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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的三大障碍 (硕士论文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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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硕士论文第一部分，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2947）
武夷山
三.技术转移的三大障碍
1 .系统功能障碍
如果把全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看成一个大系统所要完成的功能,那么技术转移只走一项子功能,它与技术引进、创造发明、技术革新等子功能协同作用,才能实现整个系统的总体功能。每一个子功能的实现,都牵涉到很多个子系统,子系统间的协调靠中枢控制系统。好比人吃饭时用到口、眼、手等子系统,弹风琴时用到耳、手、足等子系统,但无论何种活动都要听大脑指挥。每一个子系统又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才能有效地工作。
系统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高层控制系统的管理方面的问题和系统设计方面的缺陷。
（1）高层控制系统管理不足
引言中已述及,纵向技术转移的决策层次较低，因此，我国高层机构中迄今没有专职部门协调技术转移工作。不仅如此，国家对技术进步的另一重要方面――技术引进也控制得不够,而技术引进与技术转移是相互关联的,对技术引进的管理不足影响了国内的技术转移。
目前各地区、各部门都有权、有钱自行引进,致使错误的引进与重复引进的情况相当严重(广义交流障碍又加剧了这-局面,后文另述},使我国自己研制的产品的推广受到-定影响。据科学院上海分院计划处分析，该分院在1982年上海科技协作交流会上展出而未能推广出去的项目当中,有3.9％是由于受了引进的冲击。［15］电子行业受引进冲击的问题则尤其突出。如今,日本的电子产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与日本政府当时采取过的优先采用日本国产产品的政策(BY Japanese}是分不开的。［16］如果仅引进商品就已经饱和了国内市场,那么我们自己的羽毛未丰的技术和产品就有被扼杀之虞。与解放前帝国主义经济扼杀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不同,现在这种危险是自己指挥不当与交流不善造成的。
②高层控制系统管理不善
管理不善的表现之一是管理方式划一。例如,设立成果奖鼓励人们搞研究,本是好事。但我国不论什么部门都设立成果奖则未必是好事。既然强调成果,于是,不管水平高水乎低,大家都想搞研究,则课题重复(尤其是在低水平上重复}的现象就不可避免。比如某一产业部门与科学院部门选了同一课题，科学院先研制成功了，但若想推广到该产业部门就往往"难于上青天"。产业部门的某些领导和研究人员宁愿再多花一些钱、再多耗-些时日将课题做出结果（能做出结果来已是较好的情形了,也许还做不出来）,然后在本部门申请一个成果奖（即使不如科学院已做出的成果的质量高也照样能获奖},也不愿意配合科学院的人员做发展工作。
国家应当对不同部门明确不同的要求。对于产业部门,主要不是奖励它们的研究成果,而是奖励它们的经济效益。只要它们多创了利润,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进国外的技术,移植国内其它单位的研究成果,等等),都同等奖励。
表现之二是做法死板。比如财政部门对中试拨款掌握得极严。它们往往将这笔资金与-般的基本建设投资同等看待，因此卡得紧。必须承认,确实有一些企业借扩大试验或中间试验之名向上级机关漫天要价,以便趁机兴建广房,添置设备,壮大力量。不过应当看到,有时候工厂确实需要增建广房才能扩试,卡住了扩试费用,研制阶段的投资就自费了,也丢掉了未来的盈利机会。眼光应当放远一些。
表现之三是没有好好利用法律手段。多年来没有专利法和保护成果权的其他规定,剽窃研究成果的事例很多。有些科研单位因害怕丧失成果权而不愿与生产单位积极合作,有些科研人员也因同样的顾虑而不愿与本单位其他科研人员通力合作,致使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夭折。既然没有一种据以判断成果归属的法令,好不容易成功了的项目,又会因署名先后次序等问题而纠缠不休。如,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与山西太谷县的几个单位合作一个项目已获成功,但因鉴定书上署名方面的问题争执不下,拖了两年,鉴定仍未通过，直接影响了技术转移［17］(按规定,通过鉴定的成果才允许推广)。
