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长期罹患忧郁症，他称忧郁症叫做“黑狗”。《丘吉尔的黑狗》首次出版于1970年代，多次再版，是斯托尔多种著作中最畅销的一种。书中以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来观察心理忧郁现象，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剖解了许多大人物的忧郁心理与非凡成就之间的关系。

   关于丘吉尔的一生，他自己提供的自传性细节（尤其是在其所著《我的早年生活》中）不在少数，但对精神科医生来说，大多数却不怎么管用。因为正如他对待旁人一样，他显然也不太关心自己的心理状态。C.P.斯诺在他的《人的多面性》中还特别提过，丘吉尔的性格是“异乎寻常地难以窥其堂奥”。尽管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多得不得了的记载可寻，但关于他的内心生活，见诸文字的却少得可怜。不论写作或绘画，丘吉尔都算得上是个艺术家，但他又不像许多艺术家那样，对自己的创作总是反复思量、患得患失；对于既成事实的事，他可能很少去伤那种脑筋。因为患得患失跟缺乏自信正是一对难兄难弟，而且还是行动的大敌，这都不是丘吉尔的个性。

   直到今天，温斯顿·丘吉尔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像我们这些在20世纪40年代听过他演讲的人，有哪个人不觉得，自己能够逃过纳粹独裁的魔掌，还得多亏他的那份胆识；即使在全世界男男女女的眼里，他也是一个象征，是大勇的化身。但是，丘吉尔到底也只是一个人，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着相同的需要、本能、希望与恐惧。对于一个伟人来说，揭开其人性的一面，说他跟平常人一样，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也有瑕疵，并无损于他的伟大。丘吉尔虽然出身于贵族之家，又有社会地位，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却也有他一辈子想要克服、最后却无法如愿的缺憾。如果没有这些缺憾，他可能会更快活些、平凡些、安定些，但也可能就没有那么伟大。在1940年，任何政治领袖，尽管内心已经彻底绝望，多半还是硬着嘴皮子为英国人打气，只有一个人，了解并面对过自己内在的绝望，反而能够在那一刻接受残酷的现实，也只有这个人，知道如何在绝望中抓住一线希望，在敌人团团的围困中，斗志反而被燃烧到了极点，能够将悲情的现实转化成大无畏的话语，在1940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夏天，支撑住我们，不至于倒下去。丘吉尔就是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绝望战斗，只有他才能够告诉别人，绝望是可以战胜的。

   一如其先祖，第一位马尔波罗公爵，丘吉尔也长期罹患忧郁症，并不时发作。要了解他的性格，这一点千万不能放过。他把忧郁症叫做“黑狗”，而这也正是他自己的绰号，由此不难想象，他跟忧郁症还真是形影不离。在与忧郁症的对抗中，丘吉尔大半辈子都做到了坚持不懈，但年老体衰加上脑血管硬化，最后还是使他放弃了抵抗。苟延残喘的最后五年，他忧郁得一蹶不振，以致莫兰爵士为他作传都不得不留了一手。活到九十岁，对丘吉尔来说，毋宁是命运对他残酷的作弄，因为那只曾经驯服、听话的“黑狗”，最后还是击败了他的斗志。

   在大人物当中，饱受忧郁症折磨的，丘吉尔并非唯一一个。在性格上，歌德如此，舒曼也不例外，叫得出名字来的还有一大串，包括雨果、伍尔芙、马丁·路德、托尔斯泰。非凡成就与忧郁性格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深入探讨，但几乎可以确定，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就有如一条鞭子。当忧郁排山倒海而来时，整个人陷入幽暗的谷底，让人感到精疲力竭，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因此，为了避免掉入这种悲惨的状态，在尚未错乱到无可救药之前，病人非得强迫自己去活动，不让自己有片刻休息或放松，如此一来，反而成就了大部分人无法完成的大事。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有待厘清：第一，忧郁症的频发跟遗传究竟有多大关联；第二，童年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即使以遗传学发展到今天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不过说到丘吉尔的个案，若说这两个因素都脱不了干系，倒可说是八九不离十。因为，就我们所知，在他的先人当中，至少有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就是深受这种情绪恶疾之害。

   搁下丘吉尔的遗传问题之前，不妨来看看他那副天生的体格。说到体格与性格，尽管不是必然有关，其间的瓜葛却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的体格结构与外形，遗传的因素大于环境，心智模式则不同，抚育与教育的影响要大得多。人天生的体格虽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基本上还是遗传的印记。

