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椿 194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有《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新学苦旅：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科学哲学》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创新方法、交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等。

（解放日报，2012-11-24）

　　科学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但实际上，究竟该怎么看待科学，还是存在许多争论和不同看法，最主要的分歧在两个方面。一、什么是科学？也就是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究竟怎么划分为好？比如，有人提出中医不是科学，有人认为风水也是科学，等等。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二、科学的价值，或者说作用，到底怎么看？有人热情称赞科学，说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有人认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包括生态问题，精神危机等，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那么，科学的价值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我们对科学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怎样的？

　　为科学辩护的基本态度

　　尽管科学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科学本身也不一定像科学哲学家原来所论述的那么纯粹，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定它，人类没有科学的发展，就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态度。

　　我想从上世纪90年代一场非常重要的论战讲起，这场论战又被称作“索卡尔事件”。

　　艾伦·索卡尔（Anlan Sokal）是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 1996年，他在《社会文本》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 《社会文本》是美国著名的左派文化批评先锋刊物，对科学持一种质疑的态度。索卡尔其实是捍卫科学、为科学辩护的，但是由于当时关于科学与反科学的论战正酣，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索卡尔狡黠地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争方式，他把自己伪装成对方阵营的人，也来反对科学，批判科学。这篇文章把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最新成果拿来，然后用诠释学的观点，批判科学、质疑科学。索卡尔在行文中做了一些小动作，故意将一些在自然科学家看起来是常识性的错误，放到这篇文章里面，洋洋洒洒地说来道去。文章发表后，有的人认为非常好，你看科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也对科学采取质疑态度了；也有的人说这个科学家太小儿科了，连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懂。

　　与此同时，索卡尔又在一本相对中立的杂志《大众语言》上，发表了另一篇谈话文章，叫做《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表示前一篇文章不过是模仿嘲弄后现代派的游戏之作，其中的论断大部分既无逻辑前提，又无经验根据或概念论证，不过是一派胡言。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这种做法显然对捍卫科学的这一派比较有利你看连基本的自然科学常识都不懂的人，就可以写出批判科学的文章，而且还头头是道，还引起了反对科学派的喝彩，可见批判科学的人、批判科学的观点，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但是同时，批判科学派也认为，这样一种噱头并不代表他能够真正捍卫科学，也并不能够把质疑科学、批判科学的观点真正驳倒。所以此事又引起了一番新的争论，而且愈演愈烈，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大战”。

　　此事件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当下对科学具有不同看法，这是世界性的。应当说，20年前在我国，质疑科学、批判科学的声音很少；但是今天，批判和质疑科学的声音，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低碳观念的出现，随着福岛核泄漏事件的发生，人们对科学技术有了更加多样的看法。

　　那么，究竟应当怎么来看待科学？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作为一门学问，它有三个基本特征：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

　　所谓客观性，就是指一个东西、一门知识，它是可检验的，而检验是能够被重复的。比如，我们说一种治疗的方式、一种药物，它是符合科学的，那一定是，它用在你身上有效，用在别人身上也应当是有效的。否则，就不能够被称为科学。这是客观性的一个基本含义。

　　所谓普遍性，就是抽象性，或者是非地方性，无国界性。比如牛顿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它并不只是17世纪英国的物理学，我们今天世界各地所教授的物理学，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科学的，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只有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才是科学。

　　什么叫构造性呢？就是指科学的知识应当是具有逻辑性，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具有数学性，即能够用数学表示。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一般认为，只有符合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这三个特点的，才可以叫做科学。但是这个观点也引起了很多的质疑。

　　今天的捍卫科学派，还是非常强调科学的这三个特点，只是不会讲得那么绝对了。当然，尽管科学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科学本身也不一定像科学哲学家原来所论述的那么纯粹，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定它，人类没有科学的发展，就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这是有关科学辩护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态度。这方面的代表作，一本是1994年美国科学史家霍尔顿的 《科学与反科学》，对反科学现象提出了批评，还有一本是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合著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认为批判科学是一种高级迷信。

　　那么，为什么科学的知识应当为我们所遵循？一些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论证，它和我们原来所讲的客观性、普遍性、构造性有一些区别，但实质是一样的。其中，颇为出名的是自然科学家哥特弗里德和威尔逊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提出的七条证据，他们以此说明科学能够掌握真理。

