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无疑是近30年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幕。我对中国这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转型的研究兴趣最早是在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那个时候人们更多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轨。我注意到，中国的大变局，不应简单地放到计划到市场体制的这一个维度，而应该放到更广阔的全球化和中国的国家建构的角度来观察，我的这些理论问题的思考最后表述在我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剑桥出版社，2004），《中国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等书中。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我正在写作一本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专著，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保卫社会》集中了我多年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领域（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60多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基本背景是中国十年以来的社会变迁（2001—2010），尤其是最近三四年的各种比较突出、意义重大的社会改革课题。为此我把文章整理成八个章节，分别关注改革模式、房地产、中产阶层、社会抗议、社会矛盾与暴力、思想道德、收入分配和教育改革等八个方面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个改革模式的问题。前一个时期，中国政府优先经济建设，着眼国民经济的规模和效率，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持续增长。但过度的、单一的强调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往往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这就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最后反过来拖累经济增长，以致形成一种发展不可持续的局面。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改革模式的转变，改革目的必须从追求增长转移到制度建设，改革重点必须从经济改革向社会改革转移。

　　谈起中国的总体社会转型，房地产及其相关土地和分配问题无疑是利益最复杂、问题最突出、矛盾最尖锐、民怨最集中的一块。那么房地产改革也就成为社会改革的最大项目。追本溯源，房地产问题的根源在于旧体制的设计只看到其财政和经济意义，而无视其更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核心议程，就是要肯定居民的住房权，建立起与商品房市场平行的公共住房市场。“有恒产者有恒心”，只有人民的居住权确立下来了，中国才能建立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上能持久的住房体制。

　　一个与房地产相关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众所周知，这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变，但变化的方向很难确定。一方面城市化和产业化催生了一大批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无疑将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但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社会福利、保险和保障体系的缺失，使中国的中产阶层无时不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更严重的，刚刚迈入历史舞台的“80后”和“90后”，已经明显感觉到权力和资本对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中产阶层的形成渠道在缩小。这最突出地表现在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均和分配体系的不公。短短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以下蹿升到了0.50左右，位列亚洲收入差距最大经济体之列。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没有比较普遍和均匀地惠及整个社会。

　　收入分配的恶化和中产阶层的窘境都意味着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在动摇。与此相伴出现的，还有整个社会层面的信任危机和社会意识的分裂。面对这样一种趋势，中国政治必须做出必要的改革，制止权力和资本对中产阶层和收入分配公平的侵蚀。其中最重要的调整，就是要逐步降低权力对要素和资本市场的垄断，废除权力阶层的某些经济特权，并且放宽对社会成员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组织能力的束缚。换句话说，当社会变成绝对的弱者，权力必须保护社会；而权力自觉保护社会的办法，就是让它重新“嵌入”社会当中，而不是高高在上，靠垄断维持其地位。很简单，如果垄断国企也必须接受市场和法律制约，如果政府的官员和公务员都必须面对社会成员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参与利益表达和规则制定，如果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那么，整个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就必然会更加理性，社会结构的失衡局面也自然能够得到缓解。这种改革可能会触动许多既得利益，但它却能触及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即权力和资本的垄断。

　　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上升，有时表现为社会抗议，有时表现为暴力行为。这两种社会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总体上看，我觉得社会抗议本身（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转轨，这方面的冲突我们不必太过担心。人们现在有更多的方式，更大的动力，以更低的成本的组织抗议活动。在全球化时代，任何社会都面临这种情况，是社会自我疏解压力的一种机制。

　　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增长趋势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中又以暴力的蔓延为甚。这说明，至少有一部分的抗议，出自于我们体制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这样的抗争需要通过政治转型（包括行政与司法改革）来解决。换句话说，要能够“内化”利益冲突，让不同利益通过更合法通畅的渠道参与政策制定和监督，并且让利益冲突处理步入法制的轨道，从而在源头上消化大部分抗争。

　　当今社会的许多结构型问题又进一步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从大方面来说，中国确实缺少一种全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软力量不足、宗教力量崛起、思想危机以及社会信任问题，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所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大问题，是要促成一套新的主流价值体系。人本主义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其内涵和外延都需要优化充实。

　　同样，我特别在专栏中关注了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和房地产在我这本书中都具有特殊价值，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社会经济矛盾最突出、最亟待改革的领域。高教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体系，其改革尤其关键。中国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低产出”已经是社会公认的问题。这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匹配，而且也无助于中国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高等教育的首要问题，还是决策、考核与管理体制的官僚化。这与高校作为一个教育与学术共同体，特别应该强调专业精神这一点完全相悖。应该说，例如合并扩张、创新能力、评价机制等许多方面问题都是这一个问题引发的。所以，高校的“去行政化”和教育自治的确立应该是未来高教改革的方向。

　　对于这十年，我的一个基本观察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与发展模式，已经给中国带来各种严重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和社会改革，才能逐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将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双转型引入一个健康的轨道。“十二五”规划和近几年的政府报告都显示，中国社会改革已经是改革的重中之重。社会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未来十年至二十年中国的走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让人担心的是，时至今日，对于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改革的方向和策略，无论是改革者还是社会舆论，都还缺乏共识。《保卫社会》作为我十年评论集的一部分，当然也只能反映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看法。这些看法，如果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促成一些问题上共识，那将是作者最大的快乐。

　　（《保卫社会》，郑永年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