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创新风险观

武夷山

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科学史教授Christopher Hamlin在Minerva杂志2008年第一期发表书评文章，Just Don’t Call It Science，全文可见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p0612p4324773728/fulltext.pdf。他评论了Noretta Koertge的Scientific Values and Civic Virtues（科学价值观与公民美德）和Sheila Jasanoff的Design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对大自然的设计：欧洲与美国的科学与民主）。他对前一本书评价不高。他在书评文章中说：

在不同国家，风险评价的进路也不同。美国是给创新者先发制权（presumptive）的。换句话说，谁要是反对某项创新（博主：比如转基因技术），谁就有义务来证明，这项创新产生的具体损害有多大。贾沙诺夫在其著作中表述的观点是，风险是对“已知的未知”之探索（博主：言下之意是不可避免的）。英国的风险评价进路，尤其是工党所实行的那套进路，是要求开展创新的一方来证明其创新是无害的，而不仅仅是对别人关于某项创新有害的指控做出响应。英国人认为，审慎与公正更加重要，探索“未知的未知”更加重要。由于这样的差异，美国科研人员认为，基因在不同物种间的流动是极少发生的，且无害的（若不说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人则很把物种间基因流动的风险当回事。

今后可以建立一种civic epistemology（公民认识论），它将英国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德国的参与式民主和美国式对权利的关注给结合起来。

布什的“无止境的前沿”说也许曾经成为支持科研活动的可行而实用的理由，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了论辩中的润滑剂，帮助科研人员从柏拉图之“纯粹性”高地滑向知识经济的街道。

博主：相比于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我国在司法实践中是不怎么太强调“无罪推定”的。可是，在创新风险评估方面，某些政府部门（以及某些科学家）的立场接近于美国的进路而不是欧洲的进路。也就是说，他们对新技术持“无罪推定”立场：谁要说这项新技术不好，就要拿出它不好的证据来。他们惯常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过硬证据表明这项技术有多大坏处。

我个人真希望反过来：不要轻率地抓捕一个人，也不要轻率地“大力推广”一项新技术。抓错、杀错一个人，以后再平反，是弥补不了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的；在新技术推广应用方面跑得太快，一旦其副作用的证据在日后呈现出来，则该技术大规模应用给生态、给人类的安全造成的巨大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