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近照　　　　　　　丁聪作杨宪益漫画像　　　杨平凡作杨宪益漫画像

一、20岁以前

　　生在富裕人家的幸福，莫过于少年时代有书读吧。台湾最受尊敬的十大企业家之一的张忠谋，少年时代家境富裕，母亲为独子买书，一买就是能摆满一个书架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文库”！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本身就是大学问家，家里有的是钱锺书要读的书：少年时代，家里就有一套《四部丛刊》，规模也真够大的了；原版的英文名著也有许多,甚至还有一箱林纾翻译的小说。

　　然而，钱氏张氏的富足，若与杨宪益的家境相比，真是难以望其项背。杨宪益小时候曾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他父亲是当时天津最杰出最富有的资本家——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照说，豪门望族的子弟，不必也无须选择读书、写书的人生道路；毕竟，这条充满荆棘的路，是孤寂、沉闷而坎坷的。

　　可是，有的人，天生就是读书的种子！

　　12岁之前，家里为他请到了一位优秀的学者教他国文，当然，是从儒家精典和古代作家作品开始的。当他的古诗写的和老师一样好时，这位老师非常欣慰。老师该下课而离开杨宪益时，留下几卷自己写的诗，送给学生作为纪念。

　　才十一二岁，杨宪益已阅读过数量可观的古代笔记小说，以及明清通俗传奇和长篇小说。

　　五四运动前后，杨宪益常由家里一名年轻仆人陪同，坐包车到天津当时出现的许多家新式书店，购买胡适、周作人和鲁迅的大量著作，甚至购买了许多书商专门送上门的侦探小说和色情文学。当时，杨宪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已经到了贪婪的地步。

　　杨宪益上的中学，是天津新书书院，由伦敦一家传教士团体创办的。他在英文课程里早就学到了罗斯金、哥尔斯密、艾迪生、斯威夫特和其它作家的一些散文，以及沃特·司各特、华兹华斯、格雷、雪莱、拜伦和济慈的一些诗。但是他对西方文学的学习，主要来自阅读课外书。当时天津法租界里有一家专卖外国原版书的“秀鹤书店”，而杨宪益每隔一天就要到书店浏览一番，买上几本新书。最初他读的少儿读物有：格林兄弟、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故事，刘易斯·卡罗尔的《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和《镜中世界》，巴利的《彼得·潘》、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并觉得莱德·哈葛德的冒险小说趣味无穷，后来又读了大仲马的许多历史传奇，从《三个火枪手》到《铁面人》直至《波赫多斯的儿子》。

　　上高中后，由于从小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家里早就为他请了专职的英语和法语教师，他已能迅速阅读英文书籍了。通常是每天或几天读一至两部，最著名的欧美小说和诗人的作品几乎已经读遍了！

　　 　　　
　　　　　　1941年与戴乃迭摄于重庆　　　　　　　　　　　　1947年的一家人

1991年的一家人

　　他高中毕业前往英国留学时,先乘船到加拿大和美国游历。当时他已经读过马克·吐温的小说,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阿尔罕伯拉》和埃德加·爱伦·坡的许多作品，而他在旅途中仔细阅读的作品却是Ｄ.Ｈ.劳伦斯的两部旅行散文：《意大利的黄昏》、《大海和撒丁岛》。

　　杨宪益是1936年秋季进入英国牛金津大学的。之前，他在伦敦已居住了两年。两年来他除了到欧洲各地去旅行，就是刻苦用功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凭借家庭的富裕，他完全可以像同学李亚福那样：一到伦敦就去追歌女，或沉迷于网球戏剧之中。也许会走他父亲的老路：留学日本时不好好念书，做一名浪荡公子，把大部分时光消磨在艺妓身上。