③高层控制系统管理过度
高层控制系统管理不足不行，管理过度也不行。过犹不及。打个比方说,高层控制系统象人的大脑。如果人的行为不受大脑支配，则必然表现得很不理智。但假如--切反应都得通过大脑，则必然使大脑负担过重，并且整个人也显得很笨拙，不能恰当地适应环境。人的手一接触到烫的东西，想都不用想就缩了回来，这是神经反射中枢在起作用。企业的自主权就象这神经反射中枢。
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太小了，这一点已为多数人所承认。说起来是J“大而全，小而全”，然而从系统的观点看，任何一个企事业单位（除了一些改革试点单位）都根本不成系统，因为没有人权,没有财权，干不了事。比如，某所有一个推广前景可观的项目处于发展研究阶段，课题组感到辅助人手不足。可是，别说是课题组长，就连研究所长也没有酌情招聘临时工作人员的权力。于是,该课题组的负责人(又是室主任)只好亲自去购买器材等等,从事一些简单劳动。不难想象，该项目的进展速度会有多慢了。
企事业单位不成系统的主要原因是对大系统的偏爱。我们在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常常说“全国一盘棋”,所谓全国一盘棋，就是把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因此，有财政部统管全国的财政收支，有劳动人事部统管全国劳动力安排，等等。但是，如果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不能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则大系统的优越性就完全丧失。此时，“整体小于部分之和”。
偏爱大系统也使交流情况更形恶化。决策少不了情报。有决策权，迫使人们去获取情报;没有决策权，对于送上门来的信息也无动于衷。天长日久，很多同志都习惯了无所作为的状态,只有少数忠心耿耿的同志还“戴着镣铐跳舞”。
还应当看到，作用总是相互的。高层控制部门管理过度，仿佛千万条绳索捆住了企事业单位,但它们自己何尝不受牵制呢?原先的想法是，中央部门加强指挥,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往前走;然而真正的结果却是,企事业单位动弹不得,它们对中央部门的作用尤如千万股绳子的合力,使中央部门更是步履艰难。现在财政部门、劳动人事部门作哪项决策不是慎之又慎?慎之又慎的代价是决策缓慢,然而最后决策做出后,总还是漏洞百出。可见，管理过度只会造成"两败俱伤"。
以上是高层控制系统的管理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系统设计方面亦有缺陷,分工不明,科学技术五大方面军不能互相协调。而其中的一大方面军――科学院自身的结构更成问题。
（4）系统设计的缺限――科学院的结构不合理
我国科研力量有五大方面军之说,即中国科学院、国防部门的研究所、工业部门的研究所、高等院校的研究力量和地方科研力量。中国科学院是其中一支重要。但是，它的结构已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
中国科学院是依据苏联科学院的模式建立的,纯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的研究所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的研究所兼备,机构庞大。苏联科学院之所以如此臃肿,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苏联早就把研究所划为三类,科学院属一类,待遇最好,最受重视。苏联科学院原本是小科学院,从事纯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科学研究。后来,想建立具有明确实用性质的新研究所(如石油化工之类)的产业部与科学院系统交涉,建议在科学院系统内建立这些所，它们愿意提供研究经费等等。它们的考虑是，如果成为一类所，便能吸引高水平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来工作。于是，苏联科学院很快变成了-个庞然大物。［18］我们当时“依葫芦画瓢”地学过来，可以说起始就考虑不周。在没有竞争、没有破产危险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机构一经建立,就很难再把它撤销,或改变它的结构,因为不论何种变动都要涉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将顽强地抗拒变革。因此设立任何机构之先应特别谨慎。不过也得承认,当时我国科研力量薄弱，科学院这种结构汇集了精兵强将，对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是,时至今日,这种结构的毛病已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
