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

   翻开潘富俊新近推出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商务印书馆，2015年）一书，一个异常丰富的文学植物世界跃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犹记得初读此书的惊喜，如同陶渊明笔下的那位渔人，偶然间误入了梦幻迷离的“桃花源”，真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潘富俊看来，推开中国古典文学之门，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植物世界：我们读《诗经》，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篇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那长短不齐的荇菜在清澈流淌的溪水里摇曳，也引得诗人心旌动摇，吟咏不绝；接着读《楚辞》，我们看到屈原清癯的身影在忙着“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接着读唐诗宋词，在《全唐诗》里，一共出现了398种植物，在《全宋词》中，则可以看到321种植物的身影……不仅诗歌如此，在古典小说里，植物也占有着很高的比例。以几部流传最广的小说为例，《金瓶梅》中有210种植物，《水浒传》有102种，《红楼梦》达到242种，《西游记》更高达253种之多。

   不仅找到了各种植物的数量，在潘富俊的引领之下，我们看到，那些原本安静生长着的植物竟然还会“讲话”，它们以自己的存在从侧面回应着一些文学史上的“未解之谜”：《西游记》的作者是谁？是山东栖霞的丘处机还是江苏淮安的吴承恩？潘富俊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西游记》中提到了龙眼、荔枝、椰子、甘蔗等水果，曾做过浙江县丞的吴承恩相比于一直呆在北方的丘处机更有机会接触到上述热带、亚热带水果；《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是同一人所作吗？这是个困扰红学界两百年之久的争论。经过严格的统计，潘富俊发现，在《红楼梦》前40回中，共出现165种植物，平均每回出现11.2种；在第40—80回中，共出现161种植物，平均每回出现10.7种；而到了后40回，则仅有61种植物出现，平均每回出现的植物种数则直线下降为3.8种。这种前80回与后40回在植物出现总数和每回平均数上的巨大落差基本可以证明，《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并非一人所写。

   正如有读者评论的那样，潘富俊用植物唤醒了古典文学的睡美人！

    “植物迷”与“文学迷”

   潘富俊出生在台湾东部乡下，并在台东完成小学、初中教育。得益于热带、亚热带的气候，台东地区植被丰富，茶叶、凤梨、金针、洛神花等都闻名全台。小时候住在乡下，遇到各式各样的植物时，潘富俊总会忍不住向祖父询问它们的名字。刚开始，祖父还很乐意告诉他，但是后来，随着问题越来越多，祖父有时候被问得不耐烦，常常会以“土发的”作为植物名称来搪塞他。天真的潘富俊一开始还真相信世界上有“土发的”这种植物，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总不可能每种植物都叫‘土发的’吧，我到那时才明白自己上当了。”回忆起这段陈年旧事，潘富俊笑着说，这也许是自己立志学植物的原因吧！

   不仅是“植物迷”，小时候的潘富俊还是个“文学迷”。“对文学的兴趣，应该和小时候喜欢看故事书、读小说有关。”初中毕业以前，潘富俊已经把家中所有的闲书，包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等，都念完了。不仅爱读书，作为“植物迷”的潘富俊还追根究底，想搞清楚书中出现的植物到底长什么样子。他回忆说，第一次在语文课本上读到北魏郦道元《三峡·水经江水注》中“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这段优美的文字时，校园里常见的“柏”的形象一下子在脑海中涌现，可是另外一种“柽”是什么植物却无从得知，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困惑多年。后来他又读到古诗《上山采蘼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虽然知道蘼芜是一种植物，可是它究竟是什么植物，其形态如何，有何功用，这些疑惑在潘富俊翻遍了能找到的各类注解后仍一无所获。就是这些最初的疑惑，让一粒粒寻花问草的种子在潘富俊的心田悄然种下，不知不觉间，长成了参天大树。

