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设置反方”
    科学决策即实事求是地进行决策。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说，这是一种求真求是的思维活动。要达到求真求是之目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首先必须是科学的，否则决策便不会科学。
    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很多，如形式逻辑、辨证方法等。这里，笔者拟论说一种久已被学界忽视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增强求真求是的力度，增强考量问题的科学性，最终对于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我称之为“设置反方”。这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
    何谓“设置反方”？就是有意地对正方的论点提出质疑或否定，对正方的观点进行证伪。证伪对了，正方的观点便被推翻；证伪错了，则更加坐实正方观点的正确性。
    这种“设置反方”的方法，有论者谈到过，但解说多失于简略；其所冠的名称，有“设置对立面”、“树立对立面”、“假设对立面”等。对于前两个名称，争议较多。有学者认为，“设置对立面”的提法，容易让人误解为要在人与人之间人为地设置对立面，而且，在“左”的年代，这一提法确曾加剧过阶级斗争扩大化，所以应该摈弃不用。我认为这个见解有一定道理。为了避免误解，我拟用“设置反方”（论辩有正方和反方，借用之）一词代替“设置对立面”或“树立对立面”的提法。“假设对立面”这个提法，明确说明只是“假设”，只是一种思维和论证方法而已，而非人际斗争，所以这个提法还不错。但“设置反方”更为简洁一些，一看便知是在讲思维和论证方法，且更无人际斗争的痕迹。
    从世界范围内看，设置反方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式早已有之，它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发展的产物。在西方思想界，很早就产生了“设立对立面”的哲学命题和思想方法，不仅哲学家有论述，欧洲中古神学更是发明了设置对立面的著名的“魔鬼辩护士”的论辩（论证）方式。这是一种具有辩证思维元素的论辩方式。那时的神学者，凡提出一种新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站在反方立场提出反驳，自己再回答这些反驳，但反方反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新理论，而是要使新理论一开始就能避免一些潜在的错误和不足，具有接受各种挑战和驳诘的力量，最终达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境地。这种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是站在神的对立面的，亦即站在“魔鬼”的立场上说话的，所以被称为“魔鬼的辩护士”。这种辩诘方法，曾对西方学术的发展起过不小的促进作用，现今通行于学术界的验证理论之正误的方法——“证伪法”，其渊源便与此不无联系。神学，我们当然不取，但这种具有辩证思维元素的辩驳论证方法，的确值得参考借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成果。
    实际上，中国古代朝廷设立的专门提意见的谏官，也具有一定的“魔鬼的辩护士”的身份。制度规定，谏官可以直言君王的过失，言者无罪。设置这项制度，是从反面为皇朝永固做修补工作。
    “设置反方”是有利于科学决策的论证方法    
    为使一项决策科学无误，一般总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这种研究对于决策的科学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仅用这种方法所做出的决策，有时却并不很科学，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其一，决策者的决策思路往往早已存于心中了，循着这一决策思路所做的“可行性研究”，常常就是决策者早先的那个思路。这很像是先有断案结论，再去找证据；先有史学观点，再去找史料来证明。其二，由于没有反方的质疑，此种研究容易形成“一定可行”、“必须可行”的心理惯性。结果，支持正方观点的材料、论据被充分选取，反方的观点和论据则被忽视甚至被有意遮盖。
    “偏听则暗”，这样的“可行性研究”，实际上科学含量并不高。所谓“可行”，有时实际是不可行的，一行便漏洞百出。这种事例多得很。这种情况说明：决策，光靠“可行性研究”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另外一种反向研究——“不可行性研究”。这一科学决策的重要环节，是长期以来被许多决策者忽略了的。
    如果用正方和反方来譬喻这两类研究，那么，“可行性研究”是正方，“不可行性研究”是反方。决策，应该主动“设置反方”。“设置反方”，不仅要进行决策的“不可行性研究”，还应兼听和尊重一切与决策有关的不同意见，包括所谓“异质思维”。
    反方，是有意地站在正方亦即“可行性”的对立面的。它的任务是对“可行性”进行严格的审察，做批评性、否定性的思考，提出诘问，提出证伪的论据，乃至提出“可行性”实为不可行。经过反方这一番辩驳，若是证伪成功，则“可行性”烟消云散；若是证伪失败，则证明“可行性”正确，决策没有失误。在这里，反方的作用，一是“堵漏”，避免决策失误（这是一种纠错机制）；二是使原本正确的决策得到更加科学的解说，使“可行性”更加坐实，无懈可击。这种将正反两面放在一起让其“打架”的方法，会使决策更加周密、更加贴近实际。这是一种双保险的决策方法，能够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一些国家的议会有一项规则：在法案表决前的最后一轮辩论中，赞成者发言限5分钟，而反对者的发言则不受时间限制。其立意就是重视倾听“不可行”的意见。这种从制度上对反方发表意见加以特别保障的做法，不仅是民主元素（“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尊重你讲话的权利”）在起作用，更是科学思维在起作用。这种对发表“不可行性”意见者的尊重，是保证决策正确的极重要条件。
    “设置反方”是一种辩证思维方式    
