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书铺成的路》，刘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28.00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学术出版的成长，学者与出版者的互动是一大推动因素。刘东堪称学界涉足出版的代表人物。从1980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到1990年代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乃至期刊《中国学术》等，其“学术出版者”的形象甚至超过了学者身份。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用书铺成的路》所收录的文章，是刘东多年来有关阅读、翻译、出版的回忆和思考，既关系到当代学术出版史的经验之谈，又涉及西学输入的选择与反思，不夸张地说，这不单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也构成了“一个人的出版史”。据了解，刘东到刚刚恢复的清华国学院任职以后，又启动了一大批新的丛书编辑出版计划，让我们非常期待。中国学术出版的繁荣，离不开学界的参与，刘东的故事虽是个例，但值得记录下来，也值得我们品味。——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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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书铺成的路》收入的文字，涉及了笔者跟书籍的种种缘分，而把这些文字有头有尾地接在一起，就勾勒出了一个关于书与人的很特别的故事。

    这故事要从刚刚摆脱目不识丁时说起。到现在我都还能记忆犹新：自己最早是从小学周边的画书摊上，以一分零用钱租一本的价格，接触到了一个陌生而不无神奇的世界！——那样的世界，曾经只能缠着家长讲给自己听，也曾被感动得睁大眼睛、乃至留下热泪，可突然间，就凭画框下的那两行小小的方块字，便可以自由自主地钻进画面里，要么跟八路军一起去打游击，要么跟孙悟空一起去闹天宫，多么叫人喜不自胜呀！自此之后，就算是领悟到了文字的魅力，再不觉得学着识文断字是什么苦事了。

    但很快，我又很难满足于薄薄的画书了，觉得究竟还是纯粹的“字书”（按我们当时的说法），更耐读也更过瘾，正好比先在游泳池扑腾了一气，而终究要狠心丢掉救生圈一样。在自己的那个班上，我是最早迷上这种印满文字的故事书的。其实当时还只念到二年级，一多半的字都还不认识，就一天到晚捧着《说岳》、《水浒》之类，充其量也只是囫囵吞枣罢了，再加上自己的想当然。——若问怎么个“想当然”法？记得有一回，我居然在饭桌上信口开河，说自己刚从书上看来，孙悟空的本事大到什么程度？竟可以从直升飞机上纵身跳下。逗得父母亲相视大笑！

    即使到了今天，只要能独自猫在什么地方，随着性子打开书本（千万不能有什么硬性的任务），我马上就能找回当年的兴奋感，觉得它丝毫也未曾减弱。而且，不开玩笑地说，就连自己后来在北大的教书风格，也至少是部分沿袭了当年的那份荒唐劲儿。比如，谁也不会像我这么喜欢大批量地胡乱买书，这么喜欢任意抄起一本不相干的杂书来，这么喜欢向学生强调触类旁通的重要性，——更何况，我还无论开读什么样的书，都很难完全忠实于它的内容，总喜欢添枝加叶地恣意发挥，并且也只是在谈及这些独创的发挥时，才能真正提得起精神来……

    但无论如何，对于书籍这东西本身，我还算是相当忠实的，甚至都可以说，也许再没有别的什么，能让我爱得这般永不反悔从一而终。正是出于此种心结，记得刚参加过77年的首次高考后不久，我便喜出望外地发现：如果以前非要干完别的活计累得筋疲力尽，把糊口和买书的钱挣回来，再来满足读书的兴趣，那么，从今往后居然只要把书读好，就蛮可以借此谋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自己的生活从此将不再分裂、不再异化，而是如马克思所憧憬的那样，去尽享劳动过程本身，这是何等样的福分呀！

