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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身份、权威地位与谦卑
武夷山
(发表于《新华书目报 科普走廊》2007,7,15)
科学家这个名分在目下是很受尊重的,但当初可不是这样。英国科学家威廉. 惠威尔于1832年首次提出了”科学家”的概念, 但是,当时组成科学家队伍的主体――一些绅士、一些专业人员(如教师、医生)和一些工商业者都不认同这个概念。有学者曾分析了在19世纪中获得了若干科学成就的科学家在人口普查时填写的表格,发现他们在“职业”栏中填的多半是“土地拥有者”(其实就是“地主”,但在中文里地主似乎不好听)、大学教师、公务员等等,几乎没有人填“科学家”。[1]经过很长的时间,科学家才取得了如今的显赫地位。
任何群体或个人历尽艰辛取得了被承认的职业身份和权威地位,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捍卫自己的身份与地位,科学家和其他行业的专家也不例外。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由捍卫而走向不能理性地认识问题,甚至走向偏执与狂妄,就令人遗憾了。例如,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求诊者自己看过一些卫生保健的书,就想与医生探讨一些问题,比如,可能的病因是什么?是否可以开什么药?那么,时常碰到的反馈是,医生不屑地甚至生气地说:“你看病还是我看病?”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社会学教授曾对本国502名水产养殖业专家(其中60%拥有哲学博士、医学博士或兽医学博士学位)进行问卷调查,试图发现“科学家对公众的理解程度”。他们认为,只强调“公众理解科学”,而没有“科学家对公众的理解”,是无法搞好科学传播的。在加拿大,围绕水产养殖业的利弊有激烈的争论,媒体报道的主要声音是:水产养殖业会对生态环境带来风险,因此,倾向于反对发展水产养殖业。两位教授发现,不仅支持发展水产养殖业的专家对媒体的评价很低,反对发展水产养殖业(与媒体立场一致)的专家对媒体的评价也不高。对于问卷上“多数人关于水产养殖业的看法受到了良好科学信息的引导”这一说法,专家们基本上不同意。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详细介绍他们的调查结果。总之,两位教授发现:(1)对于不同类型的外行人(无论是媒体还是老百姓)的观点的“合法性”(或正当合理性),专家们给予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他们相对说来较相信本地的外行群体所拥有的知识和可能做出的贡献,而不相信较为遥远的群体(比如媒体和笼而统之的“公众”)。(2)专家们对公众参与过程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欢迎公众参与关于水产养殖业利弊的辩论,因为他们觉得,公众参与将有助于使自己的主张、立场和观点得到强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外行群体对科学主张做出自己的解释看作一种外界侵入,担心这种侵入会导致自己丧失对意义的控制权。[2]
让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两条发现。两位教授调查的对象分布在全国各地,而各地百姓的科学素养水平不是均匀分布的。因此,专家们都觉得本地的公众(尽管是外行)比较可以信任,就显然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判断。说穿了,这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路是一致的。专家们欢迎公众参与,是希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公众参与有顾虑,也是怕威胁自己的地位。这样的思考方式与科学界以外的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因此,科学家或其他专业人员没有理由在任何事情上都自视甚高。
专业人员自视甚高,会发生种种恶果。医生自视甚高的表现之一,是迷信医疗仪器而轻视甚至放弃传统的听诊、触诊、指诊和肉眼观察,而已故的卫生部长陈敏章曾中肯地指出,医生应首先采用上述传统诊法,然后再靠化验和其他先进诊疗手段,否则会误事的。[3]韩启德院士在
科学家与专业人士的身份与地位当然有必要维护,但是,自视甚高、偏执与狂妄并不能达到目的。谦卑,不仅是个人品行所要求的,也是科学家与专业人士群体的健康发展所需要的。
参考文献
[1] Nicholas Russell,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literacy novels: Insights in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rofess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7, 16 (2): 205-222
[2] Nathan Young and Ralph Matthews,Experts’ understanding of the public: Knowledge control in a risk controvers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7, 16 (2): 123-144
[3] 张田勘,技术依赖酿苦果,生命世界,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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