    从思维上讲，“设置反方”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是尊重生活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一词的本义，原指古希腊的一种辩论方法：甲主张a，乙主张b，丙综合甲乙的意见，主张c。这种方法里面包含了尊重正方、反方各自地位的意思，也含有一定的矛盾原理和“正反合”原理的元素。后来的作为思想方法的辩证法，就更加讲矛盾和矛盾运动，讲矛盾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举出大量的矛盾范畴，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化合与分解、攻与守、进与退，等等。辩证法告诉我们，看事物，看问题，必须看到矛盾双方的情况，看到事物的多方多面，既要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既要看到正方，也要看到反方。要懂得矛盾运动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样，才有助于防止思维的片面性、绝对化、简单化和僵化。所谓“设置反方”，实际就是自觉地将客观存在的反面情况、反方论点和论据凸显出来。
    用这种辩证思维指导决策，就要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要听正方的意见，也要听反方的意见；不仅要看到对于决策有利的情况，也要看到不利的情况；不仅要看到决策可行的一面，也要看到难行甚至不可行的一面。
    毛泽东曾提出“设置对立面”的观点。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及以后一段时间，他较多地谈论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设置对立面”，既是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提出的，又是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倡导的。
    作为哲学命题，毛泽东强调了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辩证方法。他说：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
    从领导方法和决策方法上讲，他认为，自觉地设置对立面，可以有比较，有辩论，可以防止片面性。他说：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他批评一些同志“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他还说：把问题提出来，就暴露了对立面。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的。他还对人说：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毛泽东是位辩证法大师，他能娴熟地把握生活辩证法，他强调“设置对立面”，是他将辩证思维运用于决策和领导方法之一例。
    陈云一向重视学习和运用哲学，既力倡，又力行。他经常用“假设对立面”即设置反方的方法做出正确决策。这是他谆熟的辩证思维在决策时的表现。1987年7月17日，陈云在谈到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时说：“如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陈云：《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91—492页）假设一个对立面而引起自己思考，亦即用设置反方的方法对自己的意见证伪或证实，从而达到正确决策的目的。
    曾任中央常委的姚依林曾这样谈及陈云进行决策的情况：“他（陈云）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重大问题，往往是十来个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来驳。他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见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反映了陈云的民主作风，但更反映出陈云的辩证思维和他自觉设置反方的决策本领。
    为什么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为什么把认识上“左”中右的同志都找来一起当面讨论问题？就是有意树立对立面，有意通过对立面的互相辩驳、互相补充，达到科学决策。假如一时没有对立的意见，也要设想出对立的意见，然后一条一条来驳，以求决策的无懈可击。
    遵义会议的成功是党在历史上用“设置反方”成功决策的典型案例    
    遵义会议上一共有三个报告：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正报告是博古作的，强调红军失利的客观原因；副报告是周恩来作的，强调红军失利的主观原因，并承担自己的责任；反报告是张闻天作的，也代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是批评“三人团”的“左”倾军事路线的。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遵义会议上形成的这种“报告格局”，一反过去只有“三人团”才有发言权（主要是李德的一言堂）的格局，实际上形成了设置反方的会议形势。这对遵义会议最终做出科学决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张闻天的这个“反报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对“三人团”战略的“不可行性研究”的成果。张闻天发言后，毛泽东继续批评“三人团”的“左”倾军事路线，实际是继续申说“三人团”战略的“不可行性”。正是由于遵义会议正确一方（即原掌权者的反方）对“三人团”战略说“不”的观点占了上风，才挽救了濒临绝境的红军。
    尽管遵义会议的这种反报告形式不是制度性的安排，博古本人也不喜欢出现这个反报告，但实际却出现了，它是危难逼出来的，是会议自然树立起的“对立面”即反方，这个反方对于红军未来战略的科学决策，起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实际上，这一科学决策，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及众多红军将领的贡献）的胜利，从论辩角度说，也证明了反方的价值，证明了毛泽东说的“树立对立面”的辩证思维的价值。就此而言，遵义会议的胜利，也是辩证法的胜利。
    “设置反方”要有制度保证    
    决策过程中，谁来“设置反方”？领导者。但领导者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因人而异。“设置反方”有时是不让人舒服的。所以，肯于“设置反方”者必然是这样的人：头脑清楚、有辩证思维，懂得论证问题的规律；心胸宽广、有民主作风；对人民、对民族有高度责任心。但是，靠个人终归不如靠制度，制度是刚性的，可靠的。我们要想建立高度科学的决策制度，“设置反方”这一环是不应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