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特别策划

工人们走进齐胸高的萱草田，拇指和食指捏住花蕾基部的关节，轻轻一掐，啪的一声脆响，就摘下了花。海南岛阳光炽烈，人们戴草帽或斗笠，裸露的皮肤晒得黝黑。

萱草花完全绽放时，绿海被染成黄色，香味弥漫。萱草花也叫黄花菜，是可以吃的。

忘忧岛农场的黄花菜比别处早上市两个月，是全国最早的一家。从北方来的菜贩子，把新鲜的黄花菜运到全国各地，价格比平常季节贵了近10倍，却仍然供不应求。

主人为经营这片农场费了很多心思。他叫刘国琪。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来这里快3年了。

在北大生物系读了本科，又在哲学系念完硕士。北大毕业生里有不少创业者，去种地的绝无仅有。

“这下北大除了卖猪肉的，又有了种菜的。”刘国琪自嘲说，“从小到大，我可能是比较另类的。经常做出让周围人出其不意的决定。”

在自己的农场里，刘国琪经常穿着球衣和拖鞋，就像在校园里一样。他瘦而结实，因为喜欢户外活动，看起来精力充沛，脸上总挂着笑容。

3年前，刘国琪告诉他北大的同学：“我要去海南种菜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琢磨这个玩笑的含义。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去柏林洪堡大学读博士——他拿到了德国的全额奖学金，联系好了导师。

但刘国琪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他租了30亩地，安心种菜。在海南乡下，他不提自己的学历。“人家不看你是谁，就看你能给他带来什么。”他说。

刘国琪给农场起名“忘忧岛”；他在这里守着遍野的花朵，心满意足。

理想主义者

在熟悉刘国琪的人看来，他的最大特点是“有想法”。

2000年，刘国琪靠着全国生物奥赛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进了北大生物系。那是生命科学最火的年头。在北大的第一节课的讲座标题就是“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当时我们都觉得，以后做生物学家是首选。”刘国琪回忆说。

刘国琪是湖南人，前一年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者，长项是植物学。他一直保留着对植物和野外的兴趣。他参加了山鹰社——有名的北大登山社团，经常在集体爬山之余采集植物标本。他还组织了一个小社团，在校园里辨认植物，跟同学整理《北大校园植物志》。

刘国琪跟着老师去广西的自然保护区，在清晨录下各种鸟叫。他在四川研究“大熊猫的通讯行为”——走遍保护区的山头，寻找生殖期母熊猫蹭在树上的气味。学生们踏过齐膝深的雪穿过竹林，在夜里扛步枪抓偷猎者。

野外考察让刘国琪兴致勃勃，他想做一个保护区植物数据库，于是带着相机每天独自上山，转悠了一个月。这里是雪山的边缘，四下寂静，他休息时读《达尔文文集》。

去美国深造，在实验室里从早忙到晚，是生物系学生最稳妥的出路。但刘国琪却越来越远离了主干道。

实验室工作是枯燥的。“做DNA克隆，跑电泳。实验室环境很闷。”刘国琪说，“几个月之后我就改变想法，不再继续干了。”

刘国琪是个爱玩的人。他精于下棋、打乒乓，是个出色的足球边后卫。他最喜欢的，则是独自穿行在山林之间。在实验室穿白大褂的生活对他缺乏吸引力。

在周围人的眼里，刘国琪敢想敢做，采集机会就像采集标本一样利落。他被生物系的同学称作理想主义者。他喜欢去听人文课程，还组织“地下活动”——拉了一帮学生找艺术史老师搞读书沙龙。

他去听哲学系的吴国盛教授的课。吴国盛一直提倡“博物学”，也就是继承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的“博闻多识”的学术传统。刘国琪喜欢的采集植物标本并分门别类，也属于博物学的范围。

