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和医学史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席文

（2009年4月13日在北大的讲座）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很多人把科学史和医学史看作两个领域。那是因为60年前，写自然科学史的是科学家，写医学史的是医生。早期伟大的现代中国科学史学家之一竺可桢教授，就其所受训练和从事的职业而言，是一位气象学家。在竺教授之后的60年内开始工作的最重要的科学史家和数学史家，比如席泽宗教授和陈美东教授，受的也是科学训练。医学史家在中医学院或西医学院受过教育。医学史和科学史起初并没有很多接触，这一点我们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是分开的机构，就可以看出来。

今天，由于这两个领域彼此影响很大，其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就没有很大差异了。医学史学家廖育群教授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现任所长，这一事实就表明，这种机构的分离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这两个研究所都把他们的研究生训练成职业的史学家。两个研究所里，就像国外大学里一样，研究的问题和方法一直都在迅速地变化。今天我将谈谈已经发生了的一些变化，以及正在持续地发生的种种变化。我将主要关注科学史和医学史发生变化的相似之处，而不是这两个领域发生变化的差异之处。出于这个原因，我将经常用“科学”一词表示二者。

职业科学史

我从1950年代说起，那时科学史和医学史成了职业领域。我说“职业领域”的意思是指高质量学术的起始。这两个领域质量高实在要早几个世纪。人们能够作为研究者或教员谋生。1950年左右，不少学者正在从事科学史或医学史工作。他们接受的训练仍然几乎全都是科学而不是历史。他们所写的，是他们领域过去的思想如何发展成与现代科学相似的思想。在他们看来，任何不被现代标准认可的东西都不值得研究。他们用语文文献学工具，即批判地阅读和分析文本所说的内容，来批判地研究原始资料。欧洲人有他们的语文文献学传统，中国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也使用类似和同样通用的证据研究（考证）工具。这两种传统对于弄清某个文献是谁写的、是否可靠、与其他文献有何联系，以及其内容的含义，是非常有价值的。

结果，科学史和医学史往往就成了概念和方法的概要，就像它们在重要书籍中按年代顺序看上去的那样。“变化”通常意味着两本书内容的不同。这种研究的目的，就是鉴别“成就”——谁最先做的、谁做得更像现在知识。它描绘少数科学英雄，而不是普通人。好像哥白尼(Copernicus)、维萨留斯(Vesalius)、沈括(1031-1095)和郭守敬(1231-1316)与那些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样的历史不能解释他们不同之处的原因。除了用影响之类的模糊解释之外，它们也不能说明变化。它们说不出科学家何以有时接受影响而有时却拒斥影响。为了努力理解大人物之间的关系，它们只着眼于机构。（黄小茹，2008）

这种进路(approach)在长时间里成功了。其受众就像其作者一样，是科学家和医生。他们想知道谁是他们的智识先祖。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时代的知识就像他们作为学生从教科书中学到的那样，是非常可靠和合理的。他们自己的工作就是改进他们时代的概念和方法。他们把历史看作一件追溯同样的改进模式的事情。他们的科学史与一般历史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一般历史是关于诸种社会中无限复杂、非理性与理性相伴的人类经验的历史。

一般科学史的发展

大约从1970年以后，多数西方科学史学家和医学史学家受的就是史学教育而不是科学教育了。他们开始为外行而不是为科学家写作。他们从越南战争(1959-1975)认识到，科学技术常常被用来摧毁生命也用来拯救生命，它们可以作破坏环境的工具也可以作改善环境的工具。史学家对于科学的政治误用的关切，导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把研究题目从古代转到近代，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选择研究当代科学。例如，我自己系里的12位教授中，有10位研究20世纪甚至21世纪，我们的研究生很少研究1900年以前的事情。

研究你自己的时代时一定要注意，科学家的经济需要、他们的政治态度、他们的竞争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都不能忽视。要注意那些接受一般训练、将永不会出名的科学家做着大部分工作，又引起了很多变化。探究所有这些事情以及许多相关的事情，正是我们今天常规研究的一部分。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显然的问题：难道同样的事情在过去就不是真的了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一部主要基于大人物思想的历史就太狭窄了，不能解释科学是如何真正演进的。

