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六年多前发表的小文章。回过头来看，还是有点“先见之明”的，而且其观点至今并未过时。故放在这里与大家共享。

                           略论德国值得我国借鉴的几个方面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4月3日）

 

在理论层面上，大家都知道各国各有长处和短处，因此，不宜简单化地提倡向哪个国家学习。但在实践层面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选一个走在前面的国家作为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倒也不失为一种很实用的做法。这样，不需争论个没完没了，就可对作为学习对象的国家的很多东西实行“拿来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的口号是“向苏联学习”。近年来，人们注意和批评的较多的是简单化模仿苏联带来的种种弊端，而忽视了一桩事实：我们确曾向苏联学到了很多东西，从科学技术到教育思想，从文学艺术到医疗保健，等等。

最近几年，尽管我们不再喊出“向某某国家学习”的口号，但仔细观察一下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实质上是以向美国学习为主的。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提法的走红，美国又是知识经济的带头羊，仿佛向美国学习是天经地义的了。拿科研教育力量布局来说，我国的现行做法从根本上说是加强大学，削弱科研院所。大学越并越大，大部分科研院所不仅不可以并，还要“改”（院所改为企业或并入企业）或“拆”（公益型院所中可以走向市场的部分，最终要从院所分离出来，走向市场）；大学的教育功能和研究功能都在继续强化，科研院所培养研究生则不受鼓励。这显然是在模仿美国的路数，不管承认不承认。

当年向苏联学习，学习者和被学习者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顺理成章的。现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学习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问题不是该不该学，而是有效学习的可行性有多大。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讲究“群”的，美国是最讲个人主义的，两极对立如此鲜明，学起来谈何容易。

蒋介石当年比较了列强的各自特点，认为德国国体与中国相近，向德国学习比较切实可行。于是，他较多地向德国学习，包括其法西斯制度。结果，走上了可悲的道路。其实，如果不是简单化地照搬德国的一切，德国在许多方面确实是我国更值得借鉴的国家。

首先，德国的学徒制值得我们学习。目前，德国仍然保留着学徒制传统，训练出大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德国工人的每人产出是英国的两倍。德国70％的员工都能胜任工作，而英国只有30％。[1] 我国基础教育尚未完全普及，产业工人的平均素质在许多方面还比不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这种情况下，年年搞“质量万里行”，年年抓质量，却仍然解决不了质量问题，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在生产实践中有许多隐含知识，它们很难转化为明晰知识（总结归纳出来，写入操作规程和手册，转化为专家系统，等等），往往需要口传手授，学徒制正是合适的方式。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曾行之有效地推行了多年的学徒制，后来逐渐式微了，但如果想重新恢复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我们注意到，德国和美国的产业人才培养战略是大相径庭的。美国方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努力培养出精英人才，他们设计的自动化流水线连傻瓜都会用，因此，对一线工人的素质要求相对较低。德国则希望，通过学徒制的训练，使生产第一线的产业工人也具有较高的素质。从长远来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使广大产业工人的素质获得普遍提高对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德国在地区均衡发展方面做得较好。德国提倡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美国政治界近年来占上风的主要思潮则是怀疑甚至否定政府的作用。部分由于政府干预相对较多，德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间差异较小。据有关专家对欧盟各国的比较研究，欧洲科技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多数集中在德国各地。[2]占欧盟各国科技活动总量达4％至5％的地区有两个，分别是大巴黎地区和大伦敦地区；占科技活动总量1.9％至3.1％的有6个地区，全部分布在德国，包括慕尼黑、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科隆和卡尔斯鲁厄；占科技活动总量1.0％至1.6％的有13个地区，其中包括德国的柏林、路德维希港、福莱堡、图宾根、多特蒙德等5个地区。也就是说，在所有21个科技活动集中程度高的地区中，德国就占了将近52％。美国的地区间发展差距要大得多。据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评估，1998年，美国能够上网的成人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的州是阿拉斯加，达52％，最低的密西西比州只有17％（全国平均值是31％）。[3] 于是，一些美国人惊呼，美国地区间也横亘着恼人的“数字鸿沟”。[4]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均衡发展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无比重要。德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有不少可以借鉴。

第三，德国的诸多做法有利于有效协调社会各方的关系，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德国人在“共识型民主”与“对抗型民主”二者之间倾向于选择后者。据一次对全球各地15000名企业经理所作的跨文化问卷调查，对于“广泛讨论，取得绝大多数支持”这样一种民主协商方式的支持率，东方国家日本最高（84.6％），德国居第二位，达到69.0％。  德国1976年通过共同决定法，规定员工2000人以上的公司必须设立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半数工人代表与半数股东代表组成。员工数在500至2000人的公司，必须设立工人代表占三分之一的监督委员会。所有工人代表由选举产生，不能指派。监督委员会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但是企业重大决策必须获得委员会的同意，尤其是有关人力资源方面的决策。[1] 诸如此类的做法，使得劳资关系比较和谐，整个社会比较稳定。相形之下，美国采用的是相对多数选举团制度，常常使得少数意见者感到自己被疏离了。一般地说，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更易成为罪犯、吸毒者或以其他方式反抗社会者。部分由于上述差异，美国的犯罪率相当高，而德国的犯罪率要低得多。我国在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单位抛弃了多年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之类的做法，而更喜欢“末位淘汰”式的管理新招。从局部看，也许是提高了效率，但给整个社会的稳定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其实，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学习德国的做法似乎更易成功。

第四，德国人的“综合理性”值得学习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里希指出，美国人奉行“技术理性”，德国人则奉行“综合理性”，能包容许多价值来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德国人巧妙地解决了专利制度在保护发明创新者的同时有可能限制新技术扩散的问题。1888年德国成立了化学产业公会，该组织认为哪种技术值得推广，就出面向发明该技术的公司或个人付一笔奖励金，以换取让公会会员公司立即运用这一新技术的权利，而不必等到专利保护期满。这种做法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百姓的“外语热”日益高涨，但它主要表现为“英语热”。相对说来，国民对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语种的兴趣比过去要弱得多。这是不利于认真学习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博采众长的。美国成为主要学习对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懂英语的人较多，美国的方方面面被较多地介绍过来了。正如生物多样性对于健康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一样，文化多样性对于健康的社会发展也至关重要。我们当前十分需要更多地学习和了解美国之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以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科技、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成功经验，使我国的发展更加稳健。

 

参考文献

[1] Charles Hampden-Turner et al., 徐联恩译，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海南出版社，1997。223,274, 216，199页

[2] M. Zitt et al., Territorial Concentration and Evolution of S & T Activ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a descriptive analysis, Research Policy, 1999, 28 (5): 545-562

[3] Robert D. Atkinson et al., The State New Economy Index, 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July 1999

[4] Richard S. Dunham, Across America, a troubling “digital divide”, Business Week, August 2,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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