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玄学的历史观

中国图书评论 2014年第8期

（http://www.scimao.com/read/1262310）

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史和文化批评）

 
       福柯作为一个“思想学徒”的生涯，先是经历了黑格尔，然后由黑格尔穿越马克思，再由马克思抵达海德格尔，最后经由海德格尔找到了尼采，而尼采成了高悬于他的世界之上的“太阳”，照亮它的一切：他说要在“伟大的尼采式探究的阳光照耀下”从事自己的研究。
       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谈到尼采之于他的启迪：“无论如何，尼采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一个类似于诗句中的顿挫，哲学话语的方式随他而改变。从前，这个话语曾是一个匿名的我。这样，《形而上学沉思》就具有了主体特征。然而，读者可以代替笛卡儿。从尼采的立场看，不可能说‘我’。由此，尼采就高悬于整个当代西方思想之上。”
       在福柯看来，以前的历史观之所以是形而上学的，是因为它总是在某处设定了一个自身不动的绝对的最终的本质，因而也就自处于历史之外。在尼采的谱系学之后，那种基于主体哲学之上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就分崩离析了，因为“主体”自身——那个匿名的“我”——成了一个必须被历史地考察的东西。那些我们曾经认为自然而然而且构成这个世界的稳定基础的一切——“上帝”“真理”“人性”“美”“建制”“道德”乃至有关“疾病”的定义，等等——全都成了权力的规训，成了统治的手段。考察它们如何形成，又如何使自己一步步“自然化”，就通向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那种“福柯式探究”。
       我们现在是处在“伟大的福柯式探究的阳光照耀下”了。仅仅以“知识／权力”来概括福柯的方法，还不足以揭示福柯的意义，因为他的“知识／权力”是在历史中展开自身的，而经过“知识／权力”的探究，历史就呈现出一种压制与反压制、规训与反规训的权力博弈特征。但问题是，我们可能不愿继续生活在康德的历史世界中，同时也不愿生活在福柯的历史世界中。人类既然命该比邻而居，就不得不建立一个社会，而福柯的意义是通过揭示权力的复杂运作而使这个社会少一点暴虐性或者说严酷性，成为人类能够至少彼此相安之地，而不是将这个社会拆解得七零八落，最终坠入虚无之境。在某种意义上，无论尼采，还是福柯，都象征着人类的批评智力向社会最幽深处的探险，但这个最幽深处通向的不是一片祥和之境，而是一片人类智力再也无法抵达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