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视角看知识管理

武夷山

近年来，国内外都很热衷于“知识管理”的概念，这方面的书和论文很多。在我看来，对“知识管理”保持清醒头脑的学者，无过于Steve Fuller。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1959年生于美国纽约，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和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学习，1985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任英国达勒姆大学社会学和科学政策教授，1998年起任英国沃里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富勒的研究成果体现在他的多部专著和发表在《社会认识论》等刊物上的一系列论文之中。他已出版的论著包括《科学认识论》(1988)、《科学哲学及其不满》(1989)、《哲学、修辞与知识的终结》(1993)、《科学》(1997)、《托马斯．库恩我们时代的一种哲学史》(2000)、《科学的统治：开放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未来》、《知识管理的基础》(2002)、《库恩对波普尔科学精神的争论》(2003)、《知识分子》(2005) 等。他也对“李约瑟问题”进行过研究。

他在2002年发表的专著《知识管理基础》（Knowledge Management Foundations）中指出：

F．Hirsch1977年发表了《社会的增长极限》一书（参见本人《学历的贬值》一文，见（http://www.stimes.cn/m/user_content.aspx?id=24039）），在书中提出了“地位物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古玩属于地位物品，知识也属于地位物品。对于此类物品，拥有它的人越多，它就越不值钱。

知识管理运动其实可以视作知识在经济中的地位不断退缩的一个最后阶段――原先，知识是第三部门的一个公共物品，现在将知识视作资源，它就同初级部门的矿产品差不多了。

回顾一下历史，重视知识是否一定带来了益处呢？西班牙曾经将从美洲大陆新世界弄来的财富毫不吝惜地撒向大学系统。1600年，西班牙已经建立了32所大学（德国直到1900年才建立了这么多大学），3％的男性人口都上了大学（美国直到1900年才达到这个比例）。可以说，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个知识社会。那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要想进入关键的国家管理岗位和教会管理岗位，都需要有博士学位。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包括著名文学家、《唐吉珂德》的作者赛万提斯。

由西班牙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将一项花费看作投资还是消费，就看人们对回报的认识。（博主：例如，我交学费读书，是为了在拿学位后找到好工作，那就是投资；我买了古代名人书法真迹挂在墙上，是为了与古人神交，或是为了向客人炫耀我是风雅之人，而不是为了在行情看好时将书法作品出手，那就是消费。在知识上的花费是属于投资还是消费，并没有绝对的答案。）

知识为什么能生产出价值？价值的三个潜在源头分别是：租金、薪金和利润。Fuller分别从参考系、认识论、知识的目标、劳动力市场战略、知识编码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它们对知识产生租金、薪金和利润的影响。例如，对知识进行编码后，能够增加租金的水平，这是因为编码后能够把知识技能（Craft）解释得比较清楚了；知识编码与薪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科学家的薪金主要靠缄默知识，一般的知识编码对于缄默知识是无能为力的；知识编码反而减少了利润，因为知识编码相当便宜地替换掉了craft。

博主：投资于知识是否一定能带来期望的回报？我们既可以看看当年的西班牙，也可以看看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知识管理是否一定给从事知识管理的组织带来效益？如果对知识产生价值的三个潜在源头没有深刻透彻的认识，也难免南辕北辙。

我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简单介绍几点，最好认真阅读一下他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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