第一,任一单位总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科学院必然而且应当将课题的学术价值置于实用价值之上。这就从选题上大大限制了有潜在推广价值的课题的数目。学院派必然重论文,重科学范式。在这种价值观笼罩下,许多技术诀窍类的发明,或不是从文献中来的题目(因而往往是在科学范式之外的),在科学院内常常就被视为水平不高的“小儿科”的玩艺儿,而事实上恰恰是这样的成果能产生很高经济效益,最值得推广。如,科学院某研究人员5O年代被打成右派,送到乡下种棉花。他体力不济,无法中耕,发现棉花反而产量高,于1963年悟出了“棉花免耕法”。多年来，他致力于宣传这种方法,一直困难重重,首先在本单位就得不到学术领导支持,还受到同事嘲笑。直到近几年,他的努力才有了反响,许多农民采用此法收到很大成效。
国此,我认为技术科学研究所放在科学院内很不相宜。有人争辩说，贝尔实验室既搞应用研究,又搞基础研究，不也相安无事吗?但要看到,它属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它的归属是产业部门,这就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必然是重实用的。
第二,科学院既是个独立的部门,就必须有别于产业部门的研究单位。既然是研究单位而不是生产单位,那么国家每年只拨给数量有限(与要求相比)的研究经费,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对于技术科学的研究所,这笔钱根本不足以购置它们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等,更不大可能建立生产能力。于是,总地说来,中间试验只好依赖于产业部门。厂所挂钩的形式如此受欢迎,从侧面说明科学院自自身中试力量不足有多少苦衷。
于是新的矛盾产生了。不仅寻找肯合作的工厂很困难,而且研究人员还耽心日后会发生争夺成果权的纠纷。在我国,成果一般是属于单位的,而不是属于个人的,而单位之间对成果权的争夺比国外常见的个人之间对发明创造优先权的争夺要剧烈得多。对于个人之间的事,只要某一方风格样高,不计较,问题就消弭了。对于单位则不同了。既然成果是一个单位研究成绩的主要量度,一个单位若没有成果或成果甚少,似乎就没有存在的权利了。因此,人们为本单位争成果的劲头是很足的。只要这种研究单位无中试力量的局面不变,即使健全了保护成果权的法令,这种纷争仍将大量存在。而人们所希望的是避免纠纷，而不是在纠纷中取胜。
解决这个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的方法只有一条:把科学院内技术科学研究为主的所分出来。要不就别对科学院在技术转移方面提过严的要求,免得使人无所适从。然而,加强技术转移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在1967年对科学机构进行了改组,将科学院系统的应用研究机构的半数移交给各部管理了。［19］
⑤"封建所有制"现象是科学技术进步这一功能系统内的恶性肿瘤
美国学者R.鲍姆认为,中属科技发展的一大障碍是"封建的官僚主义",即领导者把他们指挥的领域看成私有的势力范围。[20]他确实说出了相当一部分现实。然而,与其说是部门所有,地方所,不如说是封建所有更能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与反动性。为什么说是封建所有呢?封建社会里,说起来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土地由各地的达官贵人把持着,"王土"仅是一种名义。我们的国家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但个别领导滥用权力的恶行与封建所有的情形实质上一样。据报载,株洲电子所在技术研究与技术转移方面很有成绩,但由于触犯了该市一位干部的私利,此人便采取种种手段要挟电子所,[22]其行径与封建社会里官吏向商贾阳敲诈勒索毫无二致。又如,科学院某些所想把其成果推广到所在市以外的市县,常常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无理阻挠,它们不允许“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内墙外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吗?)，如果这些单位不服从，以后就会受到刁难。在我们的调查中，有20％的同志认为，部门间扯皮现象是影响成果推广的重要因素，亦可见问题严重性之一斑。