    在这个意义上，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不管犯过多少傻，留下多少遗憾，大体上也还算是求仁得仁的。这当然不是指任何外在的功名，而是指跟大多数同龄人相比，自己总还算读过较多的书，而且借助于书籍载来的信息，自己也总算对世界有了较多的了解。——更不必说，自己还常借助于文字和书本，来表达对于世界的独特理解；甚至也同样用这种媒介当作触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去广结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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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6岁半开始上小学的，所以若从2年级算起，那么已经要不了几年，自己跟书籍的这种缘分，便已持续半世纪之久了。而人生一遭，顶多也只能以百年来计量罢？所以吊用一个句式，这也可以说是“半生书缘”了。而回顾起来，在这半辈子的磨难中，也曾出现过两股强大的外力，非要切断这种不解之缘不可，值得在这里说道说道。

    头一次危机，发生在“史无前例”期间。校园里成天批来斗去的，不一而足。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既不是批判帝修反，也不是打倒刘邓陶，而是声讨所谓的“读书无用论”。当然，在我这个小书迷心间，从来就装不进这种论调，而且既已被公开批判，也没见谁公开认下它。不过，最不会出错的反向理解却是，既如此高分贝地批判它，刚好也就反过来验证了，此种看法肯定暗中很有市场。正如当时的高音喇叭，整天在强词夺理地吼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那也无非是说明了，大家虽则嘴上不说，暗地里都不看好这场运动！

    要想就此不再沾书本，当时已有太充足的理由了：外边已然是焚书坑儒，家里又被抄得一干二净，本人还属于黑五类子女，很快更被分配到最脏最累也最潦倒的翻砂车间。然而，私下里对图书的这份挚爱，却不仅未曾稍有动摇，反而愈发浓烈痴迷了。为了抢读一本偷偷换来的小说，我可以彻夜挑灯不眠；为了留住一本限期归还的诗集，我可以手不停挥地赶抄；为了得到一本超出购买力的书册，我更会毫不犹豫地卖出仅有的菜票，情愿为此啃上一星期的干馒头！此外，尽管当时浑身上下也只有一身工作服，还往往沾满油泥，我仍喜欢在出门的时候，特别是趁着天色已晚，往胸前别上一支钢笔，于腋下又夹起一本厚书，无论那做派多么不合时宜，——或许正因为非要这样，才可以标示出偏不要跟上时宜！

    构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当时读得肯定没那么系统，经常是借得上卷却没有下卷，可直到后来执教北大之后，我才惊诧地发现，原来当年“与知识偷情”的结果竟是，反倒比现今很多中文系的研究生，实实在在地念过更多的世界名著！——说穿了，尽管她们（他们）的嘴皮子也得到了武装，可以通过要求标准答案的考试，然而真正触摸过的，却多是一些公式化撮要的教科书，由此真正接触到的，也无非是些梗概或骨架。正是基于此种对比，我才会在上文中大彻大悟地写道：“原来一种无形的阅读传统，一种曾经支撑过整个文明的对于‘书香’的普遍陶醉，要远比千百万本摆放在书架上的实物来得重要。”

 紧接着的二次危机，发生在1990年代初。有意思的是，自己似乎命里犯一个“革”字，所以上次的困扰来自文革，而这次的困扰又来自改革，——当然是因为这不过是单向度的、只注重经济速度的改革！有的念书人，上回见面时还比你更寒酸，这回却一猛子扎到海里，红光满面地把行头全换了，还就用塑料袋子不经意地拎着巨款，倒过来可怜你——“到底怎么吃饭哇？”而这样一来，尽管你并非真的吃不上饭，但在那种故意投来的鄙夷目光中，却突然意识到了戏剧性的反讽：要么就得出去混得什么都有，捎带着也多置办几间书房，而唯独不再享有读书的时间；要么就继续手不释卷下去，像爬雪山过草地那样去坚持，却要忍受连间像样的书房都没有！

    真的，中国的变脸实在太快！虽说只是不到二十年前的亲历，回忆起来却已恍若隔世了。想当年，针对社科院的备受冷遇，不知流传过多少冷嘲热讽，而且大多都出自同事们自己。比如，外文所的童道明教授，在会场上就曾顺口编出一个自嘲的笑话，来极言研究人员的待遇之低——“据说从王府井往东走，想挣四百多块的，可去北京饭店当服务员，想挣三百多块的，可去电讯局当接线生，想挣两百多块的，可去收费厕所当看门人，只有想挣一百多块的，才去社科院当研究员！”再比如，杂志社的老同学孙辉，在电话里也曾信口讲过一个自虐的笑话，来夸张本院同行的狼狈相——“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逃难的，一问却是社科院的！”

