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关于“后常态科学”的一篇博文，承蒙《学习时报》编辑的青睐，要我将那篇博文扩充、修改为适合发表的文章，遂有下文。）

后常态科学挑战需扩展同行共同体

学习时报

2012年12月24日  

武夷山

　　西方学界很喜欢用post这个前缀来组词。比如，有工业化，就有后工业化，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尔贝尔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人们的观念和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学史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了“常态科学”的概念。“后常态科学”概念最早是由阿根廷数学家S.O.封托维茨和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 J.R.拉维茨于20世纪 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的。其简单含义是，科学不再以“常态”方式运行。后常态科学与英文中的三C相联系，即复杂性（complexity）、混沌性（chaos）与 矛 盾 性（contradiction）。

　　JamesJ.kay（1954—2004）生前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环境与资源研究教授，他因采用热力学概念和方法来分析生态系统而享誉国际学界。他对“后常态科学”这个概念的解释是：后常态科学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此时人们对有关问题的知识差距与认识差距非常大，只有通过科学革命才能解决。既然如此，在下一次科学革命尚未发生之际，人们没有必要抹杀认识世界的不同视角，不管这些视角是基于科学的还是其他性质的，而应该将多重视角都纳入解决问题过程。

　　拉维茨与封托维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后常态科学时代的决策有如下特征：“每当出现了与科学相关的政策议题，我们都会发现：有关事实是不确定的；复杂性成为常态；价值观念备受争议；决策牵扯的利益格局（stakes）较复杂；决策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做出，很紧迫；存在着人为风险失控的现实危险。”

　　他们认为，非常态科学不过是专家们（如外科医生、高级工程师等）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窘境的延伸。这里的窘境指的是：制定至关重要的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并未被他们充分掌握。这些专家的工作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因此，说起来他们应该讲究准确性、把握性，但事实上他们总是要处理不确定性，而他们一旦失误，就会造成巨大损失甚至生命危险。

　　正因为如此，他们倡导建立扩展的“同行共同体”。过去的同行，指的是专家同行；这里的同行，则要包括所有受到某一争端议题之影响且愿意参与相关对话与讨论的所有人群。这些人将带着“扩展的事实”来参与讨论，扩展知识既包括与正式科技知识有差异的本地知识，还包括原本未打算发表的资料，如泄露出来的官方情报。他俩认为，为了确保有关过程与产品的质量，这样的扩展共同体与扩展事实都是不可或缺的。

　　他俩针对20世纪90年代的自然科学所说的话，现在对于其他学科或领域几乎也都成立。遗憾的是，迄今我们的很多决策者还完全没有建立“扩展的同行共同体”的意识。一遇到争论，他们往往就只听专家的意见。而由于利益牵扯（客观因素）和处在每一历史阶段的人们都难以摆脱的认识局限性（主观因素），对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相关议题，完全依赖专家的意见来制定决策是相当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