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历史博物馆面临的新挑战

武夷山

（发表于《新华书目报科技新书目》2013年7月4日）

   HenryNicolls是英国科学记者，2010年曾发表著作《大熊猫之道》。在2012年4月5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他发表短文《自然进化》（此处，他的意思是自然博物馆的进化），讨论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面临的新挑战。

最近这些年，科研的实践和优先重点都在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展出内容也应随之改变。随着自然保护运动的崛起和分子生物学的蓬勃发展，野外采集的生物标本越来越少。人们觉得，化石、矿物标本还可继续采集，但是，最好让植物和动物呆在自己喜欢呆的地方，别把它们弄死了挪到博物馆来。再说，生物体的一个组织或一段DNA就够生命科学家们忙活的了，不必像过去那样强烈依赖动植物实体。

博物馆“前台”的展出与科学家“后台”的研究最好相互协调。可是，向观众说明南美绒猴的标本比较容易，要想阐释清楚分子分析、理论模型和种系发生史重构是怎么回事，就颇费周章了。

21世纪以来，一系列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勇敢地应对这些挑战。2001年，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人类基因组破译之后不久就举办了题为《基因组革命》的展览，是与时俱进的第一例。在伦敦，参观者可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达尔文中心”看见科学家们的“实时”研究场景。

当然，应对新挑战并不意味着放弃展出标本。如果能将科研与展示空间巧妙地对接，则设计出的展品不仅可以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还可以在历史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展出，别开生面。例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北美哺乳动物展厅”，过去，这里只有哺乳动物标本，现在，展厅里还有跨学科的展示内容，如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对美国自然保护运动的贡献，正是他创立了5个国家公园，设立了美国国家林业局。

还有很多博物馆在展品美观方面越来越讲究。2002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达尔文中心”首次尝试如何利用酒精中浸泡的样本给观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2010年，德国柏林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东翼改造成功后，也开始仿效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做法，这里有一面墙叫作“生物多样性墙”，展示了该馆17世纪收藏的生物标本剥制方面的宝贵藏品，令参观者赞叹不已。2011年9月到2012年1月，美国史密森学会下属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了华裔艺术家研究员黄世杰（Shih Chieh Huang）策划的生物发光展览。2006年1月7日至3月5日，上海当代艺术馆曾举办《虚拟的爱――当代新异术国际巡展》，黄世杰先生也是参展的6位美国艺术家之一。

19世纪的哲学家、诗人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梭罗曾严厉批评博物馆是“自然的墓窟”。如果他有机会看到21世纪的新型博物馆展览，也许会修正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