到知青农场。1978年，在知青大规模上调回城时，他回到父亲李力群身边，被分配在常州乳品厂，做技术员。其间，他报考了研究生（农牧专业）并通过了笔试，可惜，面试没有通过。

李力群，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任新四军宣传干事、作战股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叶挺团团长，解放苏州时是解放军29军85师254团（海军陆战师第一团）团长，后任师参谋长。建国后任海军东海舰队第六支队参谋长、青岛基地司令部副参谋长、南京海军学院教员。1966年，我在附中校园曾经见过他，有过短暂的交谈。那时，他年富力强，英姿挺拔，健步走来，虽着便装而不失军人风度。

李力群伯伯

远归除了一身海军蓝旧军装可能惹人猜想外，谁都看不出来他是干部子弟，言谈举止同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模一样。楼茂仁说：“直到他临上调之前，我们才听说他是干部子弟。”远归喂牛、喂猪，始终是普罗大众的一员，从不求助转业后担任常州地方工业局领导职务的父亲帮忙改换饲养员的身份，随遇而安，特立独行。

1980年，他结婚成家，妻子是曾在大丰农场插场十年的常州技校毕业生吴莺莺，介绍人是父亲当年的战友、莺莺的邻居。次年3月儿子欣欣出世，远归又承担起为父之责。就在孩子8个月的时候，他出差到南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夜间在招待所起夜时摔了一跤，将后脑跌出个“蛛网膜下腔出血”，顿时神志不清。这一跤摔得很响，惊动了与会同仁，他被及时送到军区后勤医院。吴莺莺接到电话后抱着孩子从常州赶到南京，看到丈夫时，发现他的脑神经受伤后思维能力已衰减到儿童的水平，竟然对她说：“你在这里一天，我就陪你一天；你要走，我就跟你走。”完全颠倒了身份，让她担忧不已。她一边服伺他，一边照料孩子，废寝忘食，陪在医院整整一个月。幸好这家医院医疗条件不错，远归终于逐步康复，正常出院。

1984年的全家福（前排：李欣、李力群，后排：吴莺莺、李远归、李远征）

在技术员岗位上，他的研究与攻关取得了成果。网络上至今还可搜索到他写的论文《己酸孕酮预防奶牛胚胎早期死亡的效果》（载1995年第二期《畜牧与兽医》），作者署名是常州牧工商联合公司周富华、李远归。儿子要上高中了，他便在送奶管理改革时主动要求离开科室，去当一名骑车送奶的工人。送奶工按劳付酬，多送多得，这样可以多得一些酬劳，还可以抽空辅导孩子的功课。每天清晨，他必须在4点前赶到预定地点等候送奶的汽车到达，以便及时接奶，然后骑着装满牛奶瓶的自行车走街串巷，给各家各户送上牛奶，如此一趟趟往复，直至将所有奶品送光。下午3点半汽车又来，还要再送一次，那是针对下午需要的客户，晚上还要给少数特殊需要的客户送奶并分别到各家各户与户主见面收费。有一次晚上，我从南京家中打去电话，没聊多久，他就说，不聊了，马上就要送奶了。听他的口气，非常乐观，以执此业为荣，身心愉悦。他仍然像当初喂牛喂猪一样，亲历亲为，坚韧执着，天天干着体力活，365天持之不缀，一送就是10年光景，直至退休。

多年后我听说，在奶业界，从前是定点送奶取奶，各家各户到固定地点取奶；是常州首先打破常规，将奶品送到各家各户，开全国乳品业之先河。不知此说可真？如真，远归当是全国送奶革新的首批送奶员。