   丘吉尔的生命力显然极强，活到了90岁。80岁时，逃过一次心脏病发作、三次肺炎、两次中风，外加两次手术。他一贯吃喝无度，烟抽得极凶。直到古稀之龄，很少听他喊过累。然而，这种异于常人的体魄，却不是来自一般人那种天生的强健。说起来，他反倒是生就一副弱不禁风的体格。莫兰爵士这样描述道：“在学校，我看到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男生，总是受欺、挨打；长大成人了，还是身材矮小，骨瘦如柴，一双手细白得像个女人，胸口无毛，讲起话来吞吞吐吐，有点结巴。”

   1893年，丘吉尔一封发给桑赫斯特（Sunhurst）的信是这样写的：“我这副该死的烂身体，一累起来，简直一天都撑不过去；但若继续在这里待下去，应该会长得强壮一些。”身高不过五尺六寸五（约1.69米），胸围三尺一，按照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根本不及格。诗人布伦特（WilfredScawenBlunt）1903年认识丘吉尔时，形容他“小头方脑，其貌不扬”。他一贯精力充沛，有时甚至不免毛躁，可不是因为天生身强体健，而是人小体弱激发出来的那股子心劲。年轻时就喜欢冒险，在法国还差点儿把命给丢掉，鲁莽起来，害得旁人也身陷险境，无非都是要表现自己有多么勇敢罢了，但那绝不是发自内心的，只是一种补偿作用，想要证明连自己都没有把握的勇气。

   人人都免不了会害怕。但是，体格生来强壮的人通常比较笃定，也比较不当一回事儿。丘吉尔胆大过人，但比起那种天赋体健而具备的内在优势，他的勇气却又更胜一筹。就读中学预备学校时，男同学拿板球砸他，吓得他躲到树丛后面，这次经历成了他记忆中难以忘怀的羞耻，早早就痛下决心，绝不再示弱，也绝不再输给别人。18岁那年，在表兄弟与兄弟的追赶下，为了不被逮到，奋不顾身，从桥上一跃而下。那一跳，足足有29尺之高（约8.8米），结果摔裂一个肾脏，三天昏迷不醒，卧床将近三个月。丘吉尔这种“匹夫之勇”可说全来自一种决心，为的是要克服先天的体格弱小，这就好像古希腊时代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传说这位雄辩家之所以能言善道，全是因为要战胜自己的口吃，是一种意志力的表现。

   体格与性格之间的关系，有不少人下过工夫，其中又以谢尔登的研究最为深入、精辟。谢尔登指出，人的体型可以分成三种，他分别取了一个相当别扭的名称，分别是脏胚型、体胚型与脑胚型。同时，他又建立了一个性格表，分成三组，各由二十种跟身体密切相关的性情特征构成，这三组主要的性格分别是：脏气质（viscerotonia）、体气质（somatotonia）与脑气质（cerebrotonia）。

   检查一下丘吉尔，明显可以将他的体格归入脏胚型。大脑袋，相较于肚子小上一号的胸脯，圆鼓鼓的身材，加上整个人都小上一号，全都是标准的脏胚型体格。还有就是他那光滑的皮肤，细致得还非穿特选的丝质内衣不可。像这样体格的一个男人，在性格上多半倾向于脏气质：质朴、沉静、深思、稳定。在二十项脏气质的特征中，丘吉尔符合的高达十一项，但是，他几乎也有同样多的特征符合体气质的性情，而这却是身强体健，属于体胚型的人才具有的。按照谢尔登的说法，性情如果与体格所属的性格分歧，这种人比较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冲突，因为他们常常会跟自己的情绪素质作对。

   按照他生就的那副体格，旁人很难想象，丘吉尔居然会是那样一个强势而又好斗的人。他喜欢冒险，喜欢在体力上逞强，精力充沛，自信满满，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印象，他应该是一个肌肉结实的体胚型，却怎么也想不到，这些特征居然都在丘吉尔这个脏胚型的人身上出现了。

   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相当程度上，他总是在强迫自己跟自己内在的本质作对。这个人，天生既不强壮也不是特别勇敢，但却一反自己天生的性格与体格，把自己弄成了二者兼具。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人，越是细究起来，就越是不得不承认，他的好斗、勇敢与强势，其实都不是源自于他的遗传，而是靠意志与决心得来的。他曾经对他的医生说：“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看起来很强。”但是，他那幅最常在照片上看到的尊容——一副斗牛犬式的凶狠表情——在世界大战之前，根本不曾在他的脸上出现过，倒是莫兰曾经暗示，那很可能是在镜子前面慷慨陈词时练出来的，大战爆发之后，在适当的公共场合就搬上了台面。

