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久芳(右)与杨荧
杨宪益从英国回国前夕，杨家因家道中落，全家租住在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家，杨归国后亦居于此，两家相处非常融洽，罗家伦还是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证婚人。后杨宪益与戴乃迭同被罗家伦主政的中央大学延聘。一年后戴乃迭未获续聘，杨宪益也选择离开中大。1999年杨宪益出版了英文自传，其中对罗家伦颇多微词。多年后身居美国的罗家伦长女罗久芳得阅此书，大感不解，乃写下自己对于杨宪益家族的一些记忆，为父亲抱屈。曾策划出版过罗久芳几部书稿并成为朋友的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高艳华女士恰好与杨家后人也相熟，遂从中撮合，代相转发，成就了关于杨宪益家族往事的一段“三方通话”，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两家不为人知的交往故事。
一、罗久芳:有关杨宪益家族的一些记忆
1999年杨宪益出版了一本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是他为早先出版的意大利文自传写的原稿，增订印成的书。这本书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因为抗战期间我们和杨家一度为邻居，半世纪来我一直关心着这家人的命运。记得上世纪50年代起，曾看到过一些他们夫妇翻译的文学作品，《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的编辑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自传中第15章叙述1940年杨宪益和他的英国未婚妻戴乃迭(Gladys Taylor)从英国回到重庆，父亲请他们俩到中央大学的柏溪分校去教英文，分任副教授和讲师。但是一年以后，戴乃迭没有被续聘，因此他们心怀不满，双双离开重庆到贵阳去工作。他的说法是:父亲是个国民党官僚，对自由派人士多方监视迫害;分校英文系主任是我的大舅张沅长，专门探听教职员和学生的言行，打小报告。因此他们夫妇看《新华日报》，批评国民党，把三民主义青年团比照成德国的“盖世太保”等等，构成了打压的借口。他用“熊”和“鼬鼠”来形容父亲和大舅的面貌，充分显出了他长达半世纪的怨恨。
这些事令我很惊异。记得那时久华(罗家伦二女)才三岁多，她的奶妈因故离开后，我们住在小龙坎“丁家花园”(另一本雷音写的中文《杨宪益传》称之为我家的别墅)家中人手不够，父亲经常住在中大，而母亲进城上班又不能每天回家，所以才把楼下的两间正房，分租给来自天津的杨太太徐燕若女士和她的大女儿杨敏如，两家合用佣工和厨房，不久杨家的小女儿杨静如，女婿赵瑞蕻和婴儿小苡也从昆明搬来，只好暂住在一间厢房。“丁家花园”出出进进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是我记忆中最热闹的一段时期。杨太太(我们管她叫杨伯母)是一位银行巨子的妾，为人和蔼可亲，年龄又和母亲相近，所以两家相处非常融洽。杨家的女儿女婿，都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中英文俱佳，也都风趣活泼。杨伯母每天忙进忙出，张罗一家人的吃食，也不忘照顾我们姊妹。她手做的鲜美北方面食，如鸡油包子、盒子、藤萝饼，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我和妹妹常跟着她家的年轻人和来客，在附近爬山游玩，向他们学唱中英文歌，编打油诗。直到如今我们回想起来，还能唱、诵出好几首呢。
不久杨伯母的儿子杨宪益和未婚妻来到，在闭塞的乡下真是一件大事。我记得他们俩时常坐在园里石凳上抽烟，用英文谈天，杨伯母做好了饭，得去找他们回来吃。那时杨敏如也已经订婚，未婚夫罗沛霖在重庆工作。那年冬天两对佳人在城里举行的双婚典礼，证婚人是父亲和南开校长张伯苓。我虽记得杨伯母忙着为新人缝制床单，被褥，睡衣的情况，却不记得有没有进城去参加婚礼。新娘新郎们各自有了工作，才陆续搬离了小龙坎。杨伯母搬到杨敏如任教的南开中学教员宿舍，一直和女儿女婿同住，母亲曾带我们去看望过不止一次。有一回有人送了我们一只小兔子，母亲叫男工拿到沙坪坝转送给戴乃迭新生的男孩。男工回来说:“大洋鬼子，小洋鬼子都好喜欢!”胜利后回到南京，我也记得看到过杨伯母。所以关于两家之间的芥蒂，和中文传里所说杨宪益和父亲“关系破裂”(杨自传104页)的事，我从来没有听说或感觉到过。