　　这七条证据分别是：第一，稳定提高的预测力；第二，日益准确和广泛的数据；第三，不断具体和综合的理论；第四，种种组合证据；第五，描述和解释自然的不断进步；第六，可重复的实验；第七，基于科学而起作用的技术。尤其是最后一条，它不仅仅是理论，还可以变成技术，而且这个技术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我要说，这些证据在当下是非常精彩的。

　　理性看待质疑科学的声音

　　批判工具主义、批判技术至上、批判无节制的经济扩张，这是对的。但是，必须首先正视现实中各种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向前推进，如果试图把现实中那些工业化的成就都废掉，返回到从前那个前工业社会去，那只能是一种倒退。

　　与捍卫科学相对应，另外一种态度，也就是批判科学、质疑科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出现的。原本大家以为，科学技术的成长壮大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进步，大家理应越来越喜欢科学、维护科学。但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可能会走向反面。

　　我们知道，强烈批判科学的声音首先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毒气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死伤了几千万人，这在过去的战争中是很少见的。是什么让战争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人们很自然地将之与科学技术联系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残酷，纳粹的毒气室、核武器的使用等，都与科学技术发展息息相关。包括核能的利用，核电站的建设，也可能后患无穷。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至今未消除；日本的核电安全技术，相对来讲，原来认为是比较先进的，但福岛核泄漏，居然弄成这个样子，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得不进行反思。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难免会对科学产生质疑。所以，对科学的批判，并不是几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随便想出来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以及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在今天频发以后，人们很自然的一种反思。当然，这样一种反思走向一个极端，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尖锐的所谓另类的观点。

　　当下在科学哲学领域有一批颇具影响的学者，他们认为科学其实是我们今天人类问题的根源。而且，他们从很多方面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首先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美国的国际战略靠什么？就是靠它的科学技术，才使得它自认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能够为所欲为。科学技术也是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现在的人不可能靠一支笔、一个脑袋，在自家后院的储物间里面做实验，就弄出一个定理来。你要进行科学研究，没有资源是不行的，必须有很大的投入。随便弄一个项目，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科学技术还是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不管是科学家也好，还是技术工作者也罢，都是某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要靠别人给他资助、给他钱，他才有自己的事业和利益。更严重的，科学技术还是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在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人类知道怎样在自然中生存，也知道必须服从自然。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发现自己可以做那么了不起的事情，少数人因而产生了一种狂妄的态度。主客观长期较量和演变的结果，就把自然变成了充满生态危机的这种状态。

　　以上种种，就是另类科学哲学或者说批判科学诸流派的主要观点，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是溯源于欧洲大陆传统的一些思想流派，如以欧陆哲学为基础的存在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第二类，主要的批判者原本是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社会和思想的变化，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观点，而从原来的营垒中杀了出去，他们以费耶阿本德和罗蒂为代表。第三类，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从英国兴起并迅速扩展到欧美各国的一个学派，他们采取一种所谓人类学的方法，大量运用民族志、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关注具体的科学活动，由此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论，成为批判科学的根据。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两位著名的法国学者拉图尔和伍尔伽写了一本书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他们通过对实验室科研活动全过程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发现在实验室里工作，跟在其他单位、作坊工作，基本是一样的。比如，在实验过程中，谁更有经验、地位更高，那就听谁的；或者得出一个数据，有人认为这个数据不够可信，那就重新再做，直到他觉得好为止。由是，该书的结论就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的科学工作，其实也是社会建构的，没有所谓纯粹的、客观的、记录下来就行的知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都是人为的。

　　如果你从这个例子中得出一个质疑和否定、批判科学的结果，这并不奇怪。我们常说，科学的一大特点是其客观性，但这个例子很显然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工作是纯粹客观的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人做的，这样一种研究带有某种主观性，就不足为怪了。

　　这个例子其实揭示了一个新的方面，即人们不是纯粹地从哲学、从思辨角度来否定科学、批判科学，而是从科学活动的实践中，从科学家这个共同体的行为方式中去进行研究，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当然，更是需要再三斟酌的。

　　显然，从科学活动和科学家两个方面来看，所谓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都不是绝对的、纯粹的，科学活动的过程一定会掺杂进很多社会因素，会打上某种个人或社会的烙印。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科学就是没有客观性、没有普遍性、没有构造性的。没有纯粹的客观性并不等于说没有客观性。这一条很重要。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分析和思考一下。