   无论是丘吉尔在内政大臣任内，还是后来担任首相与战时统帅期间，对于他层出不穷的点子与源源不绝的创举，大凡与他共事过的人，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却也都同意，他极需要严加约束，因为他的许多想法，如果都付诸实施的话，那可是天大的灾难。

   在荣格的类型中，丘吉尔是属于外向型直觉；在谢尔登的分类中，他则是以脏胚型为主、体胚型为副的混合体。用精神病学的行话来说，他是躁郁轮替，具有强烈忧郁症的倾向。所有这些描述性的分类，虽然是术语连篇，仍不失为了解性格的有效途径，但对一个人内在生命的动态，所能揭露的就不多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尽可能多少带点儿推测的性质，来检视一下丘吉尔的心理结构。

   许多忧郁症患者都拒绝让自己休息或放松，因为他们身不由己。万一外在环境迫使他们无所事事，乌云就将压顶而来。1915年5月离开海军部，年方三十就赋闲，1945年竞选失败，以及最后退休，丘吉尔都是这种情况。每当公职一空下来，为了应付忧郁的来袭，他就得想尽办法排遣，包括绘画、写作与砌砖，但没有一样真正成功过。

   精神分析之所以广受肯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门学问对环境效应的重视，尤其是早年环境对成人性格的影响。对于丘吉尔精神毛病的了解，我们已经采用过类型学或先天体质的途径，但一般人或许不明白，精神分析的论点虽然有别于上述领域，基本上，两者却是互补的而非冲突的。一个人的先天遗传有可能使他具有忧郁症的倾向，但是否会发作，早年的家庭生活却居于关键。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每个人天生各异，对于环境影响的响应方式也不尽相同。理想的抚育是没有固定蓝图的，因为天下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精神分析强调，心理失衡与抚育过程中的情绪氛围大有关系，环境之无法满足需求，特别是需求最强烈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成年之后的神经官能失调与精神疾病。

   跟正常人不同，忧郁症患者脆弱得多。只要外在世界有一件事情出了问题，他们就可能掉入失望的深渊。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这种倾向根植于早期不良的亲子关系。丘吉尔的忧郁气质，源自于童年的什么因素呢？说到答案，多少不免有几分推测，但某些可靠的迹象显示，父母亲的冷落则是最关键的。

   丘吉尔是个早产儿，比预产期早两个月出生。早产是否对未来的性情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很难说得准，但可以确定的是，抚育与照顾的方式会影响到婴儿的体格与心灵发育。因为即使幼小如婴儿，对环境也是极度敏感的。早产儿的出生，往往令人措手不及，困扰自是难免。就我们所知，丘吉尔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准备工作极端不足，甚至连婴儿衣裳都付之阙如。更何况是生头胎，对一个缺乏经验的母亲来说，不难想见。

   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夫人，当时年方二十。这个美貌出众的年轻母亲，忙于社交应酬，根本无暇照顾刚出生的儿子。至于伦道夫爵士，热衷于政治，对于自己的子嗣，谁也不敢指望他会多瞧上几眼。事实上，在童年最要紧的那几年，父母对小丘吉尔的看护可说是少得可怜。唯一能让他免于感情饥渴的人，是奶妈埃弗里斯特太太。她的照片一直挂在他的房间，直到他走完自己的一生。

   由于父母的冷落与疏忽，丘吉尔内在的自信资源遭到了剥夺。大部分生性乐观的人则非如此，也正是这种内在的自信，能够帮助他们通过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挫折与逆境。那么，在缺乏亲情呵护的情况下，丘吉尔又是如何弥补缺憾并维持自信的呢？响应这种亲情的匮乏，他最早发展出来的性格特征就是野心。1899年，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万一不能成功，结果将会很惨，那一定会让我一蹶不振，因为，除了满怀的雄心壮志，我别无所恃……”以丘吉尔的情况来说，野心是一种强迫性的驱动力，是童年缺乏爱的直接产物。

   丘吉尔这种心理特质持续了大半生，直到65岁，他的幻想总算在现实中找到了舞台。正如他对莫兰所言：“这绝不是意外，天命如此，这项使命是为我保留的。”英国能在1940年逃过一劫，或许还真多亏了这种内在世界的一厢情愿。丘吉尔用以鼓舞这个国家的士气的，不是来自于理性的判断，而是一种与现实情况无关的非理性信念。当一个人深信自己拥有英雄般的使命，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反其道而行，他那种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坚定信念，还真能感染他的国人，因此而造成的奇迹。丘吉尔一厢情愿的内在世界，究竟发展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也永远无法知道。但它确实在那儿，而且发挥了英雄式的效果，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

