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作者：丁和

饶宗颐 所谓大师，是要讲机缘的

　　本报资深记者 邵岭

　　见到饶宗颐时，上海还没有出梅，他的“海上因缘”画展开幕。97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在二十七、八度的天气里穿着衬衫、夹克和西装外套，脖子上还绕着一条围巾，眉目却清朗，和记者相握的手，刚劲有力。每天，他用这手写半小时书法，是养生，也是爱好。

　　在上海美术馆的画展上，70多幅书画作品吸引了城中名流趋之若鹜，足见饶公在书画界的地位。

　　坊间都说，论技法，饶宗颐的作品并不复杂，临摹起来也容易。但他笔下无论字还是画，都带着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儒雅气息，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传统，自在超脱，大象无形，不求美轮美奂，但求无穷意境。他自己说，无论写字作画，最重要就是气，气贯而神定，有气才有韵——他这一生，无论治学还是做人，讲究的都是这股气；这是中国传统的文人气。

　　只是，学界有人感慨：如他这般传统的中式文人，以后大概少有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去世时，与他相交甚笃的饶宗颐写过一首挽诗，最后两句“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正是对后继乏人的忧虑。

人物档案·饶宗颐

　　1917年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1949年移居香港。是海内外著名的经、史、考古和文学家，治学领域涉及敦煌学、甲骨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十大门类，通晓6国语言文字，对中古梵文和楔形文字也颇有研究，同时精通诗、书、画、乐。1962年凭借甲骨学著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汉学儒莲奖，成为继洪煨莲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2011年12月13日，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前六位社长分别是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

在文化中浸染的童年

　　饶宗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培养他对书画的兴趣，同时教他写诗、填词，写骈文和散文。那时，父亲交往的都是当地的文化人，一群志趣相投的文人们常在饶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

　　其实，早在五四运动之后就有人说过，中国传统文人充满闲情雅趣的生活方式，连带着传统文人这样一个群体，或将不复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身处动荡的大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几经离乱，风雨飘摇，而另一方面，则是随着西风东渐，大量文人转投了西学。

　　而饶宗颐恰恰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在幼年和少年时期完整地接受了旧式教育且甘之如饴。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让他们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而他的世界，便是由父亲的“天啸楼”开启。

　　在饶宗颐出生的时候，饶家不仅是潮州首富，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大家——父亲饶锷是南社社员，对历史和古文字通志很有研究。传统的中国式治学，讲究琴棋书画诗歌散文的融会贯通，饶锷严格地遵循着这一点，在饶宗颐很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对书画的兴趣，同时教他写诗、填词，写骈文和散文；取名“饶宗颐”，也是希望他师法周敦颐。饶父的审美志趣由此可见一斑。“年龄很小时，我就懂得怎样把文章写得舒畅些，雅一点，也知道该用哪种文体写哪类文章。”饶宗颐如此回忆。当时家里的“天啸楼”是粤东最大的藏书楼，藏书数万册，简直就像一个小图书馆，幼年时的他整天钻在里面，看得懂看不懂的书都看。比如《史记》，像《秦始皇本纪》那么长的篇章当年就能背下来；《资治通鉴》一时半会儿看不懂，就先看《纲鉴》。对于那个时候的饶宗颐来说，在“天啸楼”读书就像玩耍一样快乐自在，以至于去正规学校上学反倒成了“副业”，因为学校里老师讲的那些他早就知道了。

　　除了广泛阅读，儿时的饶宗颐最喜欢的就是参加父亲在家里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父亲交往的都是当地的文化人，例如当时的金山中学教师、后来的中山大学著名教授詹安泰。这一群志趣相投的文人们成立了诗社，常在饶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林语堂说，做学问就像熏火腿。而饶宗颐一生的志趣和作派，也就在这样的文化空气中被一点点地熏了出来。

