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顿的意义：不仅仅是补课

（专自江晓原教授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f2bc80100mk4c.html?tj=1 ）

□　江晓原　　■　刘　兵

《科学的生命》，（美）乔治·萨顿著，刘珺珺译，

《科学的历史研究》，（美）乔治·萨顿著，刘兵等编译，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美）乔治·萨顿著，陈恒六等译，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美）乔治·萨顿著，郑诚等译，

　　以上四种俱收入江晓原、刘兵主编：《萨顿科学史丛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美）乔治·萨顿著，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2010

　　□　我们两人都算托身于科学史领域中的人，我们甚至还主编了一套《萨顿科学史丛书》，可是在“南辕北辙”对谈了三年，居然还没有谈过一次萨顿，这实在是有点出人意表的。幸好《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的出版提醒了我们，我想我们现在来谈一次萨顿，应该是合适的。

　　当初我们之所以要编《萨顿科学史丛书》，主要是想强调一下萨顿在中国当下的意义，所以将先前曾经分散出版过的三种萨顿著作中译本，加上第四种未出版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中译本，以及你阐释萨顿的专著《新人文主义的桥梁》，编成了一套丛书。当时我们甚至还想出了一句有点哗众取宠的宣传语“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这句妙语是《萨顿科学史丛书》的出版人韩建民博士最先想出来的，特在此声明，不敢掠美。

　　当然我们知道，因为学术上的“量化考核”，今日中国供养不了哪怕一个萨顿——我的意思是孟子所说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更不用说一千个了（事实上当然也没有这样的必要）。可是我们又确实需要一座“新人文主义的桥梁”，来沟通在唯科学主义拖曳下渐行渐远的科学和人文两岸。所以三年后的今天，如果有人问我：你当年对媒体说的那句 “中国需要一千个萨顿”，现在要收回吗？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想收回。

    ■　说起来，我关注萨顿，应该是很长时间了，在我们主编的丛书中，萨顿著作的三种原有的译本里，有两种我都是译者之一，而且还写了解读萨顿的书。我开始注意到萨顿，并开始翻译他的书，是在80年代念研究生时。其实一开始动机也很简单，即为了解决“为什么要研究科学史”这一我们当时几个同学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到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随着我开始专门研究科学编史学，直到我写萨顿解读，又开始更多地思考萨顿对于我们现在的意义。也越来越意识到，他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学者，所代表的并非现在科学史研究最前沿的观念。但他在他那一代人中，在其经典的观念中，却又显示出了惊人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与他的基本立场的经典性，也构成了其观点上特有的矛盾或者说张力。

　　至于中国是否真的需要一千个或一个萨顿，我想，具体的数目并不重要。我也同意，如果萨顿真的生活在今日中国，他在学界也许会生存很艰难，或者干脆生存不下去。不过，这不也正好从反面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继续传播萨顿思想的重要性吗？

　　□　记得《萨顿科学史丛书》在北京举行首发式时，科学史界也算得上群贤毕至了，许多学者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给了很高评价。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中国科学史界的“国家队领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廖育群教授对我说的话：“这萨顿的书，应该是我们做的呀，现在居然是你们做了。”廖育群教授的意思，当然不是怪我们“僭越”，而是感叹我们及时做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廖育群教授会有此感叹呢？当然是因为萨顿对于搞科学史的人来说，有着勿庸置疑的重要性。

　　乔治·萨顿（George A. L. Sarton）号称“科学史之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终于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现今国际上最权威的科学史学术刊物ISIS杂志是萨顿创办的（1913年），国际科学史学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萨顿而成立的（1924年）。通过在哈佛大学数十年的辛勤工作，萨顿终于完成了——至少是象征性地完成了——科学史学科在现代大学的建制化过程，例如：设立科学史的博士学位（1936年）、任命科学史的教授职位（1940年）等等。

　　就中国的科学史学科而言，当然也是从西方输入的——尽管我们不难从中国古代找到某些早期形态，所以要说这个学科的“祖师爷”，如果还想“与国际接轨”的话，就不能不认萨顿，事实上也没有别的人可以替代他。但是在很长时间里，萨顿在中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公众所知了。

　　■　你的这些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在我写的那本解读萨顿的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请允许我引用一下：

　　萨顿最重要的业绩在于他奠定了科学史学科的基础：他创办了重要的科学史刊物；他确立了这个学术领域的独立性；他建立了以学科为基础的学会；他查清已有的少量人力物力资源，并努力调动这些资源为学术的目的服务；他努力为科学史领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一般性的综述、高级的专著以及教学手册。正如萨顿的学生所言，萨顿的不朽功绩在于，“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现在科学史已是一个稳定的学术领域。乍一看来显不出萨顿影响的痕迹，然而他不仅通过英雄般的劳动业绩创造并收集必要的的建筑材料，而且他也把自己看成将科学史建成一个独立的和有条有理的学科的第一个深思熟虑的建筑师，他的确是科学史的第一位建筑师”。