   考大学前，潘富俊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究竟是读植物学所在的理科还是文学所在的文科？最终，植物“战胜”了文学，他选择了理科，专业是森林系，专攻树木学和植物学。虽然读了与植物学相关的科系，但他仍旧无法忘怀诗词歌赋，课余常沉浸在古书堆中与古人神游。和以前不同的是，在掌握了一些植物学的专业知识后，潘富俊更加留意诗文中出现的植物词汇，并尝试去解读该植物为何，今名、学名是什么。怀着对植物的浓厚兴趣，潘富俊接着攻读了植物分类及生态方向的硕士和美国州立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系的博士。

   取得博士学位后潘富俊旋即回台，进入到台湾林业试验所工作，主要负责育林和林木育种工作。后来他陆续担任林业试验所恒春分所所长、森林生物组组长，并兼任台北植物园园长，到中国文化大学景观学系专任教职，讲授景观植物系、植物与文学、台湾的植物文化等课程。期间，潘富俊多次到台湾各高中大学、社团、政府机构以“中国文学植物”“诗经植物”“《红楼梦》的花花草草”为题做演讲，反响热烈。“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台北捷运局工程处做演讲，面对数百名专长工程的大男生，看到他们热烈提问的气氛，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觉得文学与植物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

  对话：所有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数

   读书报：您在《草木情缘》出版前，已经推出过一系列植物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著作，如《诗经植物图鉴》《楚辞植物图鉴》《成语植物图鉴》《红楼梦植物图鉴》《唐诗植物图鉴》等，这些书在台湾和大陆的市场接受情况如何？

   潘富俊：这些书都是在台湾先出版，以后再在大陆出简体字版。简体版是上海书局负责出版事宜，当时各印了30万册。

   这些书出版以后，我曾应邀到台湾各大学、社团、政府机构、高中等场所，演讲“中国文学植物”“诗经植物”或其他相关题目数百场次，以及在电视、广播节目等不同媒体渠道讲演过此类主题；也曾到大陆的天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昆明植物园、西双版纳植物园、仙湖植物园等机构演讲。从出版和讲演情况来看，读者对于这些话题有很浓厚的兴趣。

   读书报：您的著作中有非常多的植物图鉴，这些植物生长的区域有的跨度很大，有些植物生长的环境非常险峻，比如生长在高山密林之中，您是如何收集这些图片的？

   潘富俊：这些植物照片，多数是个人亲赴大陆各省区拍摄的。目前，除了西藏、青海、山西等地尚未驻足，其他各省都有我的足迹。书中少部分照片，如《红楼梦》中出现的乌木、安息香、龙脑香等，属于热带、亚热带植物，则是我在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拍摄的。

   读书报：书中另一个特点是对各类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植物品种、数量以图表进行了细致的统计，让读者直观地获取信息。这些数据是如何获得的？

   潘富俊：所有图表、统计数字，都是我翻阅各类古籍，逐句逐字念过，标记并计算出来的。我之所以不惮烦劳地做这项工作，是希望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能精确到个位数。举个例子，为了撰写《红楼梦植物图鉴》，我花了3年时间，重读18次《红楼梦》和27万首以上的诗词。现在只要读到相关的段落，草木的模样就会自动从我的脑海中跳出。

   读书报：从《诗经》到现在，两千多年过去了，许多植物的名称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如何确认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某种植物的同异？

   潘富俊：古今植物名称大不相同，年代愈久远，差别愈大。因此，历代文献植物名称之解读，以《诗经》难度最大。所幸自三国以下，历代都有解经专著，试图分辨译解各种重要经文中的“名物”，其中包括植物名称之所指。现代解经，或解说图鉴的撰写，都是以上述文献为基础的。

   古代文学作品所言之植物，多半可遵循《诗经》《楚辞》的名物解译找到正确的现代名称。但各代继出的作品都有新的植物出现，如果现在判别有疑虑，则必须配合当时的历史发展、国土疆域、贸易范围、文化民俗、植物的天然分布和生态习性等，进行综合解读。

   有些古文献的植物种类，历代解读不一，或语焉不详，如《楚辞》之“揭车”“莽草”等，所指为何，至今尚无定论。历代诗文中的“熏草”“蕙草”的今名今物，也还有争议。撰写古典文学的植物图鉴，每当遇到难以辨别的植物，虽然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格物”功夫，结果却未必有如愿“致知”的效果。彼时彼刻，心情之郁结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为解答文学史疑案提供新角度