　　饶宗颐1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给身为长子的他留下了两副担子：家族的钱庄生意，和没有做完的学问——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饶宗颐对钱没兴趣。他的女婿邓伟雄跟记者说，一直到现在他都搞不清菜价；他去法国研究汉学时，对家人说自己每天上街买菜，“但我们都不相信。”所以，父亲的家财在饶宗颐手上一点点散尽是一件可想而知的事，“我只能在两件事中做一件，就是能够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3年后，饶宗颐完成了《潮州艺文志》。因着这次成功，18岁的他踏出“天啸楼”，步入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在人生的分岔路口，饶宗颐听从内心做出了选择，从此走上了凭兴趣治学的道路。因为他幼年时在“天啸楼”那数万本藏书上积累起来的丰富兴趣，不是靠守一经就可满足，由此又延展出了日后广泛的研究领域，“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曾经散尽万贯家财，日后他也从没有为钱做过学问；对他来说，“兴趣”二字就好像一张保鲜膜包裹着他的人生，直到现在，他仍然保持着十几岁时的心态，做着十几岁时有兴趣的事，追寻着“莫名其妙的”那些问题，把所有兴趣都一点点磨成了学问，“我自己也奇怪。”

治学就像“守株待兔”

　　相比那些总在寻找和追逐机会的人，饶宗颐更愿意坐在树下一边做准备一边等待机会，只要兔子出现，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扑上去。他40多岁开始学习梵文，还精通如天书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都是“守株待兔”的结果

　　父亲传给饶宗颐的家学里，最重要的便是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这也是他与胡适等西派文人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饶锷本人毕生致力于考据之学，殚尽竭虑搜寻先哲遗籍，最终在编篡《清人别集》时积劳成疾。

　　单单从字面上看就知道，乾嘉学派是清代的学术流派，由于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鼎盛而得名。乾嘉学派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考据，重实证而少理论。乾嘉学派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当时盛行的“文字狱”，文人学士为了避祸，只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古代典籍的整理上，一头扎进故纸堆，以规避现实的风险。

　　既然是考据，求阙、求知就是必不可少的治学态度。天下万物都有“缺”，“求阙”就是想把“缺”补齐，但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就会永不知足地追求下去。而“求阙”二字到了饶宗颐这里，更是被无限地放大。他说自己常常感到整个人都被旺盛的求知欲所征服甚至吞没，“我研究很多很多问题，我学会一种又一种文字……为了寻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来说的那句话，这其中的过程，要很有耐心，有些问题，我慢慢研究了十几年”。是求知欲推动着他忘我地思考、阅读、追寻，从最贴身的潮州文化开始钻研起，及至足迹遍布天下；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就是能亲自验证书本上得来的东西，然后满意地对自己说：原来如此；又或者是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疑问，展开新一轮探索和研究。可以想见，若没有他求阙、求知的态度，著作《老子想尔注校证》就无法问世。《想尔》是道教早期的重要典籍，虽说史书中有记载，但早在隋代以前就已散失。清朝末年，人们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六朝写本《老子道经想尔注》残卷，却被英国人掠走，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饶宗颐一番追根溯源，终于找到敦煌残卷，把正文和注释分别记下来之后，按照《老君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顺序逐一考证、注释，写出了《老子想尔注校证》，填补了中国道教史的一段空白，至今已有30多年。而他研究敦煌学，也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第一次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

　　关于治学，饶宗颐有一个特别的“守株待兔论”，是说相比那些总在寻找和追逐机会的人，他更愿意坐在树下一边做准备一边等待机会，只要兔子出现，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扑上去，长此以往，总能逮到几只兔子。人们都知道饶宗颐40多岁开始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直至精通，还精通形如天书的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而这其实都是他“守株待兔”的结果。他一直想学梵文，只是没有机会，结果有一次他参加国际会议碰到一位印度学者，对方正好想跟他学《说文解字》，于是一拍即合：两人交换传授，各取所需。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学会了楔形文字。再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发现与他先前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就首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且认为广州是这条路的起点和最早的中心。