当时杨宪益25岁，戴乃迭才22岁，刚从牛津大学自由主义的环境来到战时的中国后方，难免有适应的困难。他们不满现状，也承认口无遮拦，在分校和一年级新生大谈政治，自然很引人注目。其实杨敏如的文章《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是这样说的:“宪益和乃迭回国时，原本向往同赴革命圣地延安。南方局徐冰同志说，不必去延安了，在后方一样作革命工作。”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即使是高级官员或有钱商贾的子弟，左倾的不乏其人，但中共在中大的地下组织人数不多，且遵守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指令，与校方并无直接冲突。杨宪益的大妹夫罗沛霖是位与杨家门当户对的天津阔少，早已去过延安，父亲好像也知道他的政治色彩。我记得一次在丁家花园听见两人见面寒暄，父亲笑着说:“我们都是罗通的后代呢!”罗沛霖带领杨宪益到重庆《新华日报》办事处去见徐冰的事(杨自传第100页)，我想不须校方窃听刺探也会有别人发现的。
杨宪益少年时代便自命不凡，成年后更不免恃才傲物，书中也没把中大外文系里的资深教授看在眼里。其实当时系主任范存忠，教授柳无忌和大舅都有美国博士学位，俞大絪和俞大缜姊妹则留学英国。大舅1931年在Johns Hopkins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先在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数年，再到密西根大学和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任交换教授，1940年才回到中大。大舅是一位书生型的学者教师，当时回到艰苦的后方，一切也正在适应，与政界更毫无牵连。他劝告杨宪益要小心言行，很可能是出之诚意，何况他们夫妇还真可能有意为延安效力呢?要说大舅带着学生特务去对他们从事干扰，未免有些过分。至于说不给戴乃迭续发聘书是父亲的决定，也没有证据，因为1941年1月起父亲屡次请辞校长职务，自身已焦头烂额，七月中便正式卸任。
1979年第一个从大陆来西雅图华大的留学生杨荧，很巧就是杨宪益的大女儿，本地报纸上出现了她的消息后，我们很快便在严倚云教授家见到了她。严倚云是严复的孙女，和桂生(本文作者丈夫——编者注)在密西根大学同过学，在华大也同事多年，两家来往密切。杨宪益拜托一对美国朋友照顾女儿，但他们住得太远，所以杨荧正暂住热心的严教授家，一面打听合适住处。刚巧我们对门一位心理系女教授楼下有间空房(带厨房和浴室)，想找一个女学生，免费提供住宿，条件是她出门开会不在家时，帮忙喂猫。我把杨荧介绍给她后，两人一共同住了六年，情同母女。我们全家自然也就成了杨荧的家庭朋友，多方协助她适应新的环境。
1979年底，我的大女儿张一纶独自前往台北和大陆旅行探亲，在北京住在桂生姐姐家的地质研究所宿舍，离杨家住的百万庄外文局宿舍很近。她帮杨荧带信给她的父母和丈夫，拍了些小孩的照片，还买了他们翻译的《红楼梦》带回。1980年8月我和桂生首次到大陆探亲时，第一站是北京，也替杨荧带了一些信件和东西。就这样，三十年多后我再次见到了杨宪益夫妇、杨老太太和杨敏如，深感到如同隔世。我当时已从杨荧处听到他们家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却不知道以前在重庆发生的事。我到杨家把杨荧的情况对杨宪益夫妇说了以后，他们回话不多，只记得他问起我大舅张沅长，我说他现在人在美国。那时大陆开放不久，外国人不容易和当地人接触交谈，杨家是少许准许接待客人的家庭。所以那里每晚常常高朋满座，带着洋烟和烈酒的来客，可以听到杨宪益用英语侃侃而谈，从中了解到一些国内的事情。有一次我也在场，觉得他酒后虽滔滔不绝，但谈到个人经历时，仍然相当谨慎;相对来说，戴乃迭话很少，频频在一旁劝丈夫少说点，神情有如惊弓之鸟。那时他们的儿子自焚丧生不久，她再次受到极大的打击。后来听说她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90年代初杨宪益一度离京避难，令她恐惧忧心，健康受损，次年大病一场，从此走上了漫长的死亡之路，听了怎不令人同情惋惜?