大约到1970年代，就在许多像我这样的科学史学家都在自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类学和社会学正在发展的那些研究方法，可能非常有助于研究过去。下一讲我将处理这两个学科的影响，这里我只稍微说几句。

旧的科学史是关于英雄科学家个体的理念和理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可以导致有价值的结论，但却不会导致均衡的结论。为了达到这种均衡，研究社会和文化在形塑技术变化中的角色，就是必要的了。今天，所有的科学家和医生都意识到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常规和非常规关系、财富、权力等方面的差异。这些都是社会学研究的概念。科学家和医生也从他们周围的人们那里，认识到如何理解和澄清他们的经验、如何可以使他人同意，等等。人们分享的那些感觉和方法就是我们所谓文化的东西，属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中的多数社会科学家探究的都是当下，而不是过去。

1950年代科学社会史创始时，不外是对科学机构的研究：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由于这些机构只接纳那些通常杰出而并非典型的少数科学家，因此这种研究并不导致理解上的重要创新。从那时起，史学家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用于过去，他们也就阐明了种种技术性职业的方方面面。为什么欧洲直到18世纪才有人作为物理科学家或数学家被雇用，而在过去2000年中国科学家就有了这种官职？为什么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科学家很少公开争论，甚至更少公开与在世的对手辩论？为什么天文官员比数学官员的争论要多一些？古希腊人以降，科学争论和公开的面对面的辩论在欧洲很正常。这个重要反差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差异表明的是社会习俗、优先权和价值观上更深层的差异，是社会和文化上的差异。

让我通过历史地思考技术变化，给出一些重要变化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首先是欧洲的，然后是中国的。

首先，新理念不能自动地使人确信它们是正确的而且比旧理念好。有些人不只是要发明新的技术方法，而且还要发明新的说服手段。如果这些理念是革命性的，那么，科学家还得创造新手段去说服新公众。没有这些社会发明，变化可能就极其缓慢。尽管哥白尼作为一位天文学家广受尊重，但罗伯特·韦斯特曼(Robert Westman, 1980)却指出，在1543年他的书初版到1600年之间的三代人当中，欧洲总共只有10个人接受哥白尼的地球是行星及所有行星绕太阳运行的理论。哥白尼并非革命家。由于他是为大学里的保守学者们写作的，因此，直至伽利略(Galileo)为他创造了大学以外的新公众的时候，新的理解才过于缓慢地出现。

在17世纪的英格兰，大学主要是训练人做宗教职业。并非令人吃惊的是，那个时代的多数重要科学发现的完成和发展都不在大学里。由于大学并不准备赞许创新者，那么，谁来判断和接受他们的工作呢？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haffer)1985年对这个新问题给出了一个重要答案(Shapin and Shaffer, 1985)。这就是有名望并对科学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绅士们，他们相互论证他们的发现和假说。起初他们只在自己家中向少数访客做论证。到1660年，他们组织了欧洲第一个科学学会即皇家学会①。在这个组织里，他们可以向大得多的绅士团体展示和讨论他们的新工作，并把它作为真正的科学发表在学会的学报上。这在今天，比如在《自然科学史研究》这种学报中，已经是一种正常的模式，但是在1660年代它却是一项新发明。

另一个例子是标准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的发明(Kohler 1994)。20世纪早期，赫尔曼·缪勒(Herman Muller)及其同事在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实验室里，开始繁殖一种极便于做遗传学问题实验的特殊品种的苍蝇。繁殖了一代以上之后，他们把这些昆虫送给许多正在做同样工作的实验室。结果，这些特殊的果蝇成了多种研究的标准昆虫。这些实验室依靠它们，并通过向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小组告知其工作进展及经常接受他们的建议，作为对这些赠品的回报。结果，哥伦比亚的这个小组存在的时间很长，在那种实验中取得优势地位。这样，一种昆虫成了实验科学中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工具。