   和许多人的恋爱故事一样，丘吉尔年轻时追求女性的过程，免不了跌跌撞撞，但婚前至少还是交过三个女性。到了晚年，他不仅很少注意女性，甚至几乎不跟女人交谈，但对女性的那种浪漫情怀依旧，并将之投射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身上。据说，他曾经对着女王的玉照沉思，并说道：“真是魅力十足。全世界的星探，就算走遍全球，恐怕也找不到哪一个人如此适合这个角色了。”王室对他的魔力从来不曾褪色，就和他那位内战时期的先人一样，他一辈子都是死心塌地的保皇党，尽管在有识之士的眼中君主政治早已是明日黄花，他对君主制度的理想化甚至扩及英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国王与女王。这种心态意味着，他几乎不将王室成员视为血肉之躯，正如在他的心目中，父母亲也是如此。这种特征，他跟许多大不列颠的子民倒是臭味相投。

   丘吉尔将他父母亲理想化的程度尤有过之。在小男孩的眼中，美丽优雅的年轻母亲有如仙界的公主，本不足奇。但是，他的父亲，尽管名重一时、才华洋溢，对他这个儿子却是不屑一顾，丘吉尔却对他有种英雄式的崇拜。对他而言，父亲的确始终都是一个不可知的对象，从来不曾跟他亲切交谈过，极少写信，即使有也都只是责备。伦道夫爵士因精神失常而完全瘫痪，去世之后，年方二十的丘吉尔将父亲生前大部分的演讲稿都熟记于心，并在1906年出版两卷父亲的传记。孝心如此，说是至孝也不为过，但所孝的只是一个形象，而不是一个他曾经真正拥有过的父亲。

   父母亲不曾满足感情需要的孩子，对于这种匮乏的反应，一方面是理想化，另一方面则是敌意。童年时期，丘吉尔的倔强、叛逆与任性就已经十分明显。未满八岁，就被送进寄宿学校；从他最早期的操行成绩就可以看得出来，学校成了他发泄敌意的对象。那种敌意本来是应该发在父母亲头上的，但却因为他将父母都理想化了，以致从未表现出来过。在他最早的成绩报告单上，先是被形容为“顽皮”，到了后来竟被评为“捣蛋”“顽劣”“粗心”“不受管束”，而且经常迟到。在这所学校，他从1882年11月念到1884年，从日记上可以发现，他十分讨厌学校。他后来转学，原因可能在于校长是个虐待狂。这位牧师出身的教育工作者，动辄鞭打学生屁股，每次多达二十下，学生几乎无一幸免，而他却引以为乐。但是残忍的处罚并未驯服丘吉尔，反而增强了他对权威的忍耐力。

   相当有意思的是，早年在学校所写的信中，他不曾有过一句怨言，总说自己是快乐的。但到了后来，他到底还是承认了，事实恰好相反。一般来说，小男生在寄宿学校里吃了苦头，通常都不会告诉父母，凡事往肚里吞，并将现实世界视为当然，结果可能会使他们产生一种想法：遭到虐待或缺乏体谅，根本就是身为学生所该受的，如果因此而不快乐，徒然显出自己的软弱、差劲。这种心态最能加强某些人的忧郁倾向；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对父母或其他权威的敌意全都会转而向内，变成跟自己作对。他们说自己快乐，只因为他们以为应该如此，也很轻易地就能骗过压根就不关心真相的父母亲。

   在权威面前，丘吉尔自小就是我行我素、毫不妥协。叛逆不仅是他发泄敌意的唯一途径，也是他维持自尊的法宝。自知身小体弱，除了历史之外，在其他学科上又一无是处，除了叛逆，还真的别无所恃；但是，没过多久，另外一种得以让这个小男生建立自信的本事，或者说是天赋，很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尽管大部分学科都一般般，差到跟他的天资大不相衬的程度，但他却发现自己拥有驾驭文字的本领，而且单凭着这份资产，就已经让他一生受用不尽。

   在使用文字作为自我表达的利器之前，11岁那年，他曾经渴望学习大提琴。这个愿望如果得以实现，音乐可能影响他的一生；许多音乐家都明白，声音的世界可以成为一个永不枯竭的安抚泉源，能够演奏一种乐器，既可自我表达又可以因此而建立自信。但是，幼年对音乐的兴趣，丘吉尔并没有受到鼓励，不久也就烟消云散，他的音乐品味就始终停留在沙利文（SeymourSullivan，英国轻歌剧作曲家，1842—1890）与流行歌谣的水平。