刘国琪争取到一个保送哲学系的机会，跟随吴国盛做研究。

“刘国琪放弃生物是个错误。我认为他生物学上的天分极高。”林垚也是从生物系去哲学系读研的学生，他也认为刘国琪有点另类。

但刘国琪不这样想，他曾是一个典型的优等生，“考上再说”是他的行动原则，但现在他却要选择一条别人不走的路，并为此兴奋。

来到哲学系，刘国琪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博览群书，日子简单而惬意。林垚说，他们俩住同一个宿舍，经常在卧谈会上为刘国琪的奇怪念头争论。“他的一些观点我不同意，比如‘现代性给人类带来危机’，‘科学前途在于复兴博物学’之类的。”

“我喜欢研究学问的沉思状态。思有所得的话就更好。”刘国琪说。在生物系老同学眼里，他从文艺青年变成了思想家。

“哲学家”做了小商贩

像周围不少同学一样，刘国琪想过毕业后去国外读博士。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憧憬德国的学术环境：“在一个并非很大的圈子里，有一群兴趣相投气质相近的朋友，共同探讨纯粹精神和思想领域的可能性。”

刘国琪想象着未来的日子：读书、写诗、踢球、不时去欧洲小国游历，感受不同的生活世界。

他申请了奖学金，并且联系了柏林洪堡大学的导师，准备去做亚里士多德研究。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在若干年后成为一个哲学教授。

但在毕业后等待奖学金的时间里，刘国琪也考虑了更多现实问题，比如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等等。赴德国读博士，可能此去经年，他犹豫了。

“毕达哥拉斯把生活比喻成奥运会，有运动员、旁观者和小商贩，他说哲学家应当是冷静思考的旁观者。”刘国琪自嘲道，“而我这个哲学系学生最终还是选择去做了小商贩。”

“家里需要经济上的照顾，应该也对他有影响。去德国读博士时间太长了。”刘国琪的硕士导师吴国盛说。

“我自己还是一个喜欢折腾、并非很坐得住的人。”他说，“既然没打算当个书斋里的学者，就痛痛快快去打拼一番好了。”

实际上刘国琪也曾经萌生过一些创业的念头，他和几个生物系的同学早就谈论过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在一次外出旅游的火车上，刘国琪跟一个同学闲聊。这位同学的老家是黄花菜产区的，他告诉刘国琪，鲜黄花菜季节性很强，前后价格差距10倍。

“我了解植物，觉得反季节生产黄花菜，技术上肯定有办法。”为了进一步了解黄花菜，刘国琪把搜索引擎里关于“黄花菜”的所有结果浏览了一遍；他还下载了黄花菜相关的所有论文；很快他想到了解决办法。

除此以外，他为了确认市场方面的信息，还去北京最大的批发市场跟菜贩子聊；跟网上做黄花菜电子商务的人聊；还去几个黄花菜产区访问农户，各方面寻求第一手信息。

在这种地毯式的信息搜集和行业研究过程中，刘国琪还发现，黄花菜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作物物种，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萱草类植物被认为是中国的母亲花、忘忧草。但这样一个营养和观赏价值都很高的物种的种植水平，在中国200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而美国人1940年代从中国引入少数几个野生品种，现在已经培育出3万多个观赏品种并形成了成熟庭院花卉产业。

刘国琪为中国的黄花菜产业水平之低而吃惊，也为自己找到一个绝好的现代农业切入点而欣喜。德国的奖学金批下来时，他已经在海南租了30亩地。

黄花菜专家

从最近的镇子，卡车穿过马占树遮阴的公路，一直开到刘国琪承包的田地。农场在海口以南70公里，位于小山脚下，是一片淡棕色的平原。

“我的固定员工4个，其余是从村里找的临时工。”刘国琪说，种植的时候需要的人工多，最多的时候有200来人。性格开朗的女工是农场的主力——海南男人很少干农活，只在家里割割橡胶。

有很多外来户在海南种反季节蔬菜。但在刘国琪之前，海南没有种黄花菜的。萱草的寿命长达20多年，每年开花一次；但必须经过寒冷的季节才能开花。而海南没有冬天。

刘国琪的基本方案是：每年冬天从北方买来种苗，只让萱草长一年。虽然成本高，但可以靠新鲜黄花菜的高价格来弥补。

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方案，让萱草在二三月份就开花。为了摸索不同的品种、栽培和管理方法，刘国琪自己下田做实验。“这些事情一般都会自己设计实验，自己动手，这样才最放心，得到第一手材料。”

