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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8月初，北京怀柔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干部学院。湖边吹来的微风，别有一番夏日中的清凉。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站在讲台上，台下坐着的是全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后，国家科委从第一批研究生中挑选的“精兵强将”，还有部分从其他部门借调过来的业务骨干，这次预训后，他们将分赴各国学习专利制度。一年的辛劳初显成效，武衡轻轻松了一口气，但环顾四壁空空的教室，望着屈指可数的几位老师，他的心情又不由得沉重起来。

　　一年前，根据中央指示，由武衡担纲，国家科委成果局负责筹备建立专利制度。武衡深知，专利制度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意义重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没有专利制度，发明奖励制度也形同虚设，这时要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无异于平地起高楼。

　　没有法律，没有机构，没有人才，武衡面对着的是一张白纸。但他深信，人才是事业的根本。一年来，他内外统筹并行不悖，一面加紧对外联系出国进修，一面对内网罗有志之士。一年后，面对即将送出国门的第一批学子，武衡百感交集，期盼着这一批人才早日学成归来，这次培训后来被称为中国专利事业的“黄埔一期”。

　　从此，中国专利事业的后备人才开始走向海外。

　　从此，武衡播种的人才先行理念开始生根。

　　从此，随着人才战略步步推进，中国的专利事业从无到有，蓄势待发。

　　“他们将是我派到你们那儿去学习的人！” 

　　1978年冬天，一如既往的寒冷。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微弱的光线投送到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武衡站在三里河的办公室里，心情有如窗外的景色，寒冷中沐浴着温暖，沉闷中又潜藏着希望。

　　1979年3月19日，专利法起草小组成立，我国要建立专利制度的决策正在酝酿之中。国家科委加紧“招兵买马”，在向下属单位抽调、外单位借调干部同时，又向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以下简称“科情所”）、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在读研究生发出了邀请，召唤有志之士投入这项崭新的事业中。

　　时年26岁的田力普，正在位于玉泉路的中科院研究生院德语培训班学习。他戴着一幅黑边眼镜，课下他很安静，不过一到课堂交流，他就变了个人似地活跃起来，对德国老师迈耶先生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经常受到老师们的表扬。这引起了同来学习的王晓光的注意。王晓光来自计算所，原计划他们培训一年后赴联邦德国学习。两人开始并不熟悉，但就在这年6月，一个共同的选择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科委的有关人士找同学们谈话，询问是否愿意学习专利的有关知识，全班只有田力普和王晓光同意了。当时，风华正茂的田力普是第一次听说“专利”这个词，但他本能地觉得这是开创性的事业，年轻人应该探索新的东西。

　　中国要建立专利制度的消息引来世界各国的关注。1979年4月2日，日本特许厅厅长官熊谷善二首次访华，与他同来的还有日本知识产权界十几位官员、专家。正在科情所学习的段瑞春和郝庆芬，被选去当翻译。其间，熊谷善二问他们：“你们愿不愿意来日本学习专利知识？”“愿意！”他们回答得异常干脆。多年的文化枯竭和封闭，让这批中国恢复研究生考试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如饥似渴地想汲取一切新的知识。几天后，在熊谷善二的欢送会上，武衡指着段瑞春等几个同学说：“他们将是我派到你们那儿去学习的人！”

　　5月，武衡应邀率团访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并与总干事鲍格胥进行首次会晤。会谈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同意出资，用于中国向有关国家派遣进修生学习专利知识，后来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也同意协助中国培养知识产权人才。

　　令郝庆芬兴奋的是，科情所一共有12人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开始学习专利。马连元、文希凯、李家浩、乔德喜……这批入学时从24岁到40岁年龄不等的研究生，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十年浩劫中，有的曾带着课本去插队，有的在边疆借着月光来看书，他们拥有着同样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有着超乎寻常的学习动力和能力。很快，田力普和王晓光也将学籍转到了科情所，和他们会师。

　　熊谷善二回国后的4个月，他和武衡之间的承诺开始兑现，马连元、段瑞春、郝庆芬、孙保国、张宝明到了日本东京。9月20日，乔德喜、李家浩和来自贸促会、上海科技情报所的4位同志，登上CA931航班，经巴黎中转到达华盛顿。第一次坐飞机，乔德喜还有点憋闷难受，他不会料到，后来飞赴各国开会协商成为他的家常便饭，退休前他飞往日内瓦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会议就多达50多次。1979年万圣节当天，文希凯和科情所年龄最小的研究生刘眉、贸促会的吴人新来到巴黎。其他从科情所、上海情报所和贸促会等部门抽调的学员，已经分赴加拿大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等地。