那次我也专诚去拜访杨老太太。她一直和大女儿敏如同住在三里屯高干区，梅贻琦夫人回国定居，也住在同一栋楼。女婿罗沛霖战后留学加州理工学院，回国后一直是四机部的高级干部，但这样又红又专的中共党员，文革时仍受到杨宪益夫妇的牵连，吃了不少苦头，直到平反后还出现过被迫害妄想症的症状。记得抗战后杨老太太曾私下向母亲抱怨这位女婿曾借了她一大笔积蓄，拿去做什么生意，却一起赔光了。最近杨静如(后改名杨苡)的女儿赵蘅的一本书里却说，她的外婆(杨老太太)为人忠厚，思想进步，曾将大批积蓄支助地下党活动。历史的反讽，莫大过于此!
我到了罗家，杨老太太对我特别亲热，拉着我的手到她房里，仿佛要把这几十年吃的苦都说给我听:文革期间，杨家三代都因为戴乃迭被控为外国间谍而受到牵连。她儿子媳妇被分别关押四年，女儿女婿们隔离审查，分发干校，孙辈更是下放到遥远地区劳动，她自己则留在北京被罚扫街。虽然她出身贫苦，被卖给杨家作妾，但是她说:“我的罪状是我养了这么个儿子，娶了个外国间谍!”这时杨敏如仍在北师大中文系任教，客厅里一边墙上挂着周恩来的照片，一边挂着她自己写的毛泽东诗。她听见母亲对我诉苦，连连劝她别多说这些事了。告辞时老太太备了礼物给我带回，要我多多问候母亲。听说可爱的老人家晚境比较安定，并能看到孙辈成长，各自在国内国外发展，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杨敏如有一年来洛杉矶探望儿子，曾给我打电话聊天。后来杨荧寄来一篇杨敏如的文章(即《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讲她嫂嫂戴乃迭嫁到中国受罪的悲剧，写得非常动人。
杨荧离开西雅图后去了哈佛和柏克莱加大教中文，但我们从未断绝联系。近年来我们如有机会去旧金山，总会和她约定见面。她送我她父亲的自传时，因书里对我父亲和大舅的批评，表示过意不去。但我跟她说没有关系，那是上一辈的恩怨，不必放在心上。2005年她来西雅图访友，和我们聚餐时又带来一本作者雷音自印的《杨宪益传》。同年久华从大陆带回一本《过去的大学》，书中除了有一篇父亲写《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和王运来写的《罗家伦重建中大》外，刚巧还有一篇赵瑞蕻的《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从中我才发现赵瑞蕻和妻女离开了小龙坎后，先在南开中学任教，一年多后也前往柏溪，在中大分校教大一英文，也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工作，聘书上盖的还是父亲的图章。赵瑞蕻在文章中，对学校的环境、同事和学生的回忆，充满了温馨和怀念。他说:“我在柏溪四年多，从未看见过或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间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现象，这实在太难得了”。结尾还说，“那时，在抗战艰苦时期，在日本鬼子飞机经常空袭下，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坚持教学上课，坚持学术研究，弦歌不辍，在大后方为中华民族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年轻的一代。”他和妻舅杨宪益对同一个时期和环境的回忆有如此大的差距，怎能不耐人寻味?
