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报纸编辑部对我的稿件作了一些删节，故我将原稿也附在后面，供参考。）

创新往往发生于边缘地带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发表于《文汇报》2014年12月26日）  
   ■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机构还是一个国家，都应该而且似乎只能根据自身的条件、特色、传统去从事创新。自身的条件、特色、传统再“差”，也无法丢掉，敝帚必须自珍
   ■不同语言的边缘地带易于发生创新。一种语言对应着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视角，我们中国人如果既掌握了中文，又掌握了英文（或其他外语），就能够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同一个对象，应当是更容易产生创新的思想火花
   
   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创新本身不是目的，人类社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并非一切创新都是好事，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提出的“致毁知识”概念，应该让更多人知晓。
   既然是以人为本，那么，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机构还是一个国家，都应该而且似乎只能根据自身的条件、特色、传统去从事创新。自身的条件、特色、传统再“差”，也无法丢掉，敝帚必须自珍。更何况，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差。
   
创新并不要求与传统彻底决裂
   遗憾的是，有些倾向于走极端的观点是这样论证的：中国的创新表现不如最发达的国家（对的），中国与这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对的），那么，这些差异必是我们创新不如人的原因（这个推论就太简单化了），因此，我们要见贤思齐，要扔掉我们的传统，摒弃我们的语言文字，告别我们的中医药，等等。
   让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好了。哪一个发达国家是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决裂的？以色列是众所公认的创新型国家，而犹太文化传统对以色列的深刻影响是没有人否定的。日本也是典型的创新型国家，它是怎么对待传统的？无论是奈良的古建筑，还是和服、能剧，他们都视为珍宝。美国当然是迄今为止最具实力的创新强国，而美国人对从古希腊诞生并传承至今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一直紧抓不放。
   我们需要见贤思齐，我们也需要敝帚自珍，二者本来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
   
不同路径的交汇同样可能孕育创新
   大家知道，创新往往发生于边缘地带。这里的边缘可以是学科的边缘、文化的边缘、语言的边缘等等。提倡“第三种文化”（打破科学与人文分野的文化）的美国学者约翰·布罗克曼创立了“边缘网”（www.edge.org），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边缘地带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不同语言的边缘地带易于发生创新。一种语言对应着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视角，我们中国人如果既掌握了中文，又掌握了英文（或其他外语），就能够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同一个对象，应当是更容易产生创新的思想火花的。事实上，我认为有多位华裔学者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那块土壤上，他们更能够体现出边缘优势。
   旅居加拿大的华人情报学家邱黎雯教授（她当年在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获取竞争情报的思路。她认为，如果两个公司是竞争对手，那么两个公司的网站就不会互相链接。于是，她和她的博士生通过共链分析，绘制了IT产业内众多公司的网络关系图。某些公司显然处于局部网络的中心位置，其周围分布着大量其他公司，这样，网络图中的几个聚类一目了然。如果几个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司之间没有明显的链接，则这些公司之间应该是相互竞争的关系。邱黎雯在20世纪前期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华为公司已经对美国的IT巨头构成了竞争对手关系。她咨询了一位美国竞争情报专家，这个看法对不对？那位专家吃惊地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也发现了华为咄咄逼人，可我的客户根本不听我的，他们说，中国怎么可能有任何公司能威胁到我们？”我认为，正因为邱黎雯熟悉中国文化，明白“无之为用”的道理。如果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完全抛弃中国的语言文化，从小只学英文，也许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创新思路了。

   不同路径的交汇同样可能孕育创新。在我国，有人鼓吹“告别中医”。也有人说，中药还是好东西，中医思想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不想想，单凭误打误撞的经验积累，而没有中医思想的指导，我们的先人怎么可能发现那么多宝贵的药材。中医与中药显然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医药学的发展路径是“以变应变”：碰到一种新病（或新的疫情）就要开发一种新药。且不说开发速度能否跟得上，单是开发新药涉及的巨额费用，连最发达的美国都感到承受不了。而中医药的发展路径是“以不变应万变”：中医所用的药材自古到今没有太大变化，每碰到一种新病，就设计一种新的组方来应付。应当说，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医疗路径。

原稿如下  

见贤思齐与敝帚自珍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创新自身不是目的，人类社会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并非一切创新都是好事，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益东研究员提出的“致毁知识”概念，应该让更多人知晓。