　　第一个是“女性主义”，代表作是桑德拉·哈丁的 《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她的主要观点是：在科学中跟在社会上一样，性别其实主要不是自然的、生理的东西，而是社会建构的。现代的科学共同体，其实是男性、男权占统治地位的，女性科学家一直受到排斥。因此科学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破除男性的霸权。果真如此吗？

　　第二个是“后殖民主义”，也有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书，是印度学者兰丁主编的《科学、霸权与暴力》。他认为，现代科学其实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余音。西方帝国主义在16世纪以后靠殖民主义取得霸权，20世纪殖民地都解放了，独立了，但是殖民主义实际上还存在，所以叫做“后殖民主义”。在这种格局下，西方就靠着它在科学中的霸权来统治全世界，特别是统治东方，统治非西方的文化。兰丁认为，印度的占星术就是印度的传统科学，不幸被西方的天文学取代了，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样一些西方科学家，其实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最重要的支撑。所谓理性主义，也不过是一个重要工具，是用来对东方、对非西方的科学和文化进行侵略和剥夺的。他宣称，要真正把殖民主义的毒害消除掉，必须在科学中也排除掉殖民主义霸权。这样一种观点，也是比较极端、片面的。

　　最后一个是关于“生态主义”的。生态主义的思想在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也觉得很有道理。科学发展了，技术发达了，容易产生一种技术主义的倾向或价值观，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技术有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相反的观点认为，科学就是破坏生态的元凶，主张应当回到那种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去，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不现实的。

　　批判工具主义、批判技术至上、批判无节制的经济扩张，这是对的。但是，必须首先正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然后才能向前推进，如果试图把现实中那些工业化的成就都否定掉，返回到从前那个前工业社会去，那只能是一种倒退。

　　当然，有关社会建构的这样一些观点，的确对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科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因其极端，自然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极端的观点比较容易吸引眼球，但是你如果照它去实行的话，不仅行不通，可能还会出大乱子。

　　警惕科学主义成为新迷信

　　对待科学应持一种审度的态度，盲目地辩护和极端地批判都是不恰当的。既要支持科学、尊重科学，又要保持对科学的警醒，不要迷信科学、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应当怎样看待科学呢？我以为，盲目地辩护和极端地批判都是不恰当的。应当以一种平和的、多元的、理性的、宽容的态度，以一种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的观点，既不是简单地辩护，也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持一种审度的态度来看待科学。

　　当前在学界也已出现了这样一种反思的新潮流。例如，舍格斯特尔主编了一本《超越科学大战》，他主张回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传统，就是既研究科学内在的认识论的规律，同时也研究它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苏珊·哈克的代表作是《理性地捍卫科学》，她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批判常识主义，认为批判科学的观点往往违背常识，所以要回到常识，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常识，要吸取批判观点中的长处。还有阿伽西，2003年出版了一本书《科学与文化》，他提出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主张把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来看，不能把科学跟人文截然分开。这种思想很具启发性。不要老是认为科学是一种外来文化，只有人文才是传统文化，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太符合实际的。

　　特别需要提一下：在西方，为科学辩护和批判科学，两种声音都非常强烈，而且批判科学似乎还更加时尚。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呢？

　　首先，要清醒地看到，在发达国家，对科学的基本坚持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而对科学的批判，主要是为了矫正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批判科学的观点，普通民众并不反感，但是真正完全接受它的人也不是太多。这就好比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尽管有很多人批判法制，但是人们并不会因此而主张废除法律，相反，遵纪守法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我想这一点，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科学，而不能轻易地去简单否定它。

　　在我国，目前科学还主要是被当作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它能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但是，人们尚没有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来看待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去努力弘扬科学，去说明科学精神其实跟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是简单地去批判科学，那是会出问题的。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去鼓吹器物层面的科学，认为它就是绝对真理，根本不能碰的，那也成问题。

　　所以，我们既要从简单的科学万能论中解脱出来，又要与反科学保持距离，不能人云亦云，指责科学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大家都反科学，我们的发展、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就麻烦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神圣化，就等于把科学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这是不对的。具体科学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真理，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也可能会出错。任何具体的科学，它都要往前发展，都是会被修正、甚至被取代的。科学知识并非绝对正确，这正是科学的伟大之处。

　　最后我想说的是：既要支持科学，尊重科学，又要保持对科学的警醒；不要迷信科学、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而且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根据作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演讲录音整理，经演讲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