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科学的理念和理论都依赖社会活动——新科学家之间新关系的创造，甚至一种新昆虫的创造——都使它们在某些方向的发展更可能。这也使得回答这个问题成为可能，即为什么1280年元初中国雇用了150多位专家改历，但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欧洲却没有这样的项目把五六位天文学家弄到一起。答案在于中国的集权官僚政体。

医学史方面，过去20多年也有同样重要的转变。此前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关于医生及其行医的研究。医生们的著作在1980年代仍然是医学史的主要原始资料，但这些资料并没有详细记载病人的经验。不过在传记和日记里，有许多这样的记载。自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广泛研读了论述患者经验的书籍，并且正开始理解普通生活中、病患中和手术中的患者疼痛史②。

中国医书几乎也没有给出有关患者及其经验的知识。不过，10年前张哲嘉(Chang, 1998)的博士论文使用了北京故宫档案馆的文献，非常详尽地追溯了同治皇帝(1861-1875)和慈禧太后（1874-1908年在位）在他们被医官和非官方医师治疗期间的个人看法。他们不是典型的患者，但张哲嘉的工作开辟了对一般病人进行研究的道路。

焦点变化

过去，人们都认为，现代科学是一种知识体，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由于设想其概念和语言是普适的，学者们假定来自不同文化的科学家会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但是，两个国家的化学家的心智习惯真是一样的吗？一项新近的研究③提出，把科学作品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会改变种种意思。作者得出结论说，这在早期是真的，直到今天也是真的。对不同文化的科学家比如中国科学家和日本科学家就相同主题所写的技术性论文，就内容和思想上的差异去做这样的研究，会有价值的。

而且，单单研究科学概念过于狭隘，不能回答广泛的问题。沙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ek, 1988)做了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她比较了东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以及使用它们的科学家。组织在多个研究团队里的数百名物理学家需要使用这些机器。那些掌管机器的人给每项实验分配了时段。任何不能得到足够时间的项目都不会成功。特拉维克发现，斯坦福和东京决定分配时间的方式根本不同。差异并非取决于物理学，而是取决于管理实践、工作习惯以及每个地方的人际关系。一项对于日本和美国的火箭项目的比较研究，给这个结论提供了另外的证据④。换言之，要理解科学研究项目的成败，就得承认有现代科学的地方文化。

对于另外一个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很大的进展，关于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研究尤其如此。在每个热切专注于科学研究的国家，剽窃都是一个问题。大量研究调查了近几年美国的许多案例（Judson，2004，第7章）。在中国，一项发表的调查提出，应当对剽窃进行历史研究⑤，但是再过了十几年之后，我们就不知道更多的事情了。据我们所知，20世纪之前模仿在欧洲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惯例。但是没人研究中国的模仿。一些学者也许会把剽窃看作可耻的，但在很早的时代，它在科学上完全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如果我们想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就必须对之做无偏见的探讨。

对中国科学史的新探讨

亚洲研究中国科学的史学家已经开始把许多这样的新方法和新进路用于他们自己的工作了。

日本学者山田庆儿和栗山茂久在关于医学和科学的书中已经把智识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例如，山田庆儿对于授时历的研究（山田庆儿，1980），就是第一部考察中国一次改历的社会、政治和建制方面的著作，该书同时也是技术性方面的著作。当我就同一次改历撰写自己的书(Sivin, 2008)时，我发现这部著作极其有用。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马伯英，1994），对其主题有多维度的丰富调查。冯贤亮(2002)是一直在用新方法研究环境史的几位中国学者之一④。当年轻学者接受训练从种种研究技巧中选择工具时，中国将在常规进路与创新进路之间得到均衡的发展。