　　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被网罗到“专利”麾下。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杨采良因为出色的成绩和表现，被领导叫去谈话。杨采良196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干遍了除化工之外所有的技术活儿。工作之余他还偷偷地学起了英语。这一次，面对领导的信任，他只说了两句话：“接受组织安排”、“尽全力做好工作”。他的同学尹新天、胡一鸣等８人也接受了组织同样的安排。

　　科情所14名同学和自动化所8名同学，再加上来自中科院力学所和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两位同学，这24名在读研究生成为国内培养的第一批专利事业生力军。1979年底，武衡传达邓小平的指示：“专利法不懂我们就要向人家国外学习嘛！”次年，他们全部走出国门，有如中国专利事业的种子，从一开始就撒向了全世界。

　　全新的环境，强烈的反差，激发起他们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情。

　　第一次坐飞机赴日的同学，从北京初到东京，眼前一下亮堂起来。夜晚的街道明如白昼，那个想象中水深火热的“外部世界”，原来是充满惊奇的“新大陆”。在日本特许厅安排的宿舍里，郝庆芬围着洗衣机琢磨了半天，原来日本人都不需要动手洗衣服了。而她自己家中最奢侈的，就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安顿后，日本特许厅设宴欢迎中国的研修生。当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国研修生来日本学习专利……”宴会上，熊谷善二高声宣布：“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大事，不仅对日本，对全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中国要建立专利制度了……”听到这里，还在估算“北京距离东京到底有多远”的中国学生，再一次感到意外：为什么日本会如此重视专利制度，甚至是中国尚在腹中的专利制度？

　　接着，熊谷善二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日本历史上曾经有个艺人发明了纺织机，当时没有专利制度保护，别人很快模仿他的技术发展起纺织产业，而这个艺人却因贫困饥饿致死。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实施专利制度。走在日本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想起自己一穷二白的祖国，同学们更加坚定了当初的选择。

　　第一次踏出国门，直面国内外对比的强烈反差，使每一位进修生对于专利制度的认识，不再停留在抽象的概念，而有了更多具体的内涵。到美国的进修生们发现，当中国还沉浸在阶级斗争中时，美国已把足迹踏上了月球。当时的美国人均GDP 已有1万多美元，而中国尚不足100美元，这令李家浩想到了国内的“拿来主义”。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大厅里，他开始反复琢磨起林肯总统的题词“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这句话的意义。

　　全新的环境，强烈的反差，激发起了中国进修生们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情。他们加班加点、废寝忘食，想尽快在自己的知识版图里去掉“专利”、“知识产权”这块盲区。

　　德国慕尼黑伊萨尔河畔，潘塔旅馆。每天早上匆匆吃完早餐，来不及细细品味德国全麦营养面包的滋味，田力普就要赶往欧洲专利局学习。1980年1月10日，田力普和王晓光等7人来到欧洲专利局。这次的培训只有3个月，没有语言培训，先在海牙学习文献检索，再回到慕尼黑学习专利审查。当时欧洲专利局新楼刚完成装修，新铺的地板散发着呛人的粘合剂的气味，却毫不妨碍田力普的学习劲头。

　　学理工科出身的田力普和王晓光，对于技术问题的理解得心应手，却对闻所未闻的专利理论每每犯难。晚上，他们经常将学习时的讲义带回房间，一起讨论这些晦涩的理论。最后，讲义都摞成了几尺高。这时，他们遇到了德语培训班的同学蒋筑英，当时他作为访问学者正在马普等离子体研究所工作。蒋筑英邀请他们参加了研究所的开放日活动。在这国际顶级科研机构里，田力普第一次体验了宣传科普服务社会的新奇，也深刻认识到科技的力量。26年后，他将这里感受到的开放日活动搬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2006年4月26日，中国公众第一次走进开放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专利，了解知识产权。

　　当时在德国，田力普很快总结出，要真正理解和运用理论原则，只有在实务操练中总结和熟练。在德国机械审查部，田力普遇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利审查员布鲁门贝格老师，他曾参与起草欧洲专利局第一版专利审查指南。为了在实务中充分理解专利“三性”和审查原则，田力普围着老师连连追问，布鲁门贝格不厌其烦地循循善诱。

　　田力普的苦学加巧学终于见到成效。他第二次赴德进修时，在同学中第一个用德语写出了专利审查意见通知书。虽然，刚刚当上爸爸的他，因为学习连想家的时间几乎都没有，但相比之下，王晓光还是认为：“田力普轻轻松松，却学得最好。”