    唯独我本人，就算没那么神气活现，也没觉得比别人窝囊到哪里去。——说实在的，自己虽也虚予委蛇地跟着嚷嚷两句，暗地里早把事情给想开了：你又没替人家做什么事、创什么收，一天到晚净顾着朝自家肚子里读书；而他们好歹还供给你一碗总算饿不死的饭、一套虽说稍微逼仄点儿的房子、一份生了病总还可以开点药的保险，这也算够意思了吧？再说，你如果笔下勤奋多出文章，总还能换得些许润毫，那就更是不无小补了。所以，完全没必要去怨天尤人，而只需转过念来，把自己想象成最具中国特色的、难得被白白养活起来的“专业作家”，——尽管是只能写作不大赚钱的学术论文的作家，——你就会发现自家有多幸运了！

    事后回顾，若跟香港那边拿钱过多的（overpaid）同行相比，其实一个人文学者在出道之初，稍微保持一点儿饥饿感，反而是大有好处的。这还真不是什么酸葡萄心理或者阿Q精神，其道理正好比大凡养鱼的行家，总会在箱底放一条猛追乱咬的黑鱼，以使整个鱼群都摆脱慵懒一样。当然，前提是你须臾也不能离开学术的正业，而只要这一点咬定了，那么，哪怕你只是为了按时付出房租，或者为了多买几张唱片，而每年额外构思两篇文章，和每两年额外翻译一本书，十年之后再来盘点，你就会意外地发现，居然额外多出版了两大本专著，外加五大本译著；更不用说，假如你更加有意识地挑战自己，那么仗着自己反正时间有的是，也许还可以借机多打通一两个专业，和多通晓一两门外语！——当然，说来说去，关键还要真心爱书，不然光靠这么扒拉着算盘珠子，是决然熬不到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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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又不瞒大家说，就我个人的机遇而言，还意外保有了另一种可以“创造性转化”的制度遗产，所以竟能以驾驭图书市场为手段，来部分对抗急速的市场化，抵消它在文化方面的短视效应。——而此种制度遗产，正是自己从1980年代以来就积极参与的种种“丛书编委会”。就此，我曾在一篇针对哈佛师生的讲演中，现身说法地分析过这种生存技巧：

    学者们通过组成编委会这种松散的团体，加强了自己的知识优势，从而获得了影响出版社的能力，基本上掌握了实际的选题权和审稿权，更容易在图书出版中贯彻自己的理念。出版社也通过跟编委会签约，不仅一次性地确保了许多优秀选题，降低了外部的交易成本，而且实际上拥有了一个阵容强大的“编外编辑室”，降低了内部的管理成本。说到底，这种合作形式反映了在两种体制间的特殊生存技巧，因为学者们属于计划经济的“事业单位”，而出版社却是市场经济的“企业单位”，算是“铁饭碗”和“泥饭碗”的互补。（《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

    当然，如果并不想就此把这份清高出卖掉，那么就算被迫要到图书市场里趟浑水，也必须为自己设置一个严明的底线——那就是不管内部阻力如何、外部诱惑又如何，也坚持只推荐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正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记得当年创办《东方》杂志时，就有人把我这种一口咬定的坚持，断为“迂腐”和“偏执”，觉得根本就成不了事。然而所幸的是，正过来说，咱们中国的人数毕竟很多，就算读书的风气不浓，也总还保有不小的读者群，足以支撑学术著作的基本印数；反过来说，咱们中国的人数虽则很多，照这般负隅顽抗的人却又不多，终究让几个咬紧牙关的同侪，到头来反而显得“以稀为贵”了。从这个意义上，或许是当今最爱读书的一位卖书人，就发明了下述把我和小枫并称的说法：

