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A.西蒙，中文名司马贺，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和心理学系教授，197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1986年美国总统科学奖获得者。1916年6月15日出生，2001年2月9日去世。
我第一次接触到他，是1983年春在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听他做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引用了承德避暑山庄中乾隆皇帝的一个题匾“刚柔密大”，来说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色，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十分佩服他的学识广博。几年后，我有幸翻译了他的《人工科学》一书（商务印书馆，1987）。出书后，我给他寄了一本，并附了一封信。他还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1994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由于司马贺教授已将近80高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到北京来接受院士证书，于是，由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公使衔科技参赞王曾荣先生代表我国政府专程到他的住处向他颁发证书。当时，我也在驻美使馆科技处工作。我告诉王参赞，我曾翻译过司马贺的书。王参赞在司马贺家逗留时，问他，您还记得有位武先生将您的《人工科学》译成了中文吗？他立刻转身从书架上抽出了我翻译的这本书。
从《人工科学》这本书就可以看出，司马贺先生涉猎的领域非常宽。他一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计算机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因此，1975年，他获得计算机科学图灵奖。1995年，在国际人工智能会议上他被授予终身荣誉奖。此外，他在涉足的每一领域，如经济学与管理、心理学、科学研究的哲学，等等，均卓有建树。有人说，他是干什么都像样，假如他当初选择投身于艺术生涯，他也完全可能成为钢琴家或画家。[1]
司马贺的父母是德国移民，像许多其他德国移民一样，定居在美国的密尔沃基。在念大学时，司马贺在密尔沃基地方政府打工，就对公共管理者如何做预算决策（司马贺喜欢的说法是做“选择”）发生了兴趣。后来，他的博士论文就以“管理行为”作为主题。再后来，这篇博士论文正式出版，书名就叫《管理行为》。在他一生中撰写的27本书中，这一本或许是最有名的。司马贺带过的一位研究生叫爱德华.费根鲍姆，也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大牌人物。他回忆说，有一回问司马贺为什么能掌握这么多的领域，司马贺的回答使他难以忘怀：“我是沉迷于单一事物的偏执狂。我所沉迷的东西就是决策”。[2] 在司马贺一生涉猎并有所建树的所有学科或主题中，决策确实是贯穿始终的一根线索。
传统的经济理论追求最大的利润，追求最优的决策。而司马贺认为，企业实际上试图做出的是“足够好”的决策。他称自己的新观念的核心为“有限理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追求的是“满意化”（他创造的新词，由英文“满意”一词和“足够”一词组合而成），而不是最大化或最优化。
他的经济学观点与其人工智能观念是相联系的。计算机也能做选择，故而表现出了智能。弈棋计算机能像人一样分析每一着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它也许比国际象棋大师的分析能力还要强，因为，人类棋手能往前看8步就了不得了。他的计算机作的画，司马贺挂在办公室里。他的计算机作的曲子，有些音乐家评论说确有那么一些意思。有趣的是，司马贺对“选择”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但他本人的学术路程却不是刻意选择的，而属于兴之所至。有感于此，笔者曾写了《选择与随缘》一文，发表于1997年7月2日的《中华读书报》上。
司马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担任过中美科技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似乎是在管理学领域。他曾与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朱新明教授等不止一位华人学者一起合著发表过多篇很有影响的心理学论文。
司马贺先生终生致力于科研，笔耕不辍，共发表了959本（篇）学术著作或论文（包括其著作的外文译本）。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心理学系制作的司马贺教授发表物目录中，本人翻译的《人工科学》编为第665号。[3]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费根鲍姆说，“要想单单读一本书来了解西蒙思想的精华，我愿推荐篇幅不大的《人工科学》，它是为科学界众多读者写的”。

参考文献
[1] Obituary, Herbert Simon, The Economist, Feb.24, 2001
[2] Edward A. Feigenbaum, Herbert A. Simon, 1916-2001, Science, 2001, 291 (5511): 2107
[2] http://www.psy.cmu.edu/psy/faculty/hsimon/HSBib-1980.html

（2007年8月17日追记：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之托，我翻译了《人工科学》的最后一个修订版（增加了整整一章，还有大量改动），此书于2004年出版。这一次，没有机会再送司马贺一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