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有趣的“抗命”史料

武夷山

1958年，出于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偏见和平均主义的追求，北大校方决定扣减部分病假教授的薪金。例如，从1958年9月起，汤用彤的薪金被扣百分之三十，从395元降为214.5元。

1959年5月后，市委大学部、统战部深感扣减病假教授的工资不妥。6月中旬，两部门商议拟推出《关于高等学校教授病假期间生活待遇的请示报告》上报市委。市委文教书记邓拓批示：“对于教授情况必须区别对待，一般不应采取扣减工资的办法，务请迅速妥善处理”。

没想到，北大党委对此强硬抵制。面对北大的“顶牛”，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提出，要研究出几条道理来逐条驳倒北大的意见，向北大干部做些说服教育工作。

康生、中央高教部、市高校党委、统战部都不断催促北大处理。但北大方面固执己见。他们向上表态说：不赞成把已扣的薪金退还，也不赞成道歉，我们执行国务院规定并没有错，要认错高教部去认去。

市委方面再次施压，通过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迫使北大有所让步。

直到6月25日，北大党委才正式向市委写报告表示，汤一介的原工资可以照发。

（博主根据陈徒手文章“汤用彤：五十年代的思想病”压缩、改写，原文见《读书》2012年第5期）

博主：回过头来看，“三家村”中的两家----邓拓和廖沫沙的态度是比较开明的，是符合政策的。北大的做法则是极左的。不过，那时的北大党委敢于抗上，则很有意思。如今，还会有任何基层单位的领导敢抗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