    组成一个编委会，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连续出版（多年、多种），滥觞于“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以后，这样的丛书，很多，但最耀眼的，是南北二刘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江苏人民）、“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译林），和“经典与解释”（刘小枫，华夏、华东师大）、西方经典注疏集（刘小枫，华夏、华师大）。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并有著作产生影响——《西方的丑学》（刘东，四川人民“走向未来”丛书）、《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诗话哲学》（刘小枫，山东文艺）。（刘苏里：《30年，人、书籍与社会》，载2009年2月16日《新京报》）

    说到吃紧处，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你终于倔强地做到了，坚持把抢先阅读更多的好书，作为一种辅助的谋生手段，来坚守自己选定的读书生涯，——真正重要的毋宁在于，正因为当初非要咬住劲不可，多下了很多超常的苦功，所以你自己的人生道路，回顾起来反而显得长一些！迄今为止，上文提到的江苏人民那套书，已经凿凿实实地印行了109种，若再加上正待推出的选题，总数更已达到155种，故而在整个汉语阅读世界中，无疑是收纳了最多的国际汉学名著；而上文提到的译林的那套书，也是厚厚重重地出版了75种，若再加上有待出版的选题，总数也已达120种之多，从而在整个汉语阅读世界中，同样是引进了最多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想名著。说真的，面对这两大套摞起来比我还高的学术名著，再联想到它们今后必会对公民文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你是不可能不这样暗自庆幸的——多亏当年没有跟从别人、浑浑噩噩地流落到海外去呀！唯其如此，本书开头那篇访谈中的那种语锋，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说来也许你难以置信，我一生中可能有很多的幸运和不幸，但其中最大的幸运，那就是没有出国，——出国的那些人大多对人文学术世界来说就算是消失了。”（《理论之上的心智》）

由此一来，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出版社推荐好书，并借助它们的热情将之推广到社会，这对于我本人而言，就不光意味着市场大潮下的自救手段，还更意味着一位书生苦苦找寻到的、效力和回馈社会的独特手段，——而这也就是我自己的路，一条不得不去跟社会反复磨合协商、却又自始至终都不离开书本的路，或许干脆说，一条用书铺成的路！当然，若跟最让我心折的朱可夫大将的盖世奇功相比，这么一条“百无一用”的羊肠小道，实在算不上什么高潮迭起、荡气回肠的履历，尽管它仍不失为一条独辟的蹊径。而惟一能想到的安慰则是，若跟安定或正常治学条件下的读书人相比，偏是这个经常叫你安不下一张书桌的动荡背景，也勉强算得上一个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年代，它迫使一位书生把根扎得更深，从而使其生平显得更多元和更丰足。

    让人喜出望外的是，自己这种简直有点固执的阅读行为，一旦坚持下来，就不光是在满足着一己之个人兴趣了，而更有意无意地晕染成一种公共的读书氛围。在这里，要首先刻画一下国内知识生产的基本现状：如果说在1980年代，我们的教育界曾经领先于出版业，缘此才从几所名校中冒出了一批才俊，以丛书编委会的自由结社形式，把他们从老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通过书籍的媒介传播到全国去，那么自1990年代起，由于这边更听命上峰而那边更尊重民间，我们的教育界竟早已落后于出版业了。别的不说，仅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而言，就连最享有自由的北大文学系，也早被僵化的学科和陈旧的教材给封冻了！为此，我们只好被迫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是先在课堂上试讲某种新的内容，尔后再以北大的研究室为圆心，把这些新观念扩散到社会去，而是彻底掉转过来，先在出版社推动一个计划，让相关的图书铺天盖地而来，包围北大周围的各个书店，并逐渐形成社会思潮的热点，再拿到课堂上水到渠成地推广它，说穿了无非是让出版的企业来推动教育的事业……