   从心理学上说，丘吉尔对文字的态度与运用可说别具意义。文字具有魔力，后来成为他内在世界一厢情愿的信念。

   终其一生，丘吉尔都是一口观念的活水。司麦兹（Smuts）谈起他，说：“丘吉尔之不可或缺，正是因为他有观念。”他的想象力确实与众不同，一泄而出，耀眼亮丽，用词遣字魅力十足，有如天马行空，翱翔于单纯的事实之上。但这也正是随时都要有人约束他的原因。

   丘吉尔深知，自己的想象会造成误导，陷自己于错误的判断之中，但总能及时悬崖勒马，只不过要花极多的时间往复辩论罢了。在军事策略上，他虽有独到之见，天马行空的想象却不时插上一脚，经常忽略了可能性的逻辑。对于自己的观念或想法，他能够用冠冕堂皇的文字或语言包装起来，弄得连自己都深信不疑，语文的魔力不仅鼓舞了自己也激励了别人，确实还真的救了他们的命。

   丘吉尔的这种偏执，同样反映在对朋友的选择上。任何人，只要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就倾心以对，完全不计较对方的个性，只因为这些人全都是现实中的活英雄，是他内在世界的英雄翻版。同样，对活力奔放、冲劲十足的冒险家，如伯肯黑德爵士（LordBirkenhead）与比弗布鲁克爵士（LordBeaverbrook），他也是刻意结交。在性格的品鉴上，丘吉尔极不在行。老实、诚恳、可靠之辈，他全不看在眼里，能够激励他、取悦他、振奋他的人，才是他所要的。

   丘吉尔为了摆脱忧郁的纠缠，可说无所不用其极，为了对抗忧郁，他奋斗了一辈子，整体来说，他所用的法子算是成功的。年轻时，虽然有好长一段时间饱受忧郁之苦，但他不仅走了过来，日后更克服了这种心理障碍，使自己能够从绝望的深渊中跳脱出来，直到老年才束手就范。在他政途坎坷的那段时期，了解他的人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说他在这一段期间根本就是靠酒精度日，但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在应付自己的性情方面，他的表现确实非常成功；他的忧郁倾向，即使跟他交往甚密的人，始终都蒙在鼓里的其实还不在少数。

   丘吉尔漫长的一生，最后的岁月可说是惨不忍睹，活到如此高寿，于他其实只是一场悲剧。根据莫兰的记载，1955年4月退休之后，“温斯顿丝毫不讳言，生命之于他，已经令他自己深恶痛绝”，接着又说：“历史家可能因此总结说，在精神的肌理里，其中必有弱点于焉。”任何历史家，果真做出这种结论的话，徒然显出对医学的无知而已。因为，丘吉尔严重罹患的大脑动脉硬化，不仅会破坏莫兰爵士所说的意志力，而且会使一个人应付人格障碍的机制停止。人至老年，多数人的自我都会扭曲，多疑可以成为妄想，不安可以成为威胁，忧郁症患者尤其无法自绝望的深渊中自拔。丘吉尔去世之前的五年，莫兰搁笔，不再继续记录他的生活，理由是：“退休之后，他沉没在浑浑噩噩、糊糊涂涂之中，种种痛苦的细节，还是不说也罢。”

   在丘吉尔的一生中，多次经历挫折。即使是一个免于“黑狗”纠缠的人，恐怕也难以承受那种绝望的打击，早已颓然倒地。然而，直到耄耋之年，锲而不舍的决心，加上无比的抗压力与勇气，却让他征服了自己内在的敌人，一如他唤醒自己深爱的国家，终于击败了外在的大敌。

   我们曾经多次提到丘吉尔，正如莫兰爵士所说，只有在那个世界中，他才找到真实的自己。但在他的一生中，总算有一段时期，他是幸运的。1940年，丘吉尔就这样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英雄。对他来说，正是天赐良机。在那段黑暗的时日中，英国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精明、冷静、稳健的领袖，而是一个先知、一个英雄式的先觉、一个在一切似都绝望之际还能怀有胜利梦想的人。温斯顿·丘吉尔正是这样一个人；而他那种唤醒人心的特质，还多亏了他那自以为真实，但其实只是出于想象的浪漫世界。

   （本文摘自《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英]安东尼·斯托尔／著，邓伯宸／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