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雪

   开放获取（OA）正在成为数字化时代学术出版的新潮流，除了越来越多的在线学术期刊之外，实现开放获取的另外一种重要途径——“机构知识库”也正在发展壮大。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管理工具，中国机构知识库的发展状况究竟如何，为此记者近日走访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单位。

   让公共科研投资产生的知识成果向每一个人开放

   今年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每年在研究与开发领域花费超过1亿美元的机构，必须出台一项政策，要求获得政府资助的同行评议论文，应提交“机器可读版本”给基金资助机构，并要求相关论文发表后12个月内必须在线免费开放。对此，学术出版和学术资源联盟执行理事Heather Joseph称之为“朝着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面向每个人免费开放迈出的重要一步”。

   “尤其是公共科研资助项目所发表论文应该首先实行开放获取，保证全社会的及时获取和充分利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张晓林认为，机构知识库不仅有助于科研机构本身的知识管理和学术资源的长期保存，而且作为一种新型的支持开放应用和开放创新的知识基础，它让我们得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夺回来、传出去、用起来”。

   对于中国的科学家而言，在重要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无疑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但张晓林告诉记者，国内仅200多家主要科研机构订购了国际知名的期刊数据库，多数省市级科研机构和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订购。而且这些数据库价格昂贵，还不停地涨价，年度涨幅甚至有超过10%的。而仅有的这些订购机构，还常出现合同谈判僵持甚至到破裂边缘的情况。

   “社会的公共科研投资给我们的科学家，而做出的科研成果，却还要花大价钱去买回来”，张晓林指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同时也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贡献者，几乎没有渠道获得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成果，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利于自主创新的。

   “试想一下，如果全国的研究机构和高校都建设了各自资源丰富的机构知识库，实现了资源联盟之后，那么这个资源库可以说是非一两个中国知网或重庆维普可以匹敌的”，厦门大学图书馆陈和认为，机构知识库的效益可能更体现于机构知识库的资源联盟效益。

   “领头羊”的探索和实践

   2008年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做法，启动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建设试点，要求凡是受公共财政资助的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须将同行评议后的最终审议稿存进本单位的机构知识库。现在，中科院系统已有103家成员单位启动机构知识库建设，几乎覆盖了所有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助理朱涛告诉记者，力学所已经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将科研人员论文存储入库情况纳入年度考核。“现在我们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追踪科研人员的产出成果，做到百分之百入库”，朱涛表示，自1956年建所以来，85%以上的科研成果已经入库。

   随着系统不断完善，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库体系已经增加了自动生成科学家的学术简历功能，正在逐步增加知识图谱等深度服务功能，可以有效提升科研人员知识管理效率。去年，还对年度下载量排名前20名的论文颁发荣誉证书，对科研人员也是一种激励。

   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存储科技成果52万余份，累计下载超过1411万篇次，其中大概三分之一来源于国外下载，仅2013年全年下载797万篇次，同比增加51%。根据“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专家组”对Web of Science、工程索引（EI）和知网（CNK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做的初步统计和估算，中科院系统2012年发表的论文估计有64%的内容入库。由于2013年论文还没入库完，所以拥有完整统计的年度是2012年。

   从数据上看，颇有“带头大哥”风范的中科院机构知识库的建设情况挺不错。但是全国有几百家科研机构，两千多家高校，目前仅有几十家拥有自己的机构知识库，而且拥有不等于建设成熟，建设成熟不等于完全开放。记者无从得知具体的统计数据，因为还没有机构做这样的统计。

   作为高校机构知识库建设的“领头羊”，目前，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的条目总数为72190条，包括本校师生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仅元数据）等，以及厦门大学主办、承办的《电化学》《当代会计评论》等各类学术刊物内容，目前每天访问量在450-900次。陈和表示，由于资源收集方式是以馆员分散收集和提交为主，受资源渠道有限、数据库版权等各种因素影响，目前无法统计论文入库比例。

   机构知识库发展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

   “我们尽量在技术、使用方法上为科研人员减少麻烦”，张晓林认为，从图书情报管理者的角度，他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提供优质的技术平台，增加正面的激励因素，抓住各种机会和可能性来推动机构知识库的建设，从实践中慢慢开拓出一条可行路径。

   张晓林指出，建设机构知识库不仅仅是因为买不起昂贵的优秀国外期刊，而是我们要将自己的优秀科研成果保存和广泛传播，为企业创新和全民创新提供条件。因此，站在科学家的角度，将科研成果存储入库这一行为还意味着一层社会责任。但是这种社会责任往往要和出版机构对科学家的“捆绑”博弈。

   “科研人员对机构知识库的态度是两个极端”，朱涛告诉记者，一些科研人员特别积极要将成果入库，他们觉得机构知识库对保存自己的科研成果非常有益，而且也能提高声望。而一些已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资深科学家们就不是那么积极，当然他们很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这中间的权益保护和使用许可等内容不了解。

   “从我们建设过程来看，师生主动提交资源的比例非常低”，陈和坦言，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的资源建设基本上是图书馆的自主行为，师生提交资源也出于自愿，没有学校层面的实际支持。

   目前，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机构知识库建设都是自发进行，各单位的认识程度不一，建设力度也就不同，将机构知识库建设制度化的单位也不多。“我们需要制度化的措施和保障”，张晓林表示，其实我国政府一直积极支持开放获取，但目前需要进一步落实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发达国家纷纷把公共资金资助科研论文的开放共享作为重要的科技政策措施和促进开放创新的有力手段。除了美国之外，2012年，欧盟宣布“Horizon2020计划”所资助的科研论文全部实行开放共享。“从国家层面，我们应该也必须有具体的政策，明确科研资助管理中对所产生论文的开放存缴要求，平衡开放出版中的各方权益保护以及使用许可等一系列问题。”张晓林说。

   “而且从国家层面应该有专门的责任机构来负责国家科技信息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说开放获取只是其中一项政策议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武夷山提出，数字信息的长期保存是另一项政策议题，丹麦已经有了关于数字信息长期保存的相关立法。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机构知识库的建立也许只是一个开端，国家科技信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