   读书报：在植物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您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一些文学史上的疑案提出了崭新的思考角度，令人赞赏，比如对《西游记》《红楼梦》作者的分析。您认为植物学研究对文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潘富俊：文学植物的研究，已证明能够协助解答《西游记》《红楼梦》等著作的作者问题。在古典章回小说当中，最难解决作者的，要算是《金瓶梅》了。因为是情色小说，作者一开始即有意隐藏身份。作者的探究，自明代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到目前为止，“涉嫌”的人选已有五十余人，只是所有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我认为，该书植物的研究，可能会解答此一悬案。

   文学植物的研究，常为我们开启另一扇惊奇的知识之窗。在此不妨略举一例：读书人爱书、护书，自古而然。为防止蠹虫、衣鱼等昆虫啃蚀书页，根据记载，古人往往会采用一种称作“芸香”的草叶，夹在书页之中，这样就可以起到保护书本免于虫害的效果。因此，古代称藏书之处或图书馆为“芸阁”。自唐诗以降，诗文中对此多有提及。但什么是“芸香”呢，多数学者声称其为芸香科的植物芸香。不过仔细考察，学者所说的这种芸香原产于法国的地中海沿岸，明朝中业以后才引进中国，不可能在唐代被大量使用。后来我几经考证，通过比对历代诗文内容，才清楚“芸阁”所指之“芸香”，实乃禾本科之“芸香草”，而非如大家习惯上所认为的芸香科植物。

   读书报：其实在古代，植物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应当是颇为紧密的，一方面，诗人们在创作时会运用到很多植物来传情达意，另一方面，古代曾产生过很多记载植物的专书和典籍。可是，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植物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反而疏离了呢？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状？

   潘富俊：古人的生活处处有植物：经文中有植物，诗词歌赋更是离不开植物。十三经包括《诗经》，以及《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章回小说等，莫不如此。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集引述208种植物，宋代文豪苏东坡的诗集更出现有256种植物。《红楼梦》有242种植物，《西游记》有253种植物。其后的诗文，引用或记述植物的现象，亦不曾稍减，如晚清樊增祥的诗集，有高达351种植物种类出现。

   现在，文学和植物学疏离的原因，我想，一是现代学科分类的细致所致：学文学的不用知晓植物学及其他学科知识；同样，学植物的也无需再涉猎文学、哲学等学科。二是现代社会急功近利，人们对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常识，往往不会费神钻研。三是中国近百年来受到的挫折，使国人轻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视古典文学如敝履。

   读书报：您在担任台北植物园园长期间曾负责台北植物园的规划，在园中设置“诗经植物”“成语植物”等展示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能具体谈谈吗？听说上海的植物园也在邀请您帮助其规划展区，不知进度如何？

   潘富俊：我在规划台北植物园时，设置了“诗经植物区”“成语植物区”“十二生肖植物区”等和文学、文化相关的展区，目的是让为了让民众感受到植物学不只是分类、学名、形态等枯燥无味的学问。通过参观这些展区，观众会意识到原来植物和人类生活是如此紧密相关，除了提供给我们食物，植物还有文化、文明和灵性。展区设置后，来台北植物园参观、研究植物的人数比例大幅增加，要求植物园提供教育解说的团体数也增长迅速。

   除了上海辰山植物园外，最近我也在协助福建的福州植物园建立教育解说系统，主要设计内容就是“中国文学植物”“传统中国植物文化”，其目的是希望能从中国人的角度，诠释植物、导览植物。

   读书报：最近几年，在大陆兴起了一股博物学的潮流，有很多植物图鉴、动物图鉴之类的博物学书籍被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博物学的队伍中，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潘富俊：大陆近十年来博物潮流的盛行，标志着社会安定、人民生活逐渐富足起来，毕竟“衣食足”才可能“知荣辱”，才会追逐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生活层面！这一切正是社会蓬勃发展的表现，也充分表示中国人的自信心已经在回复之中，所以这是值得欣喜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