既然是以人为本，那么，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机构还是一个国家，都应该而且似乎只能根据自身的条件、特色、传统去从事创新。自身的条件、特色、传统再“差”，也无法丢掉，敝帚必须自珍。更何况，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与差，姚明那么高的个子适合打篮球，却不适合当战斗机飞行员。

遗憾的是，有些倾向于走极端的朋友是这样论证的：中国的创新表现不如最发达的国家（对的），中国与这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对的），那么，这些差异必是我们创新不如人的原因（这个推论就太简单化了），因此，我们要见贤思齐，要扔掉我们的传统，摒弃我们的语言文字，告别我们的中医药，等等。

让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好了。哪一个发达国家是与自己的传统彻底决裂的？以色列是众所公认的创新型国家，而犹太文化传统对以色列的深刻影响是没有人否定的。日本也是典型的创新型国家，日本在2012年获得的三方专利数（定义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日本专利局都提交了专利申请且至少在美国获得了授权的专利。三方专利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专利）比美国都多，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日本是怎么对待传统的？无论是奈良的古建筑，还是和服、能剧，他们都视为珍宝。美国当然是迄今为止最具实力的创新强国，而美国人对从古希腊诞生并传承至今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一直紧抓不放，来自英国的地方自治传统也滋润了美国几百年直到今天。

我们需要见贤思齐，我们也需要敝帚自珍，二者本来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

大家知道，创新往往发生于边缘地带。这里的边缘可以是学科的边缘、文化的边缘、语言的边缘，等等。提倡“第三种文化”（打破科学与人文分野的文化）的美国学者约翰. 布罗克曼创立了“边缘网”（www.edge.org），就是因为意识到了边缘地带对于创新的重要性。

不同语言的边缘地带易于发生创新。一种语言对应着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视角，我们中国人如果既掌握了中文，又掌握了英文（或其他外语），就能够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同一个对象，应当是更容易产生创新的思想火花的。事实上，我认为有多位华裔学者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那块土壤上，他们更能够体现出边缘优势。

再举一个边缘创新的例子。旅居加拿大的华人情报学家邱丽雯教授（博主注：我原稿中误为“邱黎雯”了。她当年在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工作）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获取竞争情报的思路。她认为，如果两个公司是竞争对手，那么两个公司的网站就不会互相链接。于是，她和她的博士生通过共链分析，绘制了IT产业内众多公司的网络关系图。某些公司显然处于局部网络的中心位置，其周围分布着大量其他公司，这样，网络图中的几个聚类一目了然。如果几个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司之间没有明显的链接，则这些公司之间应该是相互竞争的关系。邱黎雯在20世纪前期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华为公司已经对美国的IT巨头构成了竞争对手关系。她咨询了一位美国竞争情报专家，这个看法对不对？那位专家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我也发现了华为咄咄逼人，可是，我的客户根本不听我的，他们说：中国怎么可能有任何公司威胁到我们？”为什么是邱丽雯想到了利用“零链接”来发现竞争关系，而西方的情报学者没有想到？我认为，正是因为邱丽雯熟悉中国文化，明白“无之为用”的道理。如果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完全抛弃中国的语言文化，从小只学英文，也许就不会产生相应的创新思路了。

不同传统的桥接也可能孕育创新。创新并不局限于技术领域。西方有民主选举的传统，中国有考试、擢拔的传统。如果我们创造性地把“选”的方式与中国“拔”的方式结合起来，应该更加有助于物色出好的干部苗子。这就可能形成一种选人用人方面的制度创新，也许对其他国家都有参考价值。因此，为什么要把民主选举制度与中国的考试擢拔制度绝对对立起来呢？

不同路径的交汇同样可能孕育创新。在我国，有人鼓吹“告别中医”。也有人说，中药还是好东西，中医思想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不想想，单凭误打误撞的经验积累，而没有中医思想的指导，我们的先人怎么可能发现那么多宝贵的药材。中医与中药显然是不可分割的。现代医药学的发展路径是“以变应变”：碰到一种新病（或新的疫情）就要开发一种新药。且不说开发速度能否跟得上，单是开发新药涉及的巨额费用，连最发达的美国都感到承受不了。而中医药的发展路径是“以不变应万变”：中医所用的药材自古到今没有太大变化，每碰到一种新病，就设计一种新的组方来应付。应当说，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医疗路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真心实意地搞中西医结合（而不是贴膏药式的伪结合），开辟一条造福全世界的新型医疗路径，而要无谓地相互攻击呢？

总之，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见贤思齐），也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特色与传统（敝帚自珍），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