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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们要配得上这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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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配得上这苦难 |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在医学人文领域有诸多思考。2003年，时任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的王一方称自己“被媒体推着走”，比较完整地思考了SARS暴发事件透露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等的关系，并在当时接受本报采访时谈了他思考的结果。
10年后的今天，王一方再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他说：“我经常在回味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令我痛苦的，从来就不是苦难，而是我是否配得上这苦难。’如果我们还仅仅把SARS当做一个科学事件就很轻飘，我们要关注幸存者，反思苦难，要让苦难成为我们灵魂提升的动力。”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将SARS看做技术事件是一种逃避
《中国科学报》：SARS过去整整十年，不知道十年后的今天，你是怎么思考这一事件的？
王一方：应该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学者反思了一些问题，至少不是轻率地、单一地看问题。
那时我认真地读了不少书，作了一些研究，有了一些思考。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谈人与自然等的关系，或者只把SARS当成科学史的事件，就没什么意义了。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
王一方：首先，人与自然、人与细菌、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在现场谈。
其次，那时的情况逼着我们去思考，有语境。现在语境没有了，就是一个他者的话题。
10年了，如果思考的海拔没有提上去的话，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最近很多人在说SARS，我感觉许多内容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
而且，仅把这一事件变成科学话题就很轻飘，从科学角度谈SARS只会谈得很表浅。
《中国科学报》：你能否解释一下，SARS成为科学话题就很轻飘是什么意思？
王一方：SARS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事件。如果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就会让人们觉得如果技术提升了，或者注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类事件——这是误导，是一针麻醉剂，而且是不可靠的麻醉剂。
当人们认为只要继续沿着技术的路走就可行时，科技就成了人类逃避的通道，从技术角度“逃难”。
许多人很乐意将SARS看做技术事件，他们会认为如果手段多一些，苦难就会少一些。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算不是SARS，还会有别的什么超级病毒或者超级细菌，同样会惊扰人类。这就是人类过度地使用抗生素后，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技术的代价或者技术的报复。
《中国科学报》：你说将SARS看做技术事件是一种逃避的方式，什么才是真正面对呢？
王一方：如果将SARS作为一个技术事件处理，而不把它看成精神的炼狱、灵魂的煎熬，我们在经历苦难时如果没有留下灵魂的印记，那苦难就白受了，白经历了。
我们应当更多地去反思灾难，当然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造成现在不能深入研究并思考这一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王一方：没有新的证据出来，到现在冠状病毒还没有搞清楚从哪儿来的，一直是一个谜，正式的科学渠道没有解释。
非正式的科学渠道倒是有很多说法，像毕淑敏的小说《花冠病毒》，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说得挺到位的。另一个是美国研究者认为SARS是一种基因叛乱，但也没有绝对的证据。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刘易斯就曾说：“病毒就像一个设计师，病毒也管不住自己，在复制过程无法控制自己的路径，会出现变异，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无奈。”这样来讲，只是讲一个诗意的故事，而且都是十年前讲过的。
反思苦难首先是面对
《中国科学报》：如果我们的思考还一直停留在十年前，的确没什么意义，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从什么角度去谈SARS呢？
王一方：要从幸存者的角度谈，他们有太多的苦难。当时的治疗方案有三种后遗症：肺纤化、骨头坏死、抑郁症。严重的人三种后遗症都有，晚景非常凄惨。
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是最让人震动的，其实他们被社会遗忘了，这非常不应该。去年的护士节，吉林省长春市一位副市长专门把长春市的幸存者找来，他们中有很多是护士。
《中国科学报》：当时也有很多医护人员失去了生命。
王一方：是的，像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护士王晶等医护人员，为了SARS没有任何的迟疑。在SARS期间，没有一个医护人员逃离，没有一个退却。如果重新说他们的故事，重新讲这段历史，可以弥补医患关系。虽然现在有医生做得不好，我们的医生在关键时还是会冲上去的。
《中国科学报》：关注幸存者，关注苦难，就是你前面所说的现在反思灾难的意义？
王一方：对。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兰克尔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是讲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么长时间西方国家的学者一直在反思，而我们某种意义上是有些缺乏的。
苦难记忆，应该要不断地去咀嚼它。人必定要经历苦难，我们要让苦难成为灵魂提升的动力，而不是让灵魂堕落的缘由。
SARS事件的哲学拷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要如何去反思苦难？
王一方：首先要把事情搞清楚并进行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去杜绝影响因素。其次还要宽容。
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情况不明的恐惧、医疗的无奈，每一个人的灵魂和肉体都在受煎熬，这种煎熬就是苦难的感觉，牢笼一般的感觉，经历了这些，人们才会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可贵。
苦难是人生最大的导师，不能在苦难面前交白卷，让我们真正从这件事吸取教训，把苦难变成财富。回避苦难或者把苦难轻飘化，那么苦难就会变成一个更大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令我痛苦的，从来就不是苦难，而是我是否配得上这苦难。”我经常回味这句话。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中国人对灾难反思得不够？
王一方：这30年中国快速发展，人们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危机感，包括我们这代人对苦难都不愿意面对，SARS唤起我们对苦难的记忆。
因此，这一事件应该成为哲学、伦理学的拷问。这种拷问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没有风险的，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只有穿越苦难才知道什么是幸福，才知道什么叫快乐。
我们现在对食品、环境、垃圾、水等问题有诸多抱怨，可有多少人真正身体力行节水了？没有自我克制和没有牺牲的精神，怎么去面对苦难？我们现在更多的是抱怨，把苦难的命题交给别人。
没有深渊感，没有对苦难的理解，没有进入到哲学层面上，苦难就变成只是吃了一点皮肉之苦，然后就忘了。苦难的记忆能让人的灵魂成长，从这个角度去挖掘才有意义。
《中国科学报》 (2013-04-12 第20版 SARS十年)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6803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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