　　1980年1月14日，中国专利局成立。当时，田力普应该还不会预见到，眼前这些陌生的概念，在中国未来的30年成就了一项波澜壮阔的事业，而在25年后他以专家型官员的身份，擎起这项事业发展的大旗。

　　“这是系统的启蒙教育，将我们领入了知识产权这扇门。”

　　1980年初，结束在法国维希小城3个月的法语学习后，文希凯、刘眉、吴人新来到法德边界的斯特拉斯堡国际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学习专业知识。这里，文希凯认识了保罗?马特雷教授。这位在法国的威望能与国内汤宗舜相媲美的知识产权教授，和蔼可亲，毫无大专家的架子，多次与中国学生共进晚餐。席间，出国前还是“法文盲”的文希凯，用刚刚突击学习过的法语向他请教。在一片混沌中，能及时得到专家点拨，文希凯如逢甘露。

　　一次，在谈到对知识产权的理解时，保罗?马特雷提到了法国知识产权法鼻祖保罗?卢比尔的一段话：“什么是知识产权呢？它实际上是生产者之间竞争游戏的法律规则……如果把竞争原则作为经济的基本法律，就有必要对竞争设定范围，规定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对什么是这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作答，就是回答了什么是知识产权。”

　　这一段话，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教授的文希凯，经常会在讲台上完整地背下来，阐述给她的学生们听。在这之前30年中，无论是多次参与专利法修改、亲历中美知识产权谈判，还是参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她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加深对它的理解，并付诸立法实践。

　　随后，他们回到了法国工业产权局学习。这里的学习、考察和实习内容更为丰富。除了工业产权局各个业务部门的学习，文希凯还被安排去了工业产权局的代办处、知识产权代理所、法国最知名的企业汤姆逊公司、欧洲专利局等考察学习，全面接触了法国知识产权的工作体系和框架。

　　在这一次海外学习中，法国组的学习时间最长，也最为系统。文希凯、刘眉、吴人新每天不是在考察学习的路上，就是在学习交流中。扑面而来的是新知识，应接不暇的是新问题。“这就好比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清晰的框架图。这张图让我看清楚了专利制度是一个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它将我领进了知识产权这扇门。”文希凯认为这是一次系统的启蒙教育，之后的30年直到现在，她都在这扇门后寻宝。

　　在其他国家的学习一般是3个月或是半年，他们大都在基本的理论学习后就分开各有侧重地学习。在日本的学生一开始，都在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由所长吉岭桂亲自负责指导学习基本理论。之后，马连元继续留在研究所学习专利法，回国后直接进了法律部，后来成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郝庆芬则在流程管理专家的指导下，到申请科、公报科、登录科等各个部门逐一熟悉。回国后，在专利局做业务准备时，她把日本学到的分类法直接用到了世界专利分类表的翻译工作上，也把日本专利申请时用的表格样式复制到了中国。在德国、美国学习专利审查的研究生分到了不同的审查部。有的研究生专攻专利代理，学成归国后就一直从事专利代理工作。

　　在不同国家学习的进修生各有专攻，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幅完整的专利工作的体系框架图。回国后，他们就分赴这个框架的各个角落精耕细作，并各有建树。

　　首战告捷，他暗喜搭上了这趟早班车。

　　1981年初，刚来英国专利局学习了3个月的杨采良，就为多年苦于没有专利保护的同胞争了一口气。
当年同在德国进修的煤炭部的医生王大觉在国内发明了“骨骼复位器”。一位英国的同学从他口中得知后却将这项技术申请了专利。王大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发明创造被他人据为己有，很是恼火。经中国使馆的介绍，他在一个像库房一样的屋子里找到了正在看书的杨采良。当时，已经在代理所学习的杨采良扔下书，立即找到代理所向杰克逊老师求助。杰克逊分析：“虽然对方申请在先，但是只要有王大觉在国内构思的图纸为证，打官司不见得会输。”有了这样的法律援助，王大觉马上找这位英国同学交涉。最后，王大觉成为了这件专利的共同申请人。

　　这么快学以致用，还能立竿见影，着实让杨采良扬眉吐气了一回。他庆幸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也暗喜赶上了这趟早班车。

　　1980年国庆期间，杨采良和同学一到伦敦就退掉了英国大使馆安排的住房。为了省钱，他们自己租了一个拥有4个床位的房子。

　　就是在这个屋子里，还在英国专利局学习专利审查时，每天晚上他都要从办公室的书柜里，找一叠补充资料书籍拿回来慢慢消化，第二天放回去，又更换新的内容。这样不断抽丝剥茧，杨采良发现，其实审查员的工作就是两个字：“比较”。在实务中不断总结并提炼专利工作的实质，他像在荒漠中寻到了古墓珍宝一样地欣喜。

