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与国格——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有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归泳涛

《中国近代史》，中译本第一版，200 1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根据牛津大学
出版社英文原版翻译，至20 1 2年已印刷1 2次。作者徐中约。

1980年5月，本文作者袁明随同曾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吴其玉先生去北京西郊友谊宾馆，看望去国三十多年的昔日学生徐中约，与徐先生相识。1983年12月，袁明陪丁石孙先生去加州大学圣  芭芭拉分校。徐中约送给丁先生一本自己的著作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这便是现在这套《中国近代史》的英文原作。其时，这部英文著作已被美国400余所大学的历史系定为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

三十年过去了。徐先生也已于2005年作古，但是这部《中国近代史》，英文原著已经出到第六版，中文译本也已经印刷十余次了。由一位海外华人学者所著、以英文撰写、讲述自1600年以来中国历史的通史类著作中，徐先生留下来的这部书的分量极重。

书里书外，都是大历史，《中国近代史》中文版200 1年初首次面世时，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郭少棠作序称，“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 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这部力作“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什么是“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这个问题耐人寻味，又很难把握。精神产品聚集着人的经历、阅历、学识、修养，乃至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一定不会是千人一面的，一定有自己的品格和风格。

徐中约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一个殷实之家。但是，他刚上中学，就遇到时代和社会剧变。卢沟桥事变发生，家国不保，从此他不得不走上一条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他于1946年从燕京大学毕业，主要上的是成都燕京。根据他的老师吴其玉先生用英语写的回忆录介绍，成都的危险其实比重庆更大，日本飞机的轰炸随时可来。重庆是山城，处处可挖防空洞；成都则是一片平原，日本轰炸机来袭，警报拉响时大家不得不到郊外，或农家、或小庙躲避。对于那一段个人小历史被缠入世界、国家的大历史的特别经历，杜维明先生曹有过一段沉痛的心灵独语：“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共存。没有尝过炮火轰炸的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呢？”

40年代末，带着对民族灾难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徐中约赴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师从费正清教授。当时的哈佛历史系大家云集，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一书，是叙述19世纪后三十年西方列强向亚非广大地区扩张的经典之作。徐先生后来写论文做研究，兰格的学问为他打下世界历史大视野的部分底色。从战争的浩劫到哈佛的宁静，徐中约先生的“文化观点”的基础，就是这样被时代、环境、人物交互影响，内心情感、思考、探索交织升华，内外反复循环，集聚凝炼而成的。

当年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种在西方汉学界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即在阐述西方与东亚，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时，用“冲击一反应”模式来概括。强者冲击弱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这一思想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学界。但是徐中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明显地另辟蹊径。在他的笔下，强者的冲击引起弱者的反应是一种历史的表屡。他指出，在作进一步的透视时，不能忽视弱者内部的历史力量。他将“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概括为三点。第一，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第二，“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他对第三点着力最多：“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负担，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因此，“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

徐中约先生曾说，为什么要做中国近代史研究呢？主要是从几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想。一是中国的“国格”(identity)是什么？这个“国格”，现在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还在继续探索；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放思想，搞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行的。正是这种深藏于心的“文化观点”，支撑他在客居海外的几十年里独自求索，写成这部阐述“中国与世界”的巨著。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通史而不是专题研究，不过这部书还是有它的重点。作者似乎对在晚清的危局中苦心支撑，尤其是外交局面中惨淡经营的一批代表人物，有着一种“士人”式的理解。这种理解，尚不在描述他们内心如何坚守中国传统之道，而是强调他们面时的世局之难。在第十三章“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中，作者开始就点出“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加紧扩张的时期。而这时欧洲正经历着‘物质的一代’，并受到民族主义、宗教狂热、资本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加紧了活动。”

有了对当时的世局和中国国内之局的双重了解，徐先生在谋篇布局中，也就当略则略，需详则详。如他介绍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9世纪60年代向总理衙门推荐丁韪良翻译的《万国法》时，专门写了一段插曲。普鲁士公使于1864年乘战舰抵达中国大沽口，扣押了三艘丹麦商船。当时普鲁士正与丹麦交战。总理衙门依仗新获得的国际法知识，抗议这种将欧洲的争端扩大到中国和中国的“内水”的行径，普鲁士公使不得不释放商船，并支付1500美元的赔偿金。徐中约评说：“运用这种新的知识并辅之以其他一些外交现代化举措，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整个十年中，设法维持了与外国列强的和平关系，从而得到了一段迫切需要的喘息时机，以实施其自强规划。”不过，用刚学到的一点国际法知识解决一个发生在大沽口涉外事件的局部例子，并不足以说明晚清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之险和内部环境之恶。在详述1 9世纪70年代的伊犁危机并1881午曾纪泽代表清廷签订《圣彼得堡条约》之后，徐中约作出了两个力透纸背的史家判断。一是新疆的地位。新疆历来被看成“西域”，中国强盛时候便领有它，衰落时便丧失它。《圣彼得堡条约》以后，清廷接受左宗棠的建议，于1884年将新疆改为行省，并任命在收复新疆中功绩卓著的年轻骁将刘锦棠为首任巡抚。这一前所未有的制度革新，建立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重大里程碑。另一个判断是，虽然在第一线与沙俄政府进行艰苦外交谈判，反复折冲，最后收回伊犁的曾纪泽警告国人不要自满、盲目乐观和傲慢，“但是那些不负责任妄发清议的士子文人却更加相信，这次胜利是来自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因而过分地自信他们有能力解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局部胜利导致了国内清流党的兴起。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只能付出更大的代价来补偿这种对世事的无知。空谈误国。

将世界大环境和中国内部环境打通了写，是“文化观点”升华之后的又一境界。比起1 9世纪的“西力东渐”和20世纪的“两极对抗”来，今日的世界图景显然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西方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自然早已不是中国如何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反应，却俨然变成了西方如何对中国的冲击做出反应了。在这表面的变化之下，不变的依然是一种试图替世界历史定位、替中国定位的西方话语。然而，“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和它们的种种变奏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上飘渺的烟雾罢了。中国向何处去？只能由中国内部的力量决定。这是一条自我改造、自我更生的道路。

但是，世局依旧艰准。当中国人历尽磨难终于在西方强加的新天地里争得了一席之地时，却发现这个新天地也在经历不断的变化。面对国际体系中生出的种种新“文明”、新“标准”，如今的中国仍然要做出适应抑或拒斥的选择。实践证明，中国与世界的交融越紧密，发生摩擦和冲撞的几率就越大。如果以为这是中国要从根本上动摇现存的国际规则，并由此判定中国的走向，那就是西方人的肤浅和傲慢；如果以为这是西方在遏制和包围中国，并据此断定现存国际体系阻碍中国的崛起，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了。

给自己定位，取决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更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道路的选择。世局在变化，“国格”也在演进。中国内部的创造力越是生机勃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越会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人们或失望、或迷惘、或焦虑、或恐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带给我们的广阔视角和丰富想象，不正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最大魅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