　　然而，杨宪益却宁愿把时间用在读书上。罗素广场、契林十字和托特姆院附近的旧书店，是他经常盘桓、光顾的去处，常常要买来一大堆书。只要手头上有的，他什么书都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叔本华、尼采、博格森、巴克莱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还有弗雷泽的《金枝》等一些人类学著作、希腊神话、宗教书籍以及古代历史、文学典籍。这段时间，他不仅读过英译本《马志尼全集》和《海涅全集》，已经能读懂法文，至少已读过法国作家勒南的《耶稣传》、比埃尔·洛蒂的波斯游记《走向伊斯法罕》和《儒勒·凡尔纳小说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在巴黎，他还真听了几位著名法国汉学家譬如马伯乐和格格拉奈等人的讲座。

　　杨宪益已经成了一条真正的蛀书虫！

　　若探讨杨宪益与书的渊源，他在书的版本上是有很精到的感悟和发现珍本书的机缘的。然而，他没有成为阿英书话、晦庵书话、姜德明书话、吴兴文藏书票之旅的作家，因为他的才气太大了。上帝派他到凡世走一遭，是让他担当大使命来的：用英文翻译《红楼梦》，翻译《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翻译鲁迅的《呐喊》《彷徨》，翻译郭沫若的戏剧《屈原》……实际上，他才20岁时，对于图书版本的独特感受，已非同寻常：

　　我记得，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对收藏一些原版书发生兴趣。一天晚上，我在回家途中离开地铁站，走进罗素广场附近的一家旧书店，在一个角落发现一本薄薄的诗集。标价才三便士，我买下了。这本诗集名叫《莱拉》，书上没有作者名字。它是1814年前后匿名印行的。我觉得这篇诗歌似曾相识，决心弄清其作者究竟是谁。后来我得知这是拜伦早期诗作之一，初版竟只标价三便士！我高兴极了。从此以后，我会偶尔走进去找找有没有英国的初版书，希望能有更多的意外发现。我收集到几种19世纪的初版或第二版书籍，一本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一本是雪莱的，还有几本稍后的英国诗人的作品。（《漏船载酒忆当年》38页）

　　发现三便士初版珍本书时，是1935年。正是这一年春天，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牛津大学不仅是英国最好的大学，默顿学院也是诸学院中历史最悠久的学院之一。由于当年进该学院的亚洲名额仅有一个，并早就给别人，杨宪益还得再等一年，就可以实现他的梦想了。

二、劫难

　　杨宪益在伦敦一住就是六年。他就读牛津大学，比当时稍前稍后的同学向达、吕叔湘、钱锺书、杨绛、杨人楩等更长，读了整整四年，拿到了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可是，最后两个月，由于家庭破产，不能再寄钱给他，年轻的富家子弟一夜之间变成了穷人！

　　然而，帮他度过难关的还是书。

　　幸亏六年来杨宪益买了大批量的书，其册数虽然无法准确计算，但是现代藏书家鲁迅、宋春舫、唐弢、巴金、范用等大家的收藏，都是无法与其媲美的，因为杨益宪把伦敦买的书大部分都卖掉了，仅剩下决定带回国的书籍，只有很小很小一部分。这很小的一部分，也装满了七大木箱！

　　当时牛津校园有家叫布莱克威尔的书店有一项很完善的制度：大多数学生在离开牛津前总要卖掉一些书，布莱克威尔书店就折价收购。卖书人通常总能收回书价的三分之二。于是杨宪益把书都卖给了该书店，收回的款子刚好维持他在英国最需要钱时的最后两个月的支出。

　　本来，书与主人的分离是件很痛苦的事。胡适最终也未能见到他在北京的藏书，晚年总是魂牵梦萦。然而，此刻的杨宪益已顾不得了，因为他刚刚与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订婚，并要带她返回中国。她，就是戴乃迭，牛津大学他的同学，也是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高才生。

　　本来，这仅存的七大木箱书籍，是于1940年秋天由海路从伦敦托运至香港，然后再回到祖国。可是，战火频仍的年月，这七大木箱书籍一走就走了整整六年，才托运到重庆，再次与主人见面。