　　像这样做学问的方法，如今的人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饶宗颐而言，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却是有效的。中国文人自古讲究格物致知，到了乾嘉学派，去掉了致知，只专注于格物，讲究水磨工夫，从学问到生活，发现感兴趣的就会盯住不放，非搞出个名堂来不可。这股学风影响了近代不少学者，比如袁枚，正经身份是文学家，但凭着对吃喝的狂热爱好，硬是写了一部《随园食单》出来，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述我国从14世纪到18世纪中流行的300多种南北菜肴，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从选料制作到品尝一网打尽，成为清代重要的美食著作；再比如甲骨文的发现，也是源于光绪年间担任国子监校长的王懿荣某次去买药，看见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刻着形似文字的图案感到奇怪，就把所有龙骨都买了下来，把上面的图案悉数画下，逐一研究，最终确定这是殷商时期的一种文字。饶宗颐显然也深受这股学风的影响。

　　在很多人眼里，饶宗颐的学问很少与世事相关——这恰恰也是乾嘉学派在后期的一个鲜明特点。知识分子受到“文字狱”的打击和压制，渐渐远离了考据学在清初提倡的经世致用，不愿再掺和到政治当中，宁可闭门治学。到了饶宗颐生活的年代，虽然在五四之风倡导下，文气开放了许多，但乾嘉学派那种不问世事潜心向学的气质显然浸润了他的骨髓，他仿佛被一个金钟罩罩住，怀抱着赤子之心，无论生活习惯还是治学态度，都不受外界影响。在饶宗颐看来，心态宁静是做学问的重要条件，而要养成内心的干净和安定，就要少执念于学问以外的事。

　　采访那天，很多人围着他拍照，他从轮椅上站起来，站在草坪上，按着要求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像小学生一般听话顺从。他从14岁开始学习“因是子静坐法”，每天早上沐浴静坐，然后散步，晚上9点必定就寝；如今他仍保持着这种旧时文人的生活模式，每天早上四五点醒来，写字、看书、做研究，然后睡个“回笼觉”。很多人在和饶宗颐一起吃过饭以后，都会惊讶于他没有忌口，什么都吃，而邓伟雄告诉记者，其实这不是因为他什么都爱吃，而是他完全不计较，人家为他安排什么他就吃什么，“就像王安石，饭桌上鸡离他最近就吃鸡，豆腐离他最近就吃豆腐，连吃一个月自己都不会有感觉。”

　　记者问他：研究了一辈子历史，最向往哪个朝代？他毫不犹豫地说：很幸运生在这个年代。人们常常将他与龚自珍、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相提并论，他自己却觉得这种比较并不公平，因为他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大量文物出土，新材料层出不穷，能看到很多前人看不到的东西。对于龚自珍，他还有一句评价：火气大了一点，不然可以更长命，成就更大。因为学问是积微之功，而人的生命如同蜡烛，应该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

“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

　　晚年的饶宗颐不再收弟子，因为“做学问真的很辛苦”。他也不认为现代教育方式能够获得和家学一样的效果

　　然而，或许他也预感，像自己这样做学问的人以后怕是少有了。

　　晚年的他，不再收弟子，因为“做学问真的很辛苦”。他是因为被兴趣所驱使，心甘情愿地自我折磨，“但我不想让别人辛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带着女儿和学生去西北一带考察，火车没有座位，一路站过去，回来后那个学生想想实在受不了，索性移民去了加拿大；他在法国做研究时，每天工作20个小时，合作者都直呼学不来。遇见新出土的文物之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但他也知道，自己觉得是其乐无穷的钻研，很多专家看起来都觉得无聊，又没有钱赚，感觉傻傻的。

　　更关键的是，培养这种兴趣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而他一直坚信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家学渊源”意味着家里有许多藏书，有世代相传的学问，有了这些基础，就可以在长辈已有的学问系统上加以扩张和提升，传统文化的功底会更扎实，也更能够触类旁通。但他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继承他的学问研究，这让他一直感到遗憾；他也不认为现代教育方式能够获得和家学一样的效果。“文学是最难训练的。现在的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的其实是误解。现在的学生写一本书没问题，让他写首古诗却不会写。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这些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汉学研究就没办法突破。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模型。”

　　然而饶宗颐对未来仍然乐观，不担心学问会中断，也相信每个时代总有新的人物和著作出现。所谓“大师”，是要讲机缘的，“不能用人事强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