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沛霆

　　惊闻于老日前驾鹤仙逝，不禁想起于老对自己心情常用的一句概括：亦悲亦喜。

　　悲的是于老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春节将至时，都一定会给老朋友们飞鸿传书。至少与我，已经连续25载逢春不辍……他在信中说的通常是一年来都做了什么大事，如访问哪些省市、编写哪些著作等，晚年则经常会汇报自己的身体状况，好让朋友们安心（参见附文）。如今，仅仅还有不到一年，他就将高寿百岁，但却就此人生止步——我和朋友们在春节再也收不到他的信了，岂非憾事！又岂能不悲？

　　然而，我喜的又是他老人家已属高寿之年，历经坎坷风雨，慨然走到99周岁，对于我们人生而言，又绝对是万幸！绝对是值得羡慕的。更何况，于老所走过的这99年，以及他所做的那些不平凡的贡献，对于我们的国家，又是何等的重要啊！

　　光远同志的告诫：“创新”时警惕“创旧”

　　说到这里，我想后面都称于老为光远同志，以示尊敬。

　　光远同志的一生可谓光辉不朽的一生，坦荡直言的一生，开诚布公的一生，同时充满智慧，而贡献卓著的一生。

　　光远同志一生思考不辍，著作等身。他把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用在了写书直言上。虽然环境变幻莫测，但他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不论他的书，还是他的报告，内容涉猎都很广，但不管是经济理论，还是生活哲学，都是一看就懂，一听就明，深入浅出，辞短意长。他从不保留半句真话，而且智慧的火花不断，叫人看着、听着痛快极了。

　　光远同志对我们的活动，从领导科学、科学学、交叉科学、战略学，再到管理学，不论是学术性的还是实践性的，都一直特别支持。任社科院副院长时，他曾积极推荐我参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会，以便委员们更加了解管理科学。在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每年的官产学恳谈会他都几乎一请便到，一到就一定会讲话，而每次他讲的内容都很具体务实，新鲜有趣，令人难忘。比如，他曾讲：“什么是企业家？就像一个小国的当家人。”在他最后一次参加我们恳谈会时，他曾掷地有声地提醒我们：“现在大家都爱讲创新。这是对的。但是要注意，比我们无法创新更坏的，是我们反而能‘创旧’！”当时因为时间原因，光远同志没能就他所创造的“创旧”一词展开解释。但是我后来由此感悟：当我们对一些现状不满意时，往往以为只要改变了，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就进步了。其实不然，我们往往在改变中会忘记过去的教训，重复过去的错误。

　　在生活中，我也有机会经常和光远同志接触。在他每年春节给我写信的同时，我也每年春节都给他送花，并趁机与他敞开心扉长谈，请教各种问题。他也是谈笑风生。有一次和光远同志一起吃饭，他自嘲说：“我不吃鱼。大概和我姓于有关系。”而当他年过九旬时，曾开玩笑说：“以前毛主席老批判我，但是现在我可以批评他了。因为他不在了，而我还在！他是我的小弟弟！”然后孩子般地笑起来。我想这都是光远同志可亲可爱的地方。

　　时光不留情，后来他说话已经很不方便了。而当我最后一次看他时，他紧握着我的手吃力地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了……”那次探望时间很短，我已预感到下一个春节，我们很可能再见不到了。

　　可以说，光远同志文如其人，言如其人。这种魅力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

　　光远同志的贡献：与小平同志促膝创改革

　　但是也有“例外”，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光远同志不够“坦荡透明”。

　　说到这儿，就要涉及光远同志这一生对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那就是他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和小平同志一起围绕十一届三中全会设计关于中国改革蓝图的人。也许正因为他一贯的坦荡和智慧，小平同志才会在关乎民族命运的大事筹划上，选择和他促膝长谈。而当年他们一起商量中国将怎样开启改革时，两人曾在几张纸上随谈随画——而那几张一字千金的草稿纸，光远同志一直珍藏着！但是，那次他和小平同志都谈了些什么，那几张纸上当时又都写了些什么，他却始终没有对外界一吐为快，而是一语带过。即便是他多年的挚友，包括我在内，他也只是小心地把一个抽屉慢慢打开一半，还没等别人看清楚，他又立即把抽屉关上了，然后向我们会心一笑。因而，至今没有人能有机会一睹那几张纸上的奥秘。据说，有关部门曾希望将其收藏，他也不肯在自己的余生中出让。由此可见，改革大业在他心中那种独一无二的分量。

　　如今，光远同志虽然走了，但在我心中，他好像还在和我谆谆谈话。他的一生“自述”，我是看了又看……如今，又适逢新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改革大业处在新一轮重启的关键点上，他作为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的深度参与者，对于警惕“创旧”的锵锵告诫，将会始终在我们耳边回响。最后，把光远同志晚年给我的一封春节信件和大家分享，表达我的一份思念。

　　我今年已是82岁的人，写东西难免罗嗦，请谅解我耽误了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