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学者两度讨论西方文明的危机

武夷山

（发表于《新华书目报 科技新书目》2013年3月14日）

Richard Eckersley是澳大利亚独立学者，已经发表两本专著（《好和佳：道德、意义与幸福》，2005；《进步之测度：生活越来越好吗？》，1998）、两本编著（《健康和福祉的社会根源》，2001；《面临挑战不得不变：2020年的澳大利亚》，1995）和众多文章。1993年，他在11－12月号的《未来学家》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西方社会日益深化的文化危机》。他声称存在文化危机的主要理由是，人们对未来越来越悲观，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享受到的社会福祉在下降。西方社会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如经济困难难以克服，社会鸿沟扩大，环境恶化，等等，在性质上都属于文化、信仰、道德优先性等方面的问题。当时，他的观点引起不少人共鸣，据《未来学家》杂志的调查，有84％的应答者认为，西方文化未能提供一种意义感、归属感和目标感，未能提供一套价值观框架；63％的应答者说，西方国家的多数人对未来很悲观；57％的应答者承认，过度的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严重问题。

将近20年后，2012年11－12月号的《未来学家》再次发表他的文章，题为《西方文明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说，20年前，尽管他指出了那么多问题，但对人类未来还是有信心的。如今，他比20年前更悲观。像其他许多科学家和未来学家一样，他觉得，人类采取行动太晚，已经无法躲避由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以及其他全球发展问题导致的普遍性的灾难。

他将文化危机与科学发展带来的几种效应相联系，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科学能帮助人类度过危机。只有威力强大的科学才能劝说人们认清严峻形势、改变着力方向、强化行动决心和提供行动指导。

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一直在说：下一个10年人类必须觉醒，必须着手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到每个10年的末期，人们又重复同样的话：下一个10年是关键，采取行动刻不容缓。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于是人们又寄希望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到这个10年的末尾，环境紧急状况都持续了半个世纪了，都跨越两代人了，那时，人们就会采取坚决的行动吗？天知道。

要匡正这些严重问题，就必须认识到：用经济增长来测度进步是不行的；增长的内容比增长速率更重要；改变经济活动的导向是必需的，要从满足个人短期需求的私人消费转向对社会改造事业的长程投资，以应对我们本世纪面临的挑战，确保人类安全走向未来。

为此，需要开展很多激烈的改革，包括：

――限制或取消大公司和既得利益群体对竞选者的政治献金；

――对碳排放和其他污染源的排放征收高额税金；

――取消对广告的税收减免，从而间接抑制人们的消费冲动；

――在有社会需要的地方创造就业，而不是在有“需求”的地方创造就业，因为那些所谓“需求”是被“制造”、忽悠出来的，它们不是人们的真实、健康的需求。

除了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外，他认为，需要改造西方的文化，即人们定义自身、自己的生活和目标的那些故事、象征和隐喻。这一改造的力度类似于从中世纪转变到启蒙时代，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创造一个新的人类故事，形成对人类自身的新认识，属于一种“无悔”战略。采纳这一战略，若能避免环境灾难则最好，但即使来不及避免灾难，也能使人们减轻灾难损失。退一万步说，假如最终根本不会出现灾难，一切担忧都是杞人忧天，但新战略、新文化一定能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他说，人类自己造成的窘境，躲是躲不开了，但最好能应付过去。“我们仍有梦想的空间，仍有值得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Richard Eckersley，Whatever happened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Futurist, November-December 2012

2.      http://www.richardeckersley.com.au/main/page_home.html

2013年2月1日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