黄花菜品种有几十个，有的品质好、产量高，有的开花早，有的抗病，刘国琪试图杂交出一个全能品种。

他小心地挑开花苞、去掉雄蕊、人工授粉。干这些细活，手部不能抖动，太阳晒出的汗不能随便擦。为了多做一些样本，他独自干了一个月。

“第一年就遭遇了海南冬天反常的阴雨天气，实验用的黄花菜感染了真菌，病害非常严重。”他回忆说，农场的水浸田在那种气候下过于潮湿，一年算下来亏了不少。

第二年，刘国琪总结了经验，重新设计了种植流程，还搭建了简易塑料大棚。这一年成果不错，黄花菜比别处早两个月顺利上市，每亩地赚了15000元。

更好的消息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现代农业，给农场一笔不小的大棚补贴，还帮助批了一笔贷款。

刘国琪又在附近新承包了几十亩地，建起了温室。高大的槟榔和椰子围着周边。他挑选这里，是因为这里开垦已久，以前种过甘蔗，是块排水顺畅的坡地，而且土质不错。

在这里，刘国琪设置了滴灌系统；还有遮阳网，这样海南的太阳就不至于把花朵晒黄——绿色的黄花菜卖相更好，更受欢迎。他筹钱建了一个冷库，这样可以尽量保证黄花菜的新鲜。

黄花菜一年可以种几茬，而到了海南有台风的夏天，就不能种了。草长到齐腰高或齐胸高时，吐出条状的花苞。花的狭缝裂开时，就好像黄色颜料甩在浓绿的画布上。

“黄花菜有个别名叫忘忧草。”刘国琪说，“因为含有水仙碱，有抗忧郁症的作用。”他给自己的农场起名叫“忘忧岛”。

今年，刘国琪种植的黄花菜又提早一个月开花，在2月底就采摘上市。这在黄花菜种植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等他的黄花菜卖完了，大陆产区的黄花菜才刚上市。就这样，刘国琪占据了价格高地，每亩收益3万多元。

“忘忧岛”农场的新鲜黄花菜，除了运到北方的饭桌上外，也会运到海南本地的高级饭店，作为特产蔬菜供应。“或许以后它能够成为一种旅游产品。”刘国琪说。

现在，刘国琪在做育种和栽培实验，试图让萱草不过冬也能开花（这样就不需要年年买种苗了），而且能一年开两次。他凭自己的植物学知识知道，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或许今年出成果，或许三五年。谁也说不来。”刘国琪说，“科研就是这样。关键是以前没人做过。假如有人做过，我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成果了。”

另类的创业者

在农村创业的高学历人士不多。在一个著名的北大毕业生的创业交流会上，记者发现，或大或小的创业项目，四分之三属于IT类，农业项目一个也找不到。

“我附近有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跟我岁数差不多，在养殖蚂蝗。”刘国琪说，除此以外，他没听说周边有名牌大学毕业生务农。“很多从十几年前就来到海南种菜的人，以前大多是蔬菜经销商，把生意做到了上游。也有一些本地农村的能人。”

懂拉丁文的菜农，在海南的农场主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了。

如今刘国琪忙得顾不上看书。不过还是喜欢思考和写作，大多与农业有关。他去年一直在研究气候问题。“我认为气候会变冷，这个观点比较小众。”他说，“天气变冷对海南种植业有利。”

书架上还摆着去年出版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在村庄里读这本书的人大概为数不多。

“在做生意的能力上，我跟周围的同行相比，没什么优势。”刘国琪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优势，可能是信息接触多，视野宽一点，想得远一点。”

“我们希望把黄花菜在海南大面积推广，”刘国琪说，“这样就可以充分发挥黄花菜的观赏价值，发展观光农业。”