　　这批书的命运，首先在香港逃过一劫。当时，太平洋战争已打响，日本军队就把这批书统统扣下，并在每本书上都加盖了戳子，上面是日文“杨的藏书”，可是有位关键人物，拯救了这批书，他就是杨宪益的老朋友伯纳德·梅格。

　　伯纳德本是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杨宪益亲密的同班同学，是他把刚进牛津大学不久的戴乃迭介绍给了杨宪益。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在大学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尽管当时伯纳德正热烈地追求戴乃迭，班上许多同学也都以为戴乃迭是伯纳德的女友，但实际上她更喜爱杨宪益。当杨宪益和戴乃迭相互倾吐了爱慕之情后，当晚，杨宪益就很有君子风度地将此事告诉了伯纳德。伯纳德显得非常伤心而在大学最后一年里尽量避免和杨宪益、戴乃迭在一起，并没有参加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订婚早餐会。之后，杨宪益再也没有见到他。

　　伯纳德离开英国到了香港大学教书，并且成绩辉煌，当上了注册主任。伯纳德和杨宪益重新恢复联系，已是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正是老同学设法在香港找到了杨宪益的这一批书，并把它们安全地寄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杨宪益正供职于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并接替梁实秋的职位，任该委员会主任。当时，抗战一胜利，梁实秋、老舍等匆匆返回北平，而长江下游又是日本投降后大家都渴望回归的地方，杨宪益与戴乃迭便选择了南京。

　　一直等到1946年夏天，杨宪益和戴乃迭总算可以动身了。他们带着两个十分幼小的孩子和行李，登上编译馆费尽千辛万苦雇来的一艘木帆船。编译馆当时仅仅是一个学术机构，在国民党政府机关里根本排不上号，当然得不到更好的交通运输工具。所有像样的舟船、飞机、汽车都被征用而遣送国民党官员和有官方背景的人物去南京了。经过长达一年的协商，编译馆只能雇到两三只木帆船。由于船上人满为患，每个人只能占有一个极窄小的空间：只能躺着，连动也不能动。

　　到了南京，扬宪益才得知，他们后面那艘载着他大量书籍和其它物品的木帆船由于起火而沉没了，七大木箱书籍在这场船难中毁于一旦！而这批书到达重庆时，杨宪益仅打开一两箱，拿出很少一些书带在身边，至今他书架上还有几本盖着日本戳子的书，算是对那灾难沉重的中国，永久的纪念吧。

　　杨宪益完全可以躲避这场灾难的。凭他和戴乃迭当时两份教授的薪水，他们完全可以雇佣更好的交通工具。谁让他当那个该死的主任，谁让他要接替梁实秋走后的空缺，要与整个编译馆同仁同甘苦共患难？

　　杨宪益完全可以躲避这场灾难的。英国大使馆武官阿德里安·康威·伊文斯曾是他们的朋友，并多次劝告，让他们全家坐武官的吉普车回南京，可是，杨宪益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抗战八年，中国多少精英的大量藏书毁于一旦啊。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城，赵元任刚刚盖起的新家——蓝家庄24号毁于战火。当新华银行经理徐振东从南京撤退到后方，将这一消息告知赵元任夫妇后，赵元任彻夜未眠，他最痛心疾首的是祖上和自己多年藏书——共摆放了七间房子的藏书，永远无法恢复了。

　　郁达夫数万册精藏毁于杭州。

　　钱穆当清华大学教授五年而在北京购书五万册、约20万卷，是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于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也于抗战中全部失散。

　　陈寅格的所有藏书和部分手稿，终因颠沛流离，散失殆尽，甚至有弟子在越南河内旧书摊上购得老师旧藏一两册而归还主人。

　　然而，此刻，抗议战争毕竟胜利了啊，难道中华精英们的藏书，还不能逃脱劫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