李伯伯去世前后，局领导曾向李家表示，远归可以调出乳品厂，到局下属任何一家条件好得多的企业去工作。但远归婉言谢绝领导的好意，依然在原单位做一名送奶工。

我曾经在明孝陵享殿遗址那64个石柱基础前发楞沉思：这些础石承担过巍巍栋梁，托起过煌煌宫宇，没有它们便没有巍峨的享殿。古人在赞美享殿之余，几人留意过这不起眼的柱底基石？可如今，雕梁画栋安在？而础石依然可以托起又一座新殿。在社会结构中，远归这样的公民像不像一块精品础石？他不追官，不求名，不贪利，甘愿在平淡之中追求生命的洒脱，甘愿在社会底层承担最辛苦的差事，并且把这份差事做到极致，干得最好。秉持这种心胸处身尘世，任凭浮沉，这难道不是一种“大义”？在我看来，他深明大义，品德高尚。因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样的精品础石不可或缺，在任何时代都是珍品。况且，干部之子，与平民为伍，终生做个出色的普通公民，这份底气，可以抗御风暴；这份情怀，可以传之子孙。

有人天天相见，却未必真正知心；有的人，“立谈中，死生同”，“肝胆洞，毛发耸”。我与远归交往并不繁多，但他，不势利，不做作，不矫情，不掩饰，人物透明，清澈见底，晶莹剔透，所以，一叶知秋，洞察肝胆。

聚散离合是自然规律，冥冥之中或许真的自有安排，勉强不得。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各自奔波于所在的城市，在本职岗位上操劳尽职，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品味人生，只是偶尔通通电话，仿佛早已相忘于江湖、没有牵挂与思念，但在内心深处，总有一处盛放往昔情谊的圣地。人生百味，酸甜苦辣，情绪有高有低，一经拨通电话，无须细述，即便听听老友声音，精神上也添一种倚靠、多一份理解、得一次鼓舞，内心始觉平和、踏实。

1997年9月28日，高中本班同学聚会，主事人不知远归的联系方式，我是当日早晨才获悉没有通知到他，连忙给他打电话。就在大家开席以后，他从常州匆匆赶到南京来了，全体欢呼、鼓掌，分外热烈。一致要求他讲话，可他淡泊如故，简简单单地说了几句便含笑结束了讲话。谁能料到，这次见面竟然就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相见。而高二甲班同学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2年南师附中100周年校庆。可惜，这次活动我因故缺席。据沈桓瑜回忆：“那天他从常州赶来学校，我们陪同他一起拜访了谭全保、季廉芳等老师.......，因为他急着赶回常州，厂里有工作任务要他完成，中饭都没有在附中吃。我们把他送到察哈尔路口，他打的去赶火车。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心里非常伤心！！！”

2011年夏，我打电话到常州找远归，他家的座机电话转接到身在北京的吴莺莺大嫂的手机上，她的声音很低沉：“他已经走了。”我未加思索，急问：“去哪里了？”大嫂沉吟不语，我一愣，转而大惊。后来的后来，大嫂告诉我，远归的心血没有白费，儿子李欣高考641分，已达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只因低估了自己，以为考分只到630，在预估填报时没填清华填北邮。如今李欣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几年前远归便已退休，去年添了孙子，老俩口便来京帮助照料第三代，没想到7月24日，因糖尿病兼心房颤动，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难受、失落之情陡然潮涌，沉重、压抑的感觉让我一周之内缓不过劲来，叹息之余，一首古老的宋诗长久萦绕于心：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他的人生竟如此匆匆落幕！最美好的往往在失去的瞬间才深刻体会到，却没有转身回首的机会。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一旦永别，方知是无可挽回的过错，愧悔之心油然而起。尤其是我曾多次出差常州，每次都只想到工作，从未与他相会一次。有一次在常州与他通上了电话，已经约好要去看他，又因工作上的突然事端改变了计划，始终未能见面。自己那时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老友身上啊，总以为以后见面的机会有的是，岂料冥冥之中限定我俩相见的机缘并不很多，自己不知珍惜、未曾把握，铸成今日遗憾！

其实，我早就想陪同他一起送一趟牛奶，跟随他骑行在常州的街头巷尾，亲眼看看他伟岸的身躯骑着满载负重的自行车在狭窄的小巷中如何拐七扭八地穿行，亲耳听听那清脆的铃声如何告知一家家门庭奶品已到……此情此景，如今皆成梦想。

这是离我们时间最近的李远归，看他的笑容和气色，谁能相信，他已离去。

今天，凝视着他的面容，我又想到了一首宋诗：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

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

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王安石《思王逢原（其二）》

写于2015.12改于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