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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往往厚此薄彼，难显公平。当我们慨叹现在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却不得不感慨上世纪上半叶大师成批的出现。成批的大师中，甚而有不少没有上过大学、缺乏完整教育经历的。他们凭借自学、苦学，开辟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并得以跻身大师行列。这当中，钱穆（1895―1990）是一个代表。
钱穆，江苏无锡人，12岁丧父，因家贫无望上大学，1912年，18岁的他中学没有毕业即退学，只好自学。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开始了此后“读书、教书、著书”的人生历程。前后教过10年小学，8年中学。1930年，36岁的钱穆凭一部《刘向歆父子年谱》深获顾颉刚赏识，经他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从此走上大学讲坛，任教于南北各大学，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多年。他自称“上堂教书，是我正业”，更可贵是1949年后出走香港，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环境中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
钱穆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中，自成一派，主张博通以区别于一味求专精的主流史学。抗战期间在云南蒙自撰写的《国史大纲》，是近代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通史著作，书中鲜明提出要对本国历史抱“温情与敬意”。后渐转入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与阐发，晚年致力于朱子学研究，留下巨著《朱子新学案》，临终前领悟“‘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钱穆凭自学成才，虽然他说：“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才采取自学的途径。因为在学校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增进内心的修养，完成伟大的人格，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但他能够成就如此的学问人生，在读书为学上自有他的过人之处。
他最大的过人之处是把读书做学问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十八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作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之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因有喜悦，自易迈进。因有迈进，更感喜悦。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这段文字，把他读书的甘苦所得都原委道尽，可以看作他多年自学摸寻读书门径的心路写照。原来，读书做学问并非只是一味地苦，也自有它内在的意义生成机制，有它自在的喜悦。他的侄子钱伟长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在苏州任教（中学）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的苦读，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过任何美餐。”正是那内心的喜悦促成向上的一机，让钱穆找到了自我真正的价值所在。
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钱穆对读书乐在其中。他从19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在北京前后5年的大学教授生涯中，共买了5万多册书，约20万卷左右。他称“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这些书是他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购置的。他曾对一友人开玩笑说，一旦学校解聘，就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可惜因为抗战，他这些藏书后来都流失了。
读书求学问可以安身立命，对很多人来说，这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对钱穆来说，却是他评价人生境界高低的一个尺度，是他抗衡社会流俗对于成功评价标准的武器。他曾对弟子严耕望说：“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读书跟做人一样，在钱穆看来，需要大气魄。他说：“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着！”“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
他是高度重视这些精神条件的，他在《中国史学名著》里“诫劝”读书人：“书须懂得一部一部地读。读一部书，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从事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每一部书应作一全体看，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拼凑，不专为得些零碎知识而读书。我们必须了解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关着门，独自寻求，别有会心，才能成一家言，有创造。纵不说是科学方法，也是做学问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又说：“其实做学问也不觉寂寞，如从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马迁，乃至章实斋，尚友古人，转益多师，更何寂寞之有。”还是乐在其中的读书人的喜悦。
书生虽然文弱，但需要坚强的意志。钱穆对读书人有很高的期许，他告诫学生：“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他非常欣赏曾国藩在《原才》当中的一句话：“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也。”一二人的努力可以改变风俗吗？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艰辛过程确乎表明了，少数人的坚持可以产生改变机运风俗的作用。他为新亚书院所作校歌里有这样一段：“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他想的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在新亚开学典礼上，他说过：“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要替文化负责任，便要先把自己培养成完人。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的文化。”他为新亚制订的学规第一条便是：“为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融通为一。”
晚年的钱穆，有一次在台北外双溪素书楼里给学生讲课，当讲到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中国的“士”时，他激动地说：“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士”是做什么的，在钱穆看来，“士”就是传播发扬中国文化的使者。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志趣与追求，而这也正是多少中国读书人曾经的理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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