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我随中国建筑遗产考察团一行恰好在大英博物馆拜访亚洲部主任司美茵女士，友好交流令大家视野开阔，没有了陌生感。当听她讲到大英博物馆正与故宫博物院计划于2014年9月推出新展时，我立即表白可否借此地我们合办一个“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展”呢？对此，司美茵女士说，大英博物馆的一般策展过程需要 5年，它要确保每个展览面向公众的品质及影响力。这席话，令我有某种“窒息”感，我在埋怨她们效率低、办事“慢”的同时，猛地有些自省。中国办事“快”，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一些光鲜点，但细究起来发现，在一系列快速化的背后都凸显了粗糙甚至危险的态势，快速化的城市化与城镇化不仅荡涤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还使城市人口剧增，容载能力突破极限，一次胜过一次的城市危机事件已穿越安全防线。

　　反对超速发展的“快”行为并非追求少、慢、差、废的旧模式，所谓“慢”有它的道理和科学逻辑。1999年，世界第一届“慢城市”（SlowCityMove-ment）大会在意大利奥维亚托召开，其倡导者们看上去是怀旧的，他们却同样不失敏锐地尝试一切提高生活品质的新技术，至今全球已有24个国家的135个城市宣称自己为“慢城”，中国目前只有江苏省高淳县的桠溪被授予“国际慢城”称号。“慢城”的一系列标准包括：必须确保在全球化背景下有城市个性，试图重构起都市生活的草根运动。它无疑是一种更好的城市治理的新哲学和新方略，它让人的想象空间增大，所以，借“慢城”活动展开的一些深思与联想极其必要。

　　大量事例说明，要确保品质优，“快”总会有遗憾。20世纪50年代末10个月建成的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国庆工程”，却在过往的50多年中多次修整。不少地方养成的“献礼工程”习惯，不但造成中国一批又一批赶工期办公建筑、文化建筑的问世，更有大量地下空间项目如地铁的超速建设与欠安全竣工，更有甚者如大量灾后重建项目已不堪一击而遭到毁坏。

　　“慢”，是我们寻求发展的绝好思路及方式，反之“快”难以全面，“快”会留下漏洞。从大处着眼，“快”不是当下全球应有的城市精神。“快”对保证工程质量有百害无一利，无论是设计与施工都强调必要劳动时间与建设周期，一味求快怎能不后患无穷。2013年这半年多里，深圳已发生地陷９次，多么令人震惊；“快”非常有悖于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塑造，急切地要求变化只能大拆大建、拆古建假；“快”对防灾减灾是必须提及且坚持的第一指标，但对灾后重建如果也倡导“快”，必然会难以真分析真研究，“快”势必缺乏周密细节考量，必然会一次次上演灾害事件的悲剧。“快”也不适合旅游文化，它违背了旅游的缓行、静赏、参与、乐购、养生、感悟等本质，心浮气躁，如何能有收获。

　　由“慢”行为的思考，让我们想到许多新的契机与起点。建设最美乡村如何巧妙地与“慢城”标准融合，如何实施世界倡导的绿色经济才能与“慢城”发展理念吻合，怎样挖掘并传承历史遗存与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策略才更适合于“慢城”运动，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更新理念的基础上进行观念及行为的转变。我们真要重新审视快速搭建的各种城市“地标”及所有快速灌输的育人模式，要重新思索转瞬即逝的生活及不得不面对异化的命运是不是现代化的必然，要重新思考当代生活中无深度、快速拼贴的文化创作何以如此。我相信：“慢”显示出一种对生活的人性回归，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要重新评判并决断那些浮躁的生活和文化，不论艺术还是工程，不论方法还是观念；慢些，或许才能看到并感受到最好的风景，才会有恒长与安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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