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春老师的博文“冤家被钱和谐为团队联盟”指出了一桩事实：实利的计算在当代中国几乎已经到了排斥一切的地步。下水抢救溺者之前先谈价钱，医院不见票子不收病人，等等，都是唯实利主义的表现。此时，回过头来看看文学家赵毅衡老师六年前（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发表的以下看法，更觉得他目光如炬：

“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在八十年代初退回到十九世纪的泛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八十年代中期退回到儒家工具理性，九十年代退回到彻底的实利主义，笨拙地使用各种“后现代”包装纸。到二十一世纪，只能退到无需包装纸的犬儒主义。”

他还说，“恰恰是欧洲在非功利的人文价值上－－例如女权，同性恋权利，环境保护，安乐死等－－始终处于当代世界的领先地位。像动物保护，取消死刑，或反克隆工程，这些观念，应当是佛教民族领先，（但中国的）实践功利过分遮蔽人文精神，使本应属于我们的价值理念，反而不起社会作用。”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文学家赵毅衡看到的东西，影响着我国意识形态走向的一些社会科学大学者似乎并未看到？以至于今天，尽管中央在具体行动层面上提倡八荣八耻，但恐怕效果不会太好，因为很多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唯实利主义仍然盘踞在那儿。比如某人在单位里响应号召为灾区捐了款，这当然是善举，但他捐款的动机仍可能是算计：大家都捐了，我若不捐，人家看不起我。那么，在“大家”不在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