萱草有1万多种，开花五颜六色。美国的园艺家培育了不少种花色，有漂亮的萱草园。台湾东海岸有一个观光产业区，卖的是黄花风景。刘国琪希望能在海南或者某个合适的地点做一个类似的观光区。

“我们甚至可以只看花不摘菜，打造一片花海景观，不同颜色、不同花形、不同花期的品种，每一种都能开两个多月。”刘国琪说。

刘国琪期望，在规模化种植以后，金针菜干菜、花卉汁饮料、盆栽等等都能纳入规划。

刘国琪说，黄花菜生命力强；林下屋后都可种植。最近他忙着把附近的更大一片荒地包下来。那是片很厚的沙土，贫瘠干旱，适合生长的经济作物很少。种黄花菜很合适，农民可以增收。他也在争取当地政府立项，在那片地的周边改造水利。

这位北大毕业生还没学会本地方言，但农民们挺喜欢他，住在附近的雇工常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农民诉求很简单，容易相处。我还没有碰到过蛮横的。”刘国琪说，“跟生意人打交道就复杂一些。”

他碰到诚信差的生意人，也会吃亏。尽管他努力显得老练一些，但跟江湖上的人比起来，他还是过于文雅——甚至从来不讲粗话。

刘国琪经常在全国出差，买入种苗。有一次他跟物流公司约定，专车把种苗运到海南。但因为没有随车监督，货被转包走了。种苗耽搁了时间，损失很大。“太容易相信人，也说明还没有完全适应现实规则。”他笑道，从这件事看出，自己还有点嫩。

第二年，刘国琪睡在卡车里看守种苗，听着外面冬风呼啸。

今年他跑遍全国的黄花菜产区，准备在海南岛外设立一个种苗基地，给自己供苗。

选择自由

刘国琪把农场叫“基地”。基地里一位湖南大姐炒菜不错，而山东来的工人隔几天包一次饺子。基地的一角种了各色蔬菜，足够所有人吃；还养了十只土鸡用来下蛋。卧室窗前是一颗老荔枝树，爬着松鼠和变色龙。

“农村以自然生命为主体，自然生态一股脑就是一个整体，有着整体合乎韵律的孕育生长。”刘国琪很享受田野里的节奏。

刘国琪刚毕业时，导师吴国盛曾给他找了一份工作，是隶属北京市政府的一个事业单位，清闲稳定，但刘国琪没去。

对于这位另类的学生，吴国盛说：“他是个自由的人，有能力自由选择。他是那种能照顾好自己的人。”

在大学毕业生中，“自由人”似乎不是主流。一家教育数据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国2008年—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比例为 1.1%。而在一些创业繁荣的发达国家，这个数字高达20%。

2009年一份调查表明，中国的高校毕业生中，选择创业的比例最低；国家机关、国有企业、科研单位和学校则是毕业生最青睐的去向。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创业热情并不低。按照“环球创业观察”组织2011年的报告，2010年中国的早期创业活动指数在59个主要国家中位列第15位，属于较高水平。

这份报告说：中国创业企业的主要驱动力正从“基于生存”变为“基于机会”，这反映了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机会。

有时，刘国琪会反思来到海南乡下是否值得，他说：“当时看起来，机会成本很高；但现在越来越认可当时的选择了。每个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生活。越坚决，就越坚实。”

在一则日记里，刘国琪写道：“我觉得只有鼓励创新、促进正当竞争、有利于个人发挥才智潜力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成熟的社会、一个有出息的社会。”

他继续写道：“中国的转变，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谁都不要焦虑。我们需要守护和培育。”

不忙的时候，刘国琪待在农场里，看着天际的绯红色慢慢退散，道路也静寂下来。他上网、看书、洗脚、睡觉。

乡下空气极好，满天星斗透彻，但刘国琪心不在焉。他想着生意入睡，偶尔会想起旧时的游历。记得有一次在渭河边，他骑着摩托驰过大堤，黄花开满河岸，风擦过颧骨，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