　　这时，其他各国的进修生陆续回国了。从日本回国的进修生带回了两个沉甸甸的大木箱，里面装满了学习时用到的书籍、资料，还搜罗了日本专利申请、审查业务中用到的各种表格、文件。在这些“物件”上，承载着他们对于中国一定要改革，要开放，要建立专利制度的坚定信念。

　　回国后的进修生一开始被安排住在北京复兴医院的地下室，后来随专利局搬到了首都工人体育场，之后又到了西郊八里庄。此时，正值专利局工作低潮，有人陆陆续续调离。但是，即使住在不通风不透气的地下室，这批从国外回来的进修生也没有丝毫动摇。他们带着各自的学习心得汇报交流：以早期公开和延迟审查为特点的德国和日本专利法，以先发明原则为特点的美国专利法，以登记制为特点的法国专利体系……有如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

　　学成归国的科情所研究生，考虑到当时国内还未开始起草专利法实施细则，决心把起草专利法实施细则（草案）作为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他们集各国制度的优点，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述了很多国外法律中晦涩的概念，为中国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的正式颁布做出了贡献。

　　乔德喜再一次来到怀柔雁栖湖畔。一年前这里还是科委干部学院，现已被改造成专利局怀柔培训基地，200多人的教室和住宿楼粉刷一新。一年前，他还在尽力透过老师的描述想象专利是什么，这一次，他要主讲一堂专利的专业课。当过老师的乔德喜在讲台上驾轻就熟，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起了美国专利受理、审查、复审到批准的整个流程。“虽然专业内容难免枯燥，但是他讲起来却通俗易懂，我很容易接受。”当年坐在台下主管人事工作的何文彬，事隔３０年后回忆这堂课记忆犹新。

　　几个月后，杨采良带着“ 英国军团”，也站到了专利培训的讲台上。

　　那批种子不断生根发芽，长成后又开始播撒新的生命。

　　专利法起草历时5年才破土而出。而之前，中国专利局的人才培养工作从未停止。从1979年到专利法颁布，我国共派出了200多人次到十几个不同国家的专利局学习交流。

　　第一次3个月短暂学习归来带回一大堆问题的田力普，1年半后带着问题再次来到了德国慕尼黑，这次他和王晓光在德国专利局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学习。王晓光不再担心德语交流了，而田力普流畅的表达、敏捷的反应已给德国专利局局长豪依塞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文彬回忆，当时的专利局局长黄坤益说过，豪依塞尔有了“夺才”之心，曾问他能不能让田力普留在德国专利局工作。

　　1984年，中国第一部专利法颁布，一度黯淡的专利工作局面明朗起来。田力普再次被派去德国专利局学习专利复审无效业务。1988年，中国专利局工作进入平稳运行阶段，各项业务工作正常运行，中国专利事业发展需要更多的研究型、专家型人才，田力普遂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第四次来到德国马普专利法研究所深入研究专利制度。

　　马连元、文希凯、杨采良、郝庆芬等随后也陆续多次出国学习。

　　1985年之前，中国专利制度建设曾一波三折，然而这些经过国外专业训练和熏陶的年轻学子，带着国际化的视野，毅然坚守在建局、培训等业务的第一线。1985年，中国专利法正式实施，中国的专利事业如同地壳下运行多年的岩浆，喷涌而出，不可阻挡。而厚积薄发的学子们，伴随着专利事业的发展，也逐渐成长为各自工作领域的中坚，直至成为部委级领导。

　　武衡老局长当年的愿望实现了，那批种子不断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开始了新生命的播撒。
田力普在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局电学审查部、自动化部等多个部门任职后，2005年升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当时，美国知识产权界还在呼吁一个有专利经验的人来接替杜达斯出任美国专利商标局局长，“而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专家”。欧盟驻北京代表处知识产权官员马斯?帕特洛克称：“田力普代表了一种新的管理风格和新的官员风格。”

　　这种风格得益于他从学术到管理的全面历练，也得益于他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国际化视野，能够博采各国所长。这一切，田力普却将其归结于“中国专利局的创建者对于一个青年人系统、反复和长时间的培养”，并身体力行地将这种思想内化为他管理风格的一部分。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并列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就在这一年，田力普将知识产权系统的37位优秀骨干和青年干部，派往国外进行中长期学习和进修，30年前曾经培训过中国第一批专利人的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又多了两名中国学员，而国内“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知识产权报记者   刘  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