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书信颇多的人。记得，最多的一次，我一天收到30多封信。大量的书信天南地北飞来。所幸当市面上第一次出现碎纸机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台，没有保存价值的书信，在碎纸机里“粉身碎骨”。即便如此，我还是保存了几千封信件。如果不是电话的普及，“伊妹儿”、手机短信、微信的出现，我家的书信数量还会翻几倍。

　　我放下手头的写作，逐封阅读我所收藏的信件，加以整理、分类，重要的信件加上标题、说明。锦书承载浓浓情。泛黄的信，使我回到远逝的岁月，脑海里不时闪过一张张熟悉又久违的面孔。

　　我收藏的最早的信件，信封上写着“叶永烈小朋友收”。那是1951年，11岁的我第一次向报社投稿，收到编辑的回信，说是采用我的小诗，将在下一期的副刊上发表。我一直珍藏着这封“历史性”的信。

　　我最看重的信，是陈望道先生写的。那是1962年，我还是北京大学五年级学生，给陈望道先生写信，请教他1934年创办《太白》半月刊时的几个问题。他亲笔作复，回答了我的问题。后来这封信被收入《陈望道文集》第一卷。

　　我收藏的“图文并茂”的信，要算是秦瘦鸥先生1983年的信。我曾拜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秋海棠》。他的长达3页的回信中，不仅详细回答了我关于1925年上海《福尔摩斯》报的相关问题，而且还欢迎我去他家访问。他说他的家不大好找，特地自绘了一幅地图，四纵四横八条马路都写上路名，然后用箭头指明他家的位置，其详细不亚于今日google地图。

　　冰心写给我的信则称我为“永烈小友”。我在梁实秋留学美国时的纪念册页上，看到她的题字，称梁实秋为“鸡冠花”。我不解，向她请教。她的回信很幽默。她说，她正要给梁实秋题字，说他像一朵花，旁边的几位朋友哄笑起来：“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于是她便写下梁实秋是“鸡冠花”，因为鸡冠花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我收藏的最认真的信，要算是鲁迅之子周海婴。他为了要更正我在香港《镜报》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写了两封信给我，甚至还向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的妹妹求证，以表明他的意见绝对可靠。另一位极其认真的写信者是傅雷次子傅敏先生，他给我的信达几十封之多。他非常认真校对我的《傅雷画传》一书，写下近两万字的意见，每条修改意见都标明第几页第几行。

　　我收藏的最“花俏”的信，是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写来的。她喜欢在花花绿绿的卡片上写信给我，而在信封上贴了五颜六色的粘纸。当然，她也有“郑重其事”的时候，那信是写在印有她与梁实秋合影的专用信纸上。她是歌星，却颇有古文根底，而且自幼练过书法，信的文笔流畅。

　　我收藏的书法最漂亮的信，要算两位诗人——流沙河和汪国真所写。流沙河用端端正正的小楷写信，而汪国真的竖写八行毛笔华笺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书信“八行书”之美。

　　论书信的文辞之美，当推柯灵。我读柯灵散文，佩服其词汇丰富。他写给我的信，随手拈来，便见用词精湛，足见文学功力之深：“嘱写《劫难》序文已完稿，邮寄恐付洪乔之误，何时命驾一谈如何？”“我尘务粟六，俯仰随人，想认真写点东西，总是不能如愿，为之奈何？”　

　　遗憾的是，很多作家、画家的信末，只署月、日，我不得不依照信封上的邮戳或者信的内容“考证”年份。然而考古学家夏鼐院士给我的每一封信，都在信纸右上角端端正正写明“19××年×月×日”，这无疑是他多年考古工作中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96岁的高士其母亲何咏阁用毛笔给我写信，则依照老人的习惯在信末署“戊午年”（1978年）。

　　纸质书信，已是明日黄花。然而各人用富有个性的字体写下来的这些书信，面字如人，充满温馨，泛黄而不褪色。我摩挲故纸，竟然由此萌发用散文笔调写一本名人书信背后的故事，书名就用《泛黄却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