　　这段话总结了萨顿对于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的功绩，除了他的实际工作之外，他相应的观念，也大有介绍到国内的价值，构成我们这里科学史这门学科发展的基础。这成为我们这里科学史学科发展所绕不过去的阶梯。我最初关注萨顿其实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总有些东西是要从头学起的。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毕竟现在已经不是萨顿的时代了，除了补课的意义之外，当我们处于已经是后现代学术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又该如何在新的学术背景下评价萨顿的思想呢？

　　□　我先想到的是，就社会意义的宏观角度来说，萨顿主张通过科学史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建立桥梁，这在他提出这一观点时的20世纪上半叶，和在已经是后现代的今天，其意义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20世纪上半叶，萨顿建立桥梁的主张，也许在当时的主要意义还和C. P. 斯诺呼吁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沟通亲近的主张类似，比如说科学家也能亲近莎士比亚甚至希腊拉丁古典，而人文学者也能正确表述万有引力或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都斯诺举的例子）。打个比方说，人文好比父母，科学技术好比儿子，萨顿、斯诺的愿景，是希望父母和儿子相互之间多多亲近，其乐融融天伦共享——这还属于锦上添花的性质。

　　但是到了今天，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如果还沿用前面那个比方，那么如今这科学儿子翅膀已硬，位高权重，财大气粗，而他与人文父母之间，则亲情疏离已久，渐渐形同陌路。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儿子现在已经有了某种“学坏”的趋势——往好里说，他可能成为鲁莽的勾勒姆；往坏里展望，那就可能成为一个劫持父母的逆子（他现在早已不把父母放在眼里了）。也就是说，人文父母对科学儿子疏于沟通、疏于管教久矣，再不猛醒，事情就有可能弄到不可收拾！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看萨顿关于通过科学史在科学和人文之间建立桥梁的主张，那就不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而是救人类这个大家庭于水火的问题了。在这样一幅图景中，科学史所扮演的角色，也真有点过于任重道远了。

    ■　你上面说的这几点，我也都是同意的。但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萨顿身上存在着的矛盾。一方面，他在科学与人文两方面都累积深厚，而且力图在两者间建立桥梁。另一方面，与倡导弥合两种文化的斯诺类似，他在建立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桥梁时，其侧重点更是偏向在科学一方。例如，这在他对科学史的定位上就有着鲜明的体现。他曾模仿数学公理系统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观点：

　　定义：科学是系统的、实证的知识，或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所得到的、被认为是如此的那些东西。

　　定理：这些实证的知识的获得和系统化，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

　　推论：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事实上，这种进步在任何其它领域都不如在科学领域那么确切，那么无可怀疑。

    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科学的评价是绝对地高于人类其他文明的“进步”的。不过，有时，他也会对科学和技术的负面的效应深恶痛绝，例如，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在德国为纳粹政权效力，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手段帮助大屠杀的案例分析，就极为精辟，但他还只是把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归结到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自身：“这些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技术’迷恋症的受害者。他们是彻底的‘技治论者’”。“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将问题更彻底地归结为科学技术自身的原因。

　　□　萨顿思想上确实有着上述矛盾，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萨顿毕竟没有在反科学主义的思想纲领下展开工作。

　　另外，萨顿书中这种将科学看成特殊的、“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知识体系的观点，在西方是相当流行的，想必不是萨顿的发明。不过，甚至在我还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的时候，我也没有接受这样的观点。当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我不接受的原因——因为它很容易滑向关于“进步”的定义之类的泥潭。现在我当然更不接受这样的论断。

　　不过，萨顿在《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提出要纠正两个“错漏”，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兴趣。这不仅因为我似乎曾经赞成其中的一个，而且因为纠正这两个“错漏”为我们打开了相当广阔的思考空间。

　　萨顿要纠正的第一个“错漏”，是“隐瞒科学的东方源头”——他当然是说西方学者在“隐瞒”。萨顿的意思是说，希腊科学其实是起源于东方的。那么这个说法和我一直赞成的“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是否矛盾呢？我觉得也未必矛盾，因为这句陈述并未涉及“古希腊科学”的源头在哪里。当然这么说听起来有点像文字游戏或概念游戏。

　　萨顿试图纠正的第二个“错漏”，是“掩饰希腊文化的迷信背景”。在科学主义的简单思维中，希腊既然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而现代科学当然是理性的，所以希腊也必然理性，所以希腊文化就不应该有迷信背景。所以这种迷信背景如果被发现的话，就要被努力清除掉。现在萨顿强调，希腊科学——即使确实是理性的——正是在有着迷信背景的希腊文化中、同时又吮吸着东方的乳汁而生成的。