    仿佛有些侥幸：尽管上述严峻的事实，对于任何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都肯定是颠倒的甚至错乱的，然而，由于自己身跨出版和教育两界，所以尽管现状相当不令人满意，仍然保留了相对完整的工作流程。对于这一点，自己近来在一篇序言中是这样描述的：

    幸赖出版界朋友的接力与后援，使我终于活到了这样的境界：不光是私下里热爱这些图书，而且每当读书读到兴头上，就忍不住要把它推荐给出版家，以便邀约广大读者一道来读！而等到出版界在某个学术方向上积攒够了，我甚至还可以再进一步：专门为此设计一种课程，组织我们北大的学生来集中研读。呵呵——从这种图书到那种图书，从这种阅读到那种阅读……这就差可算作自己乐此不疲的生命写照了。（《老书新序》）

    毫无疑问，无论对我来说还是对其他国内学人来说，有了我们这两大套学术译丛，如今大家跟国外同行对话起来，底气都会更足，声音都会更响，因为我们不仅可以透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内容，管窥西方人对中国论说了什么，还更可以透过“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内容，看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论说。而这样两个递进的层面，其实也正是中国学界如果真想迎头赶上的关键。即使只从这个意义而言，这场长达二十余年的移译与阅读运动，也绝不是寸功未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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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并不以意味着，自己已有理由去感到志得意满了，或者竟要像老年浮士德那样，对着想象中的自由极境，喊出那句“请停留一下”来了。事实上，正如我最近应命为“纪念译林二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中所说，对于一个正常的文化和学术氛围而言，翻译活动既是相当重要的，又是很有局限性的。所以，“若是换从大处着眼，一个主要从事西学东渐的出版社，偏能获得如此一枝独秀的成绩，这件事对于一个文化共同体而言，实则刚好暴露了其知识生产的不正常。极而言之，译林作为一个翻译出版社的活跃，恰恰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的沉闷、消极和被动之上的”。（《雪球还要滚下去》）

    当然话说回来，主要的责任肯定并不在我们的出版家。实际上，那些敬业的甚至乐道的文化人，一直作为非常贴心的二传手，配合乃至增进了我们的学术工作，所以，就算他们的工作尚有什么不足，那也是如实反映了我们的坎陷现状。正因此，我在这里最想表露的是，多亏了他们几十年来的携手奋斗，才使整个汉语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涵容了如此琳琅满目、深奥厚重的阅读内容，从而给了像我这样的爱书人以坐拥庞大书城、尽享左图右史的充分可能。也许，眼下这本小书如果还有什么价值，那么它的价值首先就属于出版史，因为要不是动念编辑这本文集，有些或许可供后人研究当代出版的零碎史料，原是永远也想不到将其公开披露的。

    所以说来说去，沉重的压力还是在自己肩上。一方面，真正基于自身经验的理论创新，毕竟也没有法子去拔苗助长，否则效果只能更坏更糟，就像我刚刚回复一家国外著名出版社的：“我们从文革浩劫中的恢复，毕竟还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因此，我们的确具有很多优秀的头脑，但我们也的确并不具有像你说的如Bourdieu, Derrida, Agamben那样的原创性思想家。而且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在前边所述，任何急于从中国制造出这类思想家的行为，都只能干扰我们的正常语境，甚至把真正属于中国的原创智慧，拖得更晚。”可另一方面，上文所显示的沉稳与清醒，却又不能被当作一种遁词，去逃避和拖延早已迫在眉睫的中外学界的深度对话，以及准此而生的基于跨文明互动的理论创造。

    可以预先透露的是，诸如此类的努力方向，将会是我们在新近恢复的清华国学院中的工作重心；此外也不在话下，对于像我这样跟图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爱书人来说，此种新辟的治学方向，自然也就会意味着新创的学术著作，而且注定会是一大批够份量的学术著作。只是，更多的故事就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而目前能坦露的，还只能限于这样一点：无论当代中国遭遇了多少问题，我们借那些新书去研讨的原则、态势与方略，总还有望构成它的一个摆脱困境的新起点。

    (本文为《用书铺成的路》代序，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