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工作如何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作风？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如何加强有计划的宏观调研？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2001年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     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解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乃是开创性地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科技

工作也不例外。

按我的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法，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解放思想，主要是说要勇于尝试过去没做过的事，实事求是，主要是说不要胡来，不要莽撞。

按这8个字来衡量我们的科技工作，应当说在两方面似乎都有欠缺。我个人觉得，在科技管理方面，存在着条条框框过多的问题，即解放思想不够；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存在着不够谨慎的问题，即实事求是不够。

仅举两个例子。按照财政部的现行规定（指2001年的时候），科技部的某些项目只能委托给国家级科研院所来做，不能交给地方院所来做。但是，国家级科研院所不一定科研实力强，有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只不过在其名称中含有“中国”二字，其实力实在不敢恭维。也就是说，恪守财政部的这一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科研经费会打水漂。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能再过分机械地强调单位级别，而应该看一个单位的真实业绩和能力。如果这一看法有道理，科技部似乎就应当设法与财政部商讨，如何逐渐改变这样的规定。财政部并不是什么意见都听不进去的。另外，现在搞科研体制转制，号召一些原来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属地化。那么，类似的规定不改，人们不是更不愿意属地化吗？

我们的科研体制改革，似乎是以一个未明言的判断为依据的，即中国科研院所太多。这种判断好像是以美国为参照系做出的。不过，可以问一下：美国的科研院所真的少吗？据两位专门以实验室（LAB，相当于我国科研院所）为研究对象的美国专家估计：在美国，雇员人数为25名以上的各类实验室有15000至16000家。如果这么比，我国13亿人口，8000多个研究所并不算多。问题是：研究所的科研绩效怎样，出不出活？如果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所太多，而是它们的科研绩效太低，则科研体制改革的根本思路就会与现在不一样。

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实事求是，都离不开扎扎实实的信息基础工作。因为，解放思想，突破前人，你得知道前人做过什么。否则，重新发明车轮，还可能会自鸣得意。实事求是的“事”字，就是把现状弄清楚，否则，决策就缺乏依据。而我们很多同志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忽视了弄清基本事实。我曾参加一个微电子技术发展战略的课题。有些专家提出，我国不妨以IC设计为突破口。在讨论中我问道，那么目前我国到底有多少IC设计人才呢？课题组中有许多专家，包括IC设计第一线的专家，但没有一位专家能估计得准，而且，他们的估计数字相互之间差异很大。那么，如果盲目地提以IC设计为突破口，提法可能是对的，但可能根本实现不了，因为人力基础太弱。

二、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

无论哪一种创新，都不能单纯以“新”为评价标准，好像只要是新东西，总比老的好，而应该以对社会制度以及管理制度、科技前沿领域和理论思维模式的发展方向与潮流之认识与把握为依据，符合发展方向与潮流的“新”，才是可取的。为此，前瞻性研究至关重要。

这里只谈谈技术前瞻问题。技术前瞻在OECD许多成员国家都十分风行，尤其是英国。在欧洲一些国家，不仅有国家层次的技术前瞻，还有地区层次的技术前瞻，前瞻视野相当远。因为大家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不愿意被动地被技术潮流推着走，想尽可能地掌握主动。美国原来的技术评估局（OTA）在技术前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不用这个词）。美国国会撤消OTA后，科技界一片哗然，他们一直在为恢复这个机构或这样的功能拼命努力。最近，OTA前主任、前总统科技顾问约翰.吉本斯还在SCIENCE杂志发表文章，呼吁布什政府充分重视技术预测与分析工作。他具体建议说，不妨考虑在国会研究服务部（CRS）或国会审计总署（GAO）内增设原来OTA的功能。

 多年来，我国科技管理部门在编制科技规划和中长期科技计划的过程中，做了一些技术预测工作，但力度不够大，展望视野不够远。我们常说，在21世纪中叶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这个目标意味着什么？那时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排第几？那时的能源结构会是怎样？我们目前的能源科研力量部署是与未来理想能源结构相符呢，还是背道而驰？等等。我们目前还不大提这样的问题。在新形势下，我们需要加强技术前瞻及其他科技相关领域（如政策、管理）的前瞻活动。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有着为科技规划工作提供信息服务的优良传统。在80年代，我所在全国率先开展“2000年的中国”预测展望研究，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接过这个题目，开展了力度更大的研究。但本所研究人员自己做的“2000年的中国”报告也是相当有水平的，被美国军方译成英文，作为其技术预测课程的参考教材。我所有信心在新时期里发扬这个光荣传统。

三、如何加强有计划的宏观调研

关于有计划的宏观调研，第一条就是硬性安排出一些时间，用于讨论宏观问题。否则，领导同志日常事务太忙，确实没有时间思考宏观问题。

第二条，科技部的某些管理方式需要改革，该放权的地方要放权，这样领导同志才会相对空一些。目前，在包括科技部在内的很多政府部门当中，处级领导的财权似乎很小，没有或很少有签字权。那么，光是财务签字这一件事，就会牵扯司级领导一定的精力。本所改革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加强二级管理，所领导比过去更信任基层领导，处级干部可以在不超过5万元的财务单据上签字，这就节约了所领导很多时间，也提高了基层的工作效率。我最近在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接触中得知，他们的局级领导一般也只有不超过10万元的签字权。超过10万元，需要基金委领导签字。这么不放手，领导被栓在小事上，就无暇顾及大事。

第三条，需要有为宏观调研服务的组织机制。科技部办公厅成立了副局级的调研室，奠定了初步的组织基础。本所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都可从不同侧面为宏观调研提供支撑。我们基层同志非常乐意提供这样的服务，把提供这种服务看作是荣耀的事。但是，对提供这样信息支撑服务的单位，应当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不要让他们自谋生路。全世界各国提供决策信息支持的机构，都不必担心经费，只要一门心思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即可。典型的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会研究服务部，主要为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服务的科技政策研究所（STPI），欧洲委员会下属的合作研究中心的前瞻技术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ospective Technology Studie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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