　　萨顿为纠正上述两个“错漏”，展开了严密、渊博的论述，我认为那是无可辩驳的。这让我产生了很深的感慨。我发现，一个学者只要能够在宽容的、实事求是的心态下进行工作，哪怕他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也不会妨碍他以智慧的思考最终抵达某些今天在反科学主义纲领下比较容易获得的结论。你看，指出希腊文化的迷信背景，这不是恰好为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科学观提供了例证吗？指出希腊科学的东方源头，这不是恰好为现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强调“地方性知识”提供了旁证吗？

    ■　这一点你说得非常好。就像我们在讨论中经常会说到的，真正严肃的（而不是那种未经深思熟虑的）学术研究，即使是在科学主义影响下，也可以在部分程度上达到一些反科学主义研究会得出的结论。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萨顿在今日中国的另外一层意义，即对于那种严肃的西方科学史实证研究的关注。在我们这里，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历来非常强调考据的、实证的研究的重要性，而当面对西方科学史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有关西方科学史的学术积累方面做得不够，中国学者自己进行的研究更加不那么“扎实”。当然这与语言背景、资料情况、文化差异和研究传统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尽管今天西方当代科学史家们的研究与萨顿当时的研究在风格上和理论立场上都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尽管那些更有当代理论特殊性的西方科学史研究也更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但除了理论视角的不同，作为其基础的重要内容，经典的科学史仍然是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这部分内容，我们也是需要补课的。

　　萨的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最出名、最经典的，是其厚厚几卷的《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但《科学史导论》也许真是太过于学术甚至太过于学究气了，以致于不用说普通读者，就连专业研究者，经常也只是将其作为工具书来查阅，而不是通常的阅读。这正如萨顿在《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一书的前言中所提到的，他试图要写出与其《科学史导论》不同的、真正可以让人喜欢的著作。除了这本《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已有了中译本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也应该属于此列吧。但与那些过去由某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很“水”的西方科学史相比，萨顿的这些在他看来已经颇有“普及性”的科学史著作，却仍然是如何的厚重，它们也仍然是我们在西方科学史学术积累方面的重要文献。

　　□　你提到的这一点，让我想起《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前言中那个有点八卦的细节（这个细节表明萨顿是一个相当可爱的人）：有一天萨顿在校园遇到一位学生，他请学生喝咖啡时，学生告诉萨顿，自己买了一本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失望过。……我只看到了一些枯燥的陈述，这真让我扫兴。”虽然萨顿向他解释说，《科学史导论》是“一部严肃的、一丝不苟的著作，它的大部分根本不是打算供读者阅读用的，而是供读者参考的”，但这位学生的抱怨或许真的打动了萨顿，成为他停下《科学史导论》（只完成了3卷5册）而着手撰写《科学史》的动因。

　　不幸的是，萨顿原计划8卷的《科学史》，只完成了两卷他就归于道山了。这两卷就是第一卷《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A History of Science, Ancient Science through the Golden Age of Greece，1952年出版）和第二卷《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A History of Science, Hellenistic Science and Culture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 C.，1959年出版）。第二卷的中译本，希望不久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萨顿的这两种煌煌巨著，都未能完成。这让联想到了那个时代的另外几部巨著。

　　那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开始写他的宏篇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全书12卷，至1961年出齐）；威尔·杜兰（Will Durant）也已经发愿要写《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全书11卷，至1968年出齐）。稍后，约略与萨顿写《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同时，李约瑟开始写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是他原书的正式书名，但他请朋友在扉页上题写的中文书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国内就一直使用，现已约定俗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出版于1954年，与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的出版仅差两年。

　　上面提到的这四部巨著，在20世纪20年代动笔的两部，按理说题目更为宏大，写作条件也相对要艰苦些，却都在作者生前顺利完成。而开始于40年代的两部巨著，主题相对小些（当然也是非常宏大的），条件肯定更好些，却都在作者归于道山时远未完成，这难道是纯粹的巧合？还是背后另有更深刻的原因？

　　不管怎么说，那时的学者确实敢于撰写鸿篇巨制，所以我曾将那个年代称为“大发宏愿的年代”——这样的年代已成过去。

　　■　这种时代的过去，部分地，也与如今学术的发展有关。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大量积累和专业性的细化，在许多领域，包括科学史领域，类似的大规模的巨著，通常都是由一批学者合作，由委员会或学会性质的机构组织撰写。比如目前国外正在出版中，而且国内也已经出版了两卷中译本的《剑桥科学史》就是如此（中译本也是大象出版社出版）。而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却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努力的结果。而且，也正是由于其中浓厚的个人创作色彩，以至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位或一批学者将它继续写下去。也许，这部只写到14世纪的科学通史巨著，将永久地成为萨顿个人成就的象征。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吧：萨顿，作为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他的贡献，无论是其中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还是略为带有普及性的作品，对于我国科学史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于科学文化研究与普及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如今学术出版并非有效的盈利方式的情况下，依然有出版社富有责任感地出版萨顿的著作，对于中国的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界，以及对于萨顿，这都应该是一件幸事。倘萨顿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够知道这些，他也应该会感到非常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