杨荧近年来常回北京探亲，每次总会告诉我一些她家人的近况。她2006年底的贺年卡中说，父亲患罹末期咽喉癌，她将回去陪伴他一个月。赵蘅给我的信中则说，她父亲毕生在中大和南大教书，前些年已去世，母亲仍住在南京。
二、杨宪益外甥女赵蘅读后感
艳华:
你不要命了，再忙也不能这样熬夜，长此下去，很危险!
谢谢久芳大姐这样信任我，让我今天拜读了她写的杨家回忆大作。句句真切实在，毫不修饰。不知为什么，我信她说的这个立场。要是过去，我年轻时肯定不会这样，会认为她歪曲历史真相，可现在的我，经过大风大浪，已成熟许多，不再幼稚，我能明辨是非。对于历史，一定要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宏观的，客观的，不带任何偏见去看去分析才是。
我第一次听别人这样评价宪益舅舅，细想也没错，一个神童，一个天才，条件这样好，受的教育这样优质，又处在青春热血的年华，难免口无遮拦，自信优越感，轻视权贵。但他非常善良，很绅士，有平等民主精神，我想不大会恃才傲物和自命不凡的。但我又承认，那个年代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大都会接受共产党的宣传，被其旗帜和口号所感染——当时其对新中国未来的描绘很可能让这些爱国的年轻人为之动容。
至于我外婆对我姨夫的地下党用了她的遗产的事，我既相信她会抱怨，作为旧式妇女，也相信她会为之自豪，因为她信这个新中国，因为她要跟坚决留下来的儿子女儿一家在一起。
我很幸运读到两个版本，能够了解到那个执政的一方的所思所想。应该说他们也是好人，有学问的人，在那样战乱艰苦中，毕竟帮助了杨家一家，让他们有了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而且保持了那么久的友情。
我父亲一向是浪漫派诗人，一介书生，他对抗战大后方的无限眷恋是和他的学业和事业奠定，和初建家庭的喜悦交织一起的。懦弱的我爸在优越的杨家人面前永远要示弱一些，这种关系一直到最后。
谢谢久芳大姐真情记录了历史，谢谢艳华转发!
今天收到安璐转来的文洁若在医院里刚写的文章，是看了我的新书《补丁新娘读后感》。文章角度很绝，是从我写的送别自杀记者徐怀谦一篇谈起，展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和不屈精神，信息量很大，她对我这个晚辈的肯定和鼓励令我很感动!
……
今晚早睡了吧?
赵蘅
三、罗久芳对赵蘅读后感的信
赵蘅的信我们都看了，觉得后一代的人能有这样的反应很不容易。我最怀念的是杨伯母，时代对她的冲击够残忍的，了解她的人也不会多吧。她也有她的幽默，我还记得赵蘅出生前老人家说，“再来一个孩子就叫她‘小苦’吧!”，因为大女儿当时名叫“小苡”，都是草字头。赵瑞蕻先生是我很喜爱的青年典型，诙谐、低调，相信他没有受到太多的压榨，能坚持他的文学生涯。
我最记得的静如女士时常在流泪，好像很委屈，也是个善感的文学典型。高艳华转给赵蘅并附言认识小苦吗，小苦可不苦，即便是苦也是写作的苦，多彩的苦，多才的苦，倒是很丰富。
四、赵蘅给高艳华的回信
真让我意外，我曾经还差点叫“小苦”，也不错啊，多彩的苦，这个定位真不赖。以后可以变成一个笔名，没人能比，一笑。
我很高兴久芳大姐赞扬我父亲。她猜得很对，我父亲一生冲击不大，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
我就喜欢这样，每个人从不同角度诠释历史，这样才立体，才真实，才可信。希望哪一天我们同胞们能坐在一起，同忆一个历史事件，各说各的，然后组接，然后进入教科书，那才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的客观真实的《史记》!
文洁若还是想把她的文章给《解放日报》，还有港台的杂志，由安璐去发。她不愿意一稿多投。她本月10号出院，我去接她。她说她很高兴我喜欢她写的文章，我还告诉她你夸她是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