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关注设计？

武夷山

昨天吃早饭时，打好了这篇博文的腹稿，吃完早饭赶紧写出来，现在贴出。

我从没学过设计（狭义的），但关注设计（广义的）已经很久了，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设计是我把情报学和人工科学联系起来的中介。

司马贺的《人工科学》有多个中文版本，其中两个中文版本（商务印书馆版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版）都是我翻译的。该书有一章就是谈设计的，可见司马贺认为设计科学是典型的人工科学。但是，商务印书馆版1987年问世后的很多年中，我都丝毫没有把情报学与人工科学联系起来的想法。大约2006年与2007年相交的样子，我想到了情报学与广义设计科学的联系，就找我当年的硕士生、当时的同事王炼合作，写了一篇《情报研究的设计学视角》，并发表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2007年第3期上（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10221）。这是我自己很看重的一篇有创新想法的文章，但很可惜，该文迄今被引次数寥寥无几（据CNKI，迄今只被引5次），在科学网贴出时也未被加精。但即使在发表此文后，我仍未把情报学与设计科学所属的上位学科----人工科学联系起来。直到这两年，我才逐渐地悟出并眀确地认为：情报学也是一门人工科学。将司马贺对人工科学已经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拿过来用以指导情报学发展，一定有助于别开生面。

其次，吸收设计学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制定出更好的科技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

科技政策是我持续的兴趣点所在，也是我当年选择到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读研的主要原因。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与设计过程的相似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不然怎么会有“顶层设计”的比喻呢？在设计领域，产品最终用户的参与早就被认为是良好设计的重要因素，遗憾的是，在我国的科技政策领域（以及其他公共政策领域），公众参与一直是很弱的。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算是前所未有地高了，但在某些时候，只是装点式的参与（cosmetic participation）而非实质性的参与。 

设计出来的东西是让消费者用的，制定公共政策（包括科技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保障和维护公众利益，因此，没有充分的公众参与就必然是荒唐的。国外的某设计师曾经设计出一款自鸣得意的高级茶壶，无论在倒水时壶身倾斜到什么程度，壶盖都不会掉下来。但是，这个茶壶的样子有点像是尿壶，那么其市场遭遇就可想而知了。若是在设计阶段稍稍有那么一点消费者参与，就肯定能把这样的设计否定掉，而无须将之投产。同理，我国若是事先稍微听一听公众的呼声，就断然不会出台“闯黄灯等同于闯红灯”的荒谬条款。在科技政策与管理、教育政策与管理领域也是如此，良好动机是“认认真真地搞改革”、实际效果是“扎扎实实地搞破坏”的事例实在是太多了！切实加强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实质性参与，就能防止很多荒谬可笑的政策措施出台。

再次，广义设计学思想的普及有利于每一个人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组织过本所研究人员翻译《美国国家技术教育标准》（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并校译了全书。该书认为，设计能力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基本技术素质，因为，设计过程本质上就是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过程，而每个人都会面对解决问题的挑战。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

多年前，我曾请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柳冠中教授到我所作报告。我本以为，他是艺术家，肯定会讲很多美术设计方面的问题，万万没想到，他讲的很多内容都属于工业设计和商业模式设计方面的创新。这说明，如果我们大力普及广义设计的思想与程序，则不仅每个学生、每个公民的发明创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能够有所增强，而且，整个国家的“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之路也可以走得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