使用新工具

让我列举我们知之甚少或者就不知道的一些中国科学史领域，以及研究它们将会用得上的工具。

●1973年在一部沈括传记中，我注意到北宋时期的许多人都异常地擅长于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和科学，从绘画和诗歌到制地图、发明、数学、天文学和炼丹术。这些学者在此前后的数百年间都罕见。30年后，还没有人解释这种有趣的现象。无疑，很多学者对此都有见解，但这是一个研究问题，而研究还没有做。确实，这个问题，即智识广度的模式，应该有广泛研究兴趣的人去探讨。

●对于古代科学研究的费用，几乎就没有做过什么研究。对于大规模的医学贸易，随便是帝国内部还是国际的，也没有多少研究。经济史正好提供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技巧。例如，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把经济学技巧用于农业史和工业化史⑦。由对老中药铺的研究，我们知道，有丰富的记载可供定量经济学的学者们进行分析⑧。董煜宇对于北宋政府的历日专卖(2007)的新近研究⑨，提供了一个模式。

●对于欧洲的科学和文学相关的研究在近三十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且提供了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课题。这种工作在中国几乎还没有开始，尽管中国古代科学家和医生在诗歌和其他艺术方面的技能通常高于西方的同类人。文学和诗歌集成往往幸存下来，而且篇幅通常很大。喜欢文学的人都知道，诗歌表达感情，这种感情用文章很难写出来。对此进行的研究，提供了途径去接近那些会被学术所忽略的思想和感情，这样的研究当然还将阐明古代中国文学与科学之间的重要联系。

●医学史学者最忽视的领域，很可能就是疗效，不仅是药效，还有其他治疗方法的效果。史学家倾向于要么认可早期医生成功治愈患者的陈述，要么拒斥多数陈述。两者都不是理性进路。我们如何评价疗效声称？从狭义的技术性的现代观点看，试验测试并没有给出答案。

我们从医学人类学知道，现代实验室里的疗法产生的结果，不同于原始的社会和环境里用同样的药物或同样的操作所产生的结果。要理解结果，除了技巧之外，我们还得理解那些社会和文化环境。我们也需要研究治疗者与患者之间的真实关系、他们相互作用的特征、家人或其他在场者的角色，等等。我目前的研究项目是处理一千年前的功效问题，因为一项对于疗法的各个维度的研究是理解古代卫生保健如何发展的唯一可靠的方法。这样的研究是许多学者可以做贡献的。

在5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里，我的同事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Lloyd)和我论证说，为了得出最可靠的结论，研究问题的各个维度在比较研究中常常是有用的。比较实际上是一种广泛的探究方法。不必要求比较两种不同的文明。我们也可以探究同一个社会的两个时代或两个地方。

史学家趋向于仅仅研究思想史或者仅仅研究社会史，但是这些倾向都是基于欧洲习惯的区分。在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家时，还必须理解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属的官僚文化，以及科学家彼此说服的方式，等等。我提出，最有效的进路就是首先要问哪个维度——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组织的、艺术的、数学的等等——与给定的问题相关。然后，我们可以考察那些相关的各个维度。这让我们不仅理解了与问题相关的每个维度，而且还理解了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在这个系列演讲中的后续演讲中，我将论述比较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

我最后想留给你们的，是可能相当大地扩展研究中国科学的学术范围的理念。竺可桢教授65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用这些话结尾：

苟能引起博雅君子对于本问题之探讨，则此文为不虚作矣。⑩

收稿日期：2009-10-20

注释：

①全称是“伦敦改善自然知识皇家学会”。

②Porter, Dorothy, & Roy Porter, 1989, Patient's Progress: Doctors and Doctor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③Montgomery, Scott L., 2000, Science in Translation: Movements of Knowledge through Cultures and T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④Sato, Yasushi, 2005, Local Engineering in the Early American and Japanese Space Programs: Human Qualities in Grand System Building. Ph. D. Dissertation,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⑤李佩珊、薛攀皋：《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4):74-80；Li Xiguang and Xiong Lei, 1996, Chinese Researchers Debate Rash of Plagiarism Cases, Science (New Series), 274(5286):337-338.

⑥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⑦Li Bozhong, 199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 (Studies on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社会经济观念史丛书），王湘云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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