这种封建所有比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还要落后。资本家都懂得，竞争归竞争,生意还是要做的，通过市场可以互利。而我们的一些封建作风十足的官僚主义者却尽干些损人不利自己的事,,似乎纯以行使权力为乐事。
对付这些人，思想教育无济于事，只有靠法律。要健全法制,保护法人的利益,保护科研人员的利益,惩罚这帮人的恶行。这一健全法制的工作已是迫在眉睫了。
2.广义交流障碍
我认为,我国社会中存在着我称之为广义交流障碍的东西,其表现形式有多种多样:过分的保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单位与单位之间的相互戒备;领导对群众封锁真实情形;下级对上级报喜不报忧;相当普遍的缺乏情报意识(既不积极获取情报,也不积极传递情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广义交流障碍,不仅影响着技术转移,也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人们常常悲叹:现在办事真难呐!其共中信息交流难占了相当的比例。
技术转移自始至终都需要交流信息。首先,研究所方面必须知道用户在哪里,用户也必须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技术，交流的渠道必须畅通。某所曾研制出一特种器件，并不觉得特别有用，就搁在一边了。直到几年后,在一次科技成果交流会土,某工业部门的同志看到了展出的这种器件,发现其性能刚好能解决一个使他们头痛多年的问题,如获至宝,立刻与该研究所联系。工业部门的迫切需求促使该所向两家工厂转移了这种器件的生产技术,然后由这两厂向上述工业部门供货。若没有交流会这一渠道,该器件可能至今仍在"睡觉"。可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只有25％的同志反映交流会等中介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见信息交流方面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交流差,课题重复现象就必然严重，对同一题目,不同单位分别研制成功后又互不通气地各自推广,就使所谓"量小面窄"问题更加突出。所谓量小面窄,指的是不少体现高级技术的产品,如精密测试仪器,应用面不很宽,一般只是一些科研单位需要，需求量也不大。这种产品,没必要安排批量生产,因而大企业不屑于接产,而技术要求又比较高,中小企业往位没有能力接产，因此非常难以转移，在1 982年上海科技协作交流会上展出而未能推广出去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成果中，量小面窄的高技术成果占61.5％，是比例最高的。［22］如果交流情况较好,目前披挂上"量小面窄"标签的不少成果就有可能转移出去。
交流差的最根本原因,是市场机制太弱,计划(往往还是科学性很不够的计划)太强,从而缺乏市场竞争。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国营企业,物资与原材料反正由国家物资部门调拨，这些企业只要与物资分配部门打交道就行了。而一些街道企业、乡镇企业却需要派人到处奔波搞材料、搞物资，这就迫使采购员去努力获取有关信息。因此,如果一个小化纤织品厂的精明强干的采购员比当地纺织局、化工局、轻工局的领导们掌握更多的行业情报,那一点也不奇怪。
长期以来没有多少市场竞争压力,又缺乏决策权,人们的情报意识就不会强。现在形势变了,压力逐渐大了,感到交流的必要了,但交流的能力不是一两天内就能培养出来的。
对信息缺乏正确的认识,也是交流差的一大原因。
（1） 不懂得信息是可以分享的。
不少同志受一种糊涂意识支配,他们仿佛觉得让人知道了自己的情况自己就损失了一些东西似的。他们不懂得信息不是-种你有则我无的东西,而是可以而且应当分享的。信息的生命力正是通过交流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狭隘心态的具件表现之一,便是许多单位戒备森严,严重地阻碍了信息的交流。营口市某厂厂长渴求新技术产品,曾旅行各地,到各种研究单位联系接产技术成果事宜。可是在科学院某所他被挡在门外不得入内。后来,该厂又有同志来访问该所,这次不知怎么地溜了进去,恰好碰上了打算推广一种新材料的两位研究人员。双方一拍即合,终于成功地将这种新材料的生产工艺转移了过去。
②不懂得大部分信息是有寿命限制的。
我国保密的东西特别多,似乎奉行了-种"凡是不清楚该不该保密的,以保密为妥"的原则。其实,即使对于真正值得保密的东西,也应当估计一下泄密带来的损失与保密本身带来的损失孰大。这二者的关系在不断地变动着,可人们却经常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于是产生了几乎是永久性的秘密。要知道,大部分信息像机器-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就贬值了。而信息交流基本上是正和博弈,交流双方都获得了一些东西,尔后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竞争。过分保密,则双方都在低水平上长期对峙。
3.个人心理障碍
在我们的调查中,对于"总地说来,您属意不愿意做成果推广工作?"这-问题,大部分人都感到不好回答。因为他们既愿意又不愿意。愿意的,主要是出于"努力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责任感"(占91%),不愿意的,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鼓励政策,从事推广工作既无名,又无利。调查表上原提供了"愿意"、"不愿意"二者择一的选择,可是很多人坚持在两条上都划了钩(占37%)。如果原来就有"既愿意又不愿意"这一选择的话,可以肯定,选这一条的将占大多数。这次调查表明,从事技术转移的人员严重地缺乏积极性。
人的积极性是最可宝贵的。如果有了积极性,交流通道不畅,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去疏导;遇到系统协调方面的障碍,他们会想方设法绕过去。没有积极性,即使技术转移的协议签订了,这些技术转移项目也不牢靠,仿佛建筑在沙滩上的城堡。
人们不愿意从事技术转移的原因可能有：
（1）兴趣不足
好些研究人员认为推广工作不如研究工作有挑战性,因而不愿搞推广(在我们的调查中,有23人明确表示不愿搞推广,其中近5396的人认为"推广工作不如研究工作有挑战性"是重要因素)。反过来，在愿意做推广工作的148人当中,只有10人认为"推广工作有意思",才占6%。
（2）能力不够
推广工作总要接触人,有的同志特别拙于与人打交道,视为畏途。我们的调查表中本没有"不擅长与人打交道"这一可供选择的问项,有的同志自己补了上去,作为"不愿意"推广的第一位理由。
（3）受所在单位轻实用的主导价值观的影响
有些同志更看重名誉而不是金钱。因此,即使对从事推广工作的同志给以足够强的物质刺激,仍有人不情愿干。科学院的不少研究所存在着一种倾向,将副研究员的职称看得高于高级工程师职称,虽然二者地位相同,待遇相同。甚至-些适合于做高级工程师的人也竭力想争取副研究员的职称。因为这些单位的人们习惯上认为，工程师研究水平不高,只能搞一些实用的东西。在我们的调查中,有51%的同志认为搞推广容易被人瞧不起这种舆论压力是影响科技人员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积极性的重大原因。价值观的影响可谓大矣。
④对奖酬制度不满意
从事推广工作,常常需要出差、下厂，比日常工作辛苦得多, 同时又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影响对子女的辅导、教育，等等，理应加强物质补偿。这道理大家都明白,可是由于研究所没有足够的财权,就不敢做"合理不合法"的事。在回答"愿意"推广的被调查者当中,只有17%的人认为物质刺激对自己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见现行奖酬水平是很低的。
⑤ 耽心成果权得不到保障.
如前所述,许多实验室成果必须到其他部门的生产单位去进行中试,这就引入了争夺成果权的可能性。特别是-些技术诀窍类的成果,关键之处可谓一点就破,研究人员对这种成果特别不愿意拿出去。
以上对技术转移的三大障碍进行了简单说明与分析。三大障碍之间是交互作用的。决策权过小使交流可有可无,封建所有制的局面使交流困难重重;交流越难,从事技术转移的人就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打交道、兜圈子绕障碍上,而不能用于创造性的劳动上,于是积极性更加低落;人要是变懒了,再好的系统也变得呆滞起来,就更容易出现不协调状况。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在另一方向上也是如此。由于个人发挥不出积极性,不去想法疏通交流渠道,广义交流障碍就愈显其强大;信息交流越少,系统的运行就像少了润滑油似的,不协调状况就会更加严重;对于个人来说,系统多半为不可控因素,系统越不协调,人们越感到无力扭转乾坤,积极性更低下。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不打破恶